作者：刘致昕 授权方式：CC BY-NC-ND (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禁止改作) 3.0 台湾 原文地址：http://bit.ly/2yy4DrM
实践开放政府，公私协力的形式有太多可能，在拥有 2100 万人的墨西哥市，他们成立了一座由艺术家、建筑师、程式设计师、历史学家等组成的 20 人实验室，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大胆试验，fellowship（政府创新协力计划） 计划是他们的实验之一；下一步，他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支持公民科技创新的风险基金，以官方的资料、多元的人才组成，加上公益投资的基金，挑战公私协力的想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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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全球前十大城市，墨西哥市。它是一座 2100 万人的城市，其中一些市民拥有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另外一些市民，住在名列世界十大贫民窟之一的穷人区。
不只是贫富差距大，这里也非常年轻，14 岁以下的市民就超过 500 万人，他们的教育跟着成了挑战。太大的城市，连通勤都是麻烦，每个市民平均每天花 1 小时又 21 分钟通勤，其中有 6 成是搭合法及非法的巴士，每天约 1400 万趟。还有数位落差，公立学校的孩子，超过 6 成没有机会使用电脑； 2100 万的总人口中，只有 500 万人有智慧型手机。 这样的一座城市，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被放大，而当谈到开放政府、推动公私协力的文化改造，墨西哥市要面对的，是一台拥有 28 万公务员的政府机器。 在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中，墨西哥贪腐程度跟西非国家马利、以及菲律宾相同。一项全国的民意调查指出，5 成民众觉得墨西哥没有真正的民主。国际透明组织 3 年前的调查中，七成五墨西哥民众认为贪腐迅速蔓延，政党、警察正是收钱的主角。 以上，是强调改革、人民至上的墨西哥市长 Miguel Ángel Mancera，2012 年拿下 63％ 选票后所面对的处境。他的处方，是设了拉丁美洲第一座城市实验室 Laboratorio para la Ciudad。
这是一场为期 6 年的实验，就连领导者的任命，也令人惊奇。2013 年，市长 Miguel Ángel Mancera 公布实验室的领导人选，是拥有作家、纪录片导演、策展人身分的 Gabriella Gomez-Mont。“我们其实研究了几个月，最后决定要成立一座实验室，像是一座智库，目的是要想像一个以都市跟公民科技为主题、追求创新的新政府部门，该是什么样子，”接受 g0v.news 越洋专访时，Gomez-Mont 开门见山地说，“就是要创造一个够前卫、进步的文化。” 实验室至今运作 3 年半，共 20 位成员，平均年龄跟整个大墨西哥市相同，29 岁。有一半来自于政策智库背景，包括都市规划、公民科技、开放资料、法律等；另一半，来自文化创意产业，如电影、艺术、历史等，“他们很多人，都是社会运动出来的，”Gomez-Mont 强调。
实验室运作的方式与一般政府单位不同，公私协力、外部人才进驻就是日常，包括巴黎设计师、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创办人，都来“驻村”过一到数个月不等。Fellowship 计划也是直接请 Code for America 团队为其量身打造，其他包括 NGO、新创公司、学者等，都是座上宾，“最重要的，是市民。”Gomez-Mont 声称在实验室内，讨论、加入运作、监督，甚至只是好奇的市民，是实验室的日常。
20 个正职人员，全都按照专案需求，自由地邀请民间单位合作，这样的弹性跟自由度，跟实验室的财源有很大的相关。实验室不全然由墨西哥市的预算支持，还有专门投资公民科技及公益创投的 Omidyar Network 跟 Hewlett Foundation 注入资金。 这一切需要弹性跟自由，因为“我们在寻找的是创造鼓励机制的方法，长期而言，要给公务员改变跟冒险的动机才行，”Gomez-Mont 说，墨西哥累积长久的政治氛围，制度以防弊为主，有许多的惩罚制度，却没有鼓励公务员的机制。
除了示范冒险，实验室里 20 个成员，也在急须改变的公部门跟极度不满的民间之间，当转译者跟缓冲器，希望用成功的案例，拉近政府与人民的距离，重建信任。
转译者，指的是他们透过大数据的挖掘、民意的调查，找出社会的需求，然后用新的方法解决，为公部门打造新的解方跟服务。第一次 fellowship 制度的引入便是一例，6 个 fellows（协力黑客） 透过一连串训练之后，将文化、数位解方带入五个主题，并跟公部门共同开发出新型态的公共服务。（见左图）
巴士路线图是另外一例，拥有 2100 万人口的大墨西哥市，有超过 1500 条合法与非法经营的公车路线，该怎么做出一个公车路线图呢？实验室抛出的答案竟是手机游戏。实验室与其他 14 个公私部门、共 34 人组成小组，游戏设计师、工程师、数据应用专长的团队，和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工作，开发出的手机游戏使用 GPS 定位，即时变动每个区域资料的“价值”，同时鼓励使用者搭上巴士后，透过传回的位置数据累积点数，并且即时的按照数据量的多寡，为较少人去的路线加权得分。进行两周，共有 3594 个市民下载了游戏，成功回传 2632 趟车程的位置数据。墨西哥交通部门从来没有对于公车路线，拥有如此明确、大量的数据。 实验室也是缓冲器。 作为实验室，对于每个专案并没有具体硬性的目标需要达成，摸索的空间比既有政府体制内的公务员要大，市长上台后，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由群众共同决定城市新宪法。 没有前例可循、全都是全新的尝试和设计，从早期专家的选定，到第二阶段百位制宪代表的选拔，以及后续各条文的线上辩论等，过程中遭遇批评与质疑不断，但实验室也不断摸索每种公民参与、云端协作工具的应用。至今已有超过 50 万人次，参与不同议题的公民讨论和意见表达，带来正面意义。虽然最终结果还不确定，是否能如市长承诺的成为“一部前所未有、进步的、具代表性的法律文件”，但过程中市民与公部门建立的互动关系，在超过 7 成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墨西哥，已是一种尝试。
Gomez-Mont 坦承，实验室的时间不多，6 年之中要让 28 万人的政府机器走向新文化，是极度困难的任务，但靠着专案的示范作用，其他政府部门已经开始主动发起专案，并向实验室要求指导协助，更有基层政府人员主动提出被忽略的社会问题，要实验室进一步的协助。
“我们马不停蹄地一直做，希望能启发整个政府，并且尽可能地在过程中让不同部门的公务人员参与，越多越好，”Gomez-Mont 说。
但这样的架构当初是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诞生，政治因素是其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却也可能是隐忧。 长期而言，“我们正在找寻可能性，让自己成为一支风险投资基金”Gomez-Mont 表示，实验室是在市长办公室之下的特设单位，但未来希望透过财务独立，找到新的财务架构后，可以让实验室摆脱公部门核销问题，同时保有实验室的本质，继续让政府得以冒险。 如此新型态的政府部门，在问题丛生的墨西哥政治中，会是解方还是创造更多问题？可行性多高？只能待时间解答。但能确定的是，在成立 3 年半后，拉丁美洲随之出现的“城市实验室”已经超过 10 个，在改变 28 万人的政府机制之前，启发，已在其他国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