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娜·德·西莫尼 在都灵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她是卡利亚里大学所主持的意大利国家研究项目“智能城市治理”的研究员。她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都市智能化”过程，围绕三个主要问题：都市化过程中数码技术的作用，都市经济积累中的主体性生产和新范式生产。她于米兰比克卡大学的“批判社会理论硕士班”任教，与巴黎“以太邦”出版社合作，她也参与多个欧洲的政治讨论平台。
Simona de Simoni graduated as PhD in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X with a thesi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ace of Henri Lefebvre. Actually, she is research member of the italian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Govering the smart City” hosted in University of Cagliari.Her current researchinterestsarethe process ofthe “urbansmart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y articulate around three mains issues: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new paradigms of urban economic accumulation. She teaches at the “Mast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 she collaborates with the publishing house “Eterotopia” of Paris and she is also engaged in various platforms of political debate in Europe.
列斐伏尔丰厚而原创的智性活动横跨整个20世纪，由此他钻研出一个极其有趣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核心是相互纠缠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他将其构想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的社会构作（social articulation）。列斐伏尔的特点是以“感性进路”切入现实，他最感兴趣的是生活与社会的显微学维度：结合了尼采的活力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视角，列斐伏尔试图编织分析社会生活的“零海拔面”——都市环境中的日常性——的理论网格，从而揭示社会的社会再生产之“神秘”，构造转变之可能性的政治本体论。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列斐伏尔提出了都市性这个原创的、预想的概念，它是出现于工业时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构型，是生产与社会组织的新秩序。通过提出批判性的都市研究视角和一些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学方向，列斐伏尔强调都市化过程既是构造后福特式积累的重要因素，也是组成新的政治集体主体性和民主实验的潜在力量。在今天的全球化视角下阅读列斐伏尔，将有助于我们细致阐发当前状况的系谱，分析实际的都市爆炸和其中的矛盾。
Through a rich and original intellectual activity that cross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nri Lefebvre elaborated a very interesting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core of this program there are the interrelated conceptions of space and time which are conceived as the fundamentals social articu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haracterized by a sort of “sensitive approach” to the reality, Lefebvre is mainly interested at the micrological dimension of life and society: combining a vitalistic influence of Nietzsche with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 he tries to elaborate a theoretical grid to analyse the “ground zero” of social life – the everydayness in urban context –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ystery” of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society and to formulate a political ontology of transformation possibility.
With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 Lefebvre proposes an original and anticipatory concept of urbanity as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 of capitalism emerging after the industrial age, as a new order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Forthcoming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urban studies and some orientations of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Lefebvre underlines the prominent role of urbanisation process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a post-fordist regime of accumulation and for the potential formation of a new political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and democratic experimentation. Reading Lefebvre today – namel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 can be very useful in order to elaborate a genealogy of the present and to analyse the actual urban explosion and its contradictions.
希姆娜·德·西莫尼博士演讲
时间：2017年11月11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翻译：彭婉昕
校对：宫林林、卢睿洋
编辑：李佳霖
列斐伏尔是一位兼收并蓄、不知疲倦、充满激情的思想家：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生涯，共撰写了60多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发表过数篇评论。他跨越了诸多学科，进行了许多理论和政治斗争。其一生都以深度的政治参与及改变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为特征：从早期接触文艺先锋派， 1924年与知识分子皮埃尔·莫兰格（Pierre Morange）和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以及乔治·波利策[G. Politzer]，乔治·弗里德曼[G. Friedmann]）创立团体“哲学家”（Le philosophe），到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间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从1950年代强烈批判欧洲共产党的“斯大林化”（Stalinization）进程并于1958年脱离法国共产党，到他对1968年的法国社会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列斐伏尔生命历程的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定位和重新定位。一以贯之的是，他的理论作品是由最纯粹的哲学激情所激发的：对真实的惊叹——我们所说的真实并非形而上的真实，而是社会和历史的真实；男人和女人的活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生命的生命”——这些就是列斐伏尔终其一生试图理解的“奥秘”。
列斐伏尔无疑是一位非正统思想家。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未英译的长篇自传体采访〈误解之时〉（Le temps de méprises）中，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边缘人”和“野蛮人”。玩味着家乡的多山环境——他虽在巴黎度过大半生，但他其实来自比利牛斯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阿热特莫（Hagetmau）——列斐伏尔以一种空间隐喻用来描述他对社会现实的特定观察视角及分析。事实上，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中，边缘——外围——被认为是一个转换的空间，是一个过往消失、新事物成形的地方。因此，边缘隐喻着一种观察和思考的方式：例如，列斐伏尔正是从边缘出发来描述城市爆增的动态及都市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边缘是一种带有政治导向的“目光转移” （gaze displacement）。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列斐伏尔故意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野蛮人”：一个与现代哲学传统格格不入的人。
由这种专注、狂热、挑衅的思维方式出发，列斐伏尔走出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路线，其特点是同时包含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元素，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间，这条轨迹呈现为一个丰富的研究计划。在此我运用“研究计划”（research program）这一说法具有确切的认识论意义，暗指的是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20世纪欧洲最有趣的科学哲学家之一）的科学哲学。对拉卡托斯来说，研究计划是由一组共享某个“硬核理论假设”（hard cor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的理论来定义的，这些理论可以发展、可以扩散。研究计划并不是某一假设的连贯发展，而是声明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核心假设，并向多种研究方向发展。那么，简单地说，研究计划是一种理论生产工具，其特点在于开放性，以及连结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种认识论模型有效地描述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实际上，从“空间的社会生产”这一硬核理论假设出发，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不同研究方向都仍有发展的可能。我在这次会议上演讲的目的是展示列斐伏尔研究计划的起源，讨论其环节，以及指出一些与今天特别相关的内容。
1974年，列斐伏尔的经典之作《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在法国出版，该书于多年后的1991年被译为英文。列斐伏尔在书中宣称，他的意图是将“对空间事物（things in space）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化为“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一种思维方式——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界定了列斐伏尔的研究计划，同时强调其基本参考是马克思哲学。事实上，即使受到不同理论来源的影响，列斐伏尔的研究计划仍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下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展示列斐伏尔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系。
如果用一个笑话来总结这个问题，那就是列斐伏尔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却更具争议。事实上，列斐伏尔提出重读马克思的书信，意在解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马克思著作的神圣化。他鼓励对马克思的“整体阅读”（integral reading），这并不是作为文献学研究，而是通向马克思理论的政治性路径，或者，正如他于1969年发表在《人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杂志中的檄文《阿尔都塞的悖论》（Les paradoxes d'Althusser）所写，这是“战略性的阅读”。“整体阅读”这一概念——根据列斐伏尔的方法——关联着文本与语境的整合、理论与历史社会脉络的互相依赖，列斐伏尔认为这比文本或理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这样才能阐发出他所谓“活的马克思主义”。
“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列斐伏尔在他1959年出版的大型思想自述《总和与剩余》（La somme et le reste）中首次使用，该书至今还未翻译成其他语言——指涉列斐伏尔提出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重要面向：一方面指理论活动与生活经验相结合，拒绝将理论视为一种独立的或凌驾于人类活动之上的领域——正如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的马克思主义”亦指有必要在最细小的尺度上理解生活的社会维度，以及对日常生活进行唯物主义分析。
列斐伏尔哲学最重要目的就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理论和政治分析，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原创的一个面向，也是他的作品与同时期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区别之处。事实上，列斐伏尔认为阿尔都塞是一种僵死而纯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而萨特则是在解放的观念下对日常生活持先验怀疑的例子。青年时期，列斐伏尔与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共举的祈使句口号“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e），经过他思想的逐步巩固，成为一个邀请，让人们从唯物和微观的视角出发，以政治提案对日常生活具体领域的影响来评判它们——乃至是共产主义提案。这一视角使列斐伏尔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经验持极度怀疑的态度，并于1958年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那么，正如我所指出的，生活议题——从界定了微观政治分析视角的意义上说——是列斐伏尔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主题，而且如同我将试图说明的那样，它也是其研究计划构建的起点和平衡点。事实上，他的研究计划的理论核心得到了巩固（连贯起来），是由于生活问题与空间问题相交起来，而这又发生在欧洲的福特主义都市规划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功能主义的生活组织方式与战后城市扩张相连，成为将社会再生产整合进生产系统的主要政治手段，同时功能主义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全球重组的工具。接下来我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945年到1975年是欧洲经济发展所谓的“光辉三十年”，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人口大约增长了200万。在此背景下，列斐伏尔认为住房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新的住房模式和人类聚集形式不断涌现，他意识到一个特殊的政治学本体论，它把“居住”（dwelling，法语habiter）这一复杂实践转变成“居所”（habitat）这一抽象概念。实际上，由于五十年代的所谓“新城市”（villes nouvelles）建设——列斐伏尔曾于1960年对工业城市莫伦克斯（Mourenx）进行调查——以及法国各大城市中激增的大型集合住宅群（Grand Ensemble），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去殖民化和快速都市化进程背景下，建筑和都市功能主义成为管理大型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消费、转型、移民现象的主宰模式。
位于马赛的Rouvière区（第9区）由XavierArsène-Henry设计的集合住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阐述的功能主义建筑和都市空间概念的核心是试图将工业生产效率的原则应用于建筑的、都市的知识和实践。根据列斐伏尔的研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50至70年代间欧洲最重要的城市规划（例如1958年和1967年巴黎的两次都市规划）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逻辑扩张至整个社会，方式则是生产抽象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和社会时间（social temporality），列斐伏尔将二者分别称为“居所”及“日常性”(everydayness)。
在此框架下，列斐伏尔将勒·柯布西耶提出的“居住机器”（la machine à habiter）这一功能主义概念视为一个涉及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的生产过程的象征。为了强调这一主题在列斐伏尔研究计划逐步构造中的理论相关性，具体可以参考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或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machinery）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话，马克思解释道：“机器绝不是作为个体工人的劳动资料出现的”，恰恰相反的是，“机器是作为最合乎资本的需要的形式出现的”。他还补充：“劳动资料发展成机器并不是资本的偶然时刻，而是对传统的、可继承的劳动资料的历史性重塑，使之成为一种适合资本的形式。”
在批判“居住机器”的过程中，列斐伏尔似乎参考了马克思的那几段文章，与马克思的论点形成了一种不完全的类比：实际上对列斐伏尔而言，居住机器变成了“最适合资本的形式”的表达，也是资本主义历史性重塑的象征。列斐伏尔认为，福特主义的都市化带来的社会高度工业化将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转型的临界点，他将其描述为从“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过渡到“都市时代”（urban age）。在进一步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之前，先深入探讨列斐伏尔对社会高度工业化的诊断是很重要的。
正如我所主张的，列斐伏尔认为功能主义象征了一种涉及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生产过程，并且建立在资本主义逻辑扩张至日常生活各层面的基础之上。列斐伏尔将这种扩张动态定义为“生活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life）——将“日常性”（everydayness）转变为一种抽象和标准化的生活的社会形式。实际上，列斐伏尔将“日常”（everyday，le quotidien）与“日常性”（everydayness，la quotidienneté）区分开来，前者的含义——显露出尼采活力论的强大影响——是一种关于现实（the real）可能的持续转变的本体论来源；后者是资本主义对生命的吸纳形式。
日常性这一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对生活的吸纳，与现象学概念“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本体论概念“日常”（Alltaeglichkeit）有着显著的区别。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日常性并不描述个人经验的框架，而是描述因一个特定抽象化过程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的社会再生产结构。为了解释这一点，列斐伏尔运用由黑格尔提出、最初为马克思所用的“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这一概念来阐述抽象劳动理论。1971年，列斐伏尔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中表示，“在日常性中，具体变得抽象，而抽象化这件事也变得具体了”，由此他间接提到马克思于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写的劳动，也就是说，由于生产的特定历史条件，劳动变成了一种抽象经验。
从这一理论视角，列斐伏尔认为日常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再生产领域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历史结果。他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D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该书于1968年在法国出版，无英译版，他陈述道：
很显然，人总是有吃饭、穿衣、居住、制作东西、再次生产因消费而消耗掉之物的需求，但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只要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世界尚未确立，日常性的领域便尚未存在。
因此，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日常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更准确地说，透过生产功能主义居所，工业逻辑扩及社会再生产并与日常性同步了。实际上，日常性之抽象化源于动作和活动的不断重复——如同生产线上的重复：上班、回家、在购物中心购物、去公园、带孩子们去上学、周末见见朋友，诸如此类。所有的生活节奏都适应于生产系统的节奏。列斐伏尔与凯瑟琳·里格里尔（Cathérine Regulier）合著的〈节奏分析计划〉（The Rhythmanalysis Project）一文1999年首次被译为英文，刊登在期刊《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上，列斐伏尔于此文中表示，抽象的、定量的时间塑造了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隶属于劳动空间的组织方式” 。在1992年的《节奏分析元素》（Elements de rythmanalyse）中，列斐伏尔进一步探讨了同样的问题，他指出：“日常不断形成，创造了时间需求及运输需求，简言之，创造了一种重复的组织方式”。空间生产和组织使后者成为可能。
此外，在这个框架下，列斐伏尔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社会异化的激进化。列斐伏尔高度认同情境主义国际，特别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将异化当作一种“空间化现象”来分析，其特点是休闲场所的激增——如咖啡馆、主题公园、旅游景点等——这种不断整合的过程就是他所说的“放松的意识形态及技术性”。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这象征着在逃离重复的欲望和资本主义对生命的加强吸纳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张力。
通过对日常性的分析，列斐伏尔得以对社会做出综合的诊断，他的兴趣从工厂转移到城市空间，从而为空间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正如我所说的，尤其是对功能主义空间生产与日常性的生产之间关系的密切审视，可说是列斐伏尔研究计划的理论实验室，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过程中的空间及空间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社会生产做出一般性的理论假设，他的理论实验室轮廓分明起来。
在他的巨著《论国家》（De l’État）——该书共分四卷，1976至1978年间相继于法国出版，近期由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斯图尔特·艾尔登（Stuart Elden）编辑的英文读本《空间，国家，世界》（Space, State, World），仅翻译收录了其中部分文章——第四卷中，列斐伏尔观察到“在习惯性的政治反思中，奇怪的是空间竟然是无关紧要的，（也因此）政治思想及其对现实的阐释都一直如空中楼阁。”思想如“空中楼阁”的意象让人想起马克思对哲学的著名批判及其后来为使哲学双脚落地而做出的努力。列斐伏尔似乎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他详细阐述了一种空间化的政治思想，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思想意味着“从空间出发重新考虑经济，包括物流、储存、流动和稳定因素，简言之，将（经济）作为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重新思考）。”试想近来全球的经济转变，例如全球化物流企业出现并成为当前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板块之一，列斐伏尔的提法便显得相当惊人。
根据列斐伏尔的理论，从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角度重新思考经济，意味着分析三种各不相同却同时发生、互相关联的空间生产过程，即物质的、认识论的和象征的过程。事实上，列斐伏尔结合不同的理论来源，区分了“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s，产生有形的可感空间）、“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产生从科学上认知的空间）和“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产生生活空间）。在第一部分 “空间实践”中，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设施生产，如房屋、街道、机场、边境等；在第二部分“空间表征”中，他提出对空间及其与权力的关系的科学构想（例如将工程学、都市规划及建筑作为空间治理的工具）；最后，在第三个部分（表征空间）中，列斐伏尔指的是依赖生活经验的空间意象，例如，复杂的过境体验中的边界，或与创伤记忆相联系的某个地方等。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的生产意味着这些通常互相冲突的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列斐伏尔从这一空间生产理论出发，分析了农村、工业和都市的社会空间组合及其与资本主义创造和扩张的关系。事实上，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将空间定义为一种社会产物也意味着承认其历史性。但是，我们不能将空间的历史看作一种线性演变，而必须将它看作一种“形态分层”（morphological stratification），在这种分层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一种复杂且持续相互转换的关系共存。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性”是共时性（simultaneity）的领域，也是元素共存的领域：农村和工业在都市中依然存在，但它们都已被彻底地改变了。
在列斐伏尔最有名的著作《接近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1968年于法国出版）和《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1970年于法国出版，2003年首次英译）中，列斐伏尔将“乡村”、“工业”及“城市”的“空间时代”，描述为“领域”或 “大陆”，每块领域或大陆都有其自身的“思考、行动和生活的方式”。例如我之前所说，“工业”的性质取决于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及所有生命领域一连串的标准化。相反，“乡村”的特点是与空间存在一种质的关系，因此是对现实的一种精神性——魔法或宗教的——再現。
在这个框架中，列斐伏尔认为从工业空间时代到都市空间时代的过渡是一个临界点，将一种彻底的不连续引入了社会空间的历史中。事实上，都市被认为是一种“爆炸”和“内爆”的现象：一方面是都市化进程的爆炸及其特有的无止境的外围延伸；另一方面，过度集聚的新中心不断整合。列斐伏尔称之为“都市革命”的，并不是简单的形态转变，而是社会结构的彻底重建。列斐伏尔认为，在临界点上，它颠覆了工业化和都市化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都市化进程，工业化程度成了次要的。
列斐伏尔在“进步—倒退”的理论框架下描述工业化和都市化间的相互作用，他用这一方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后者的分析，资本主义是演进程度最高的社会结构，分析它也就解释了之前的社会结构。列斐伏尔的都市概念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所写的：“在所有社会形式中，有一种特定的生产凌驾于其他生产之上，其生产关系决定了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并对它们施以影响。它像一种普照的光，笼罩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它们的特点。它像一种特殊的以太，决定一切显露出来之物的重量。”
列斐伏尔的都市概念可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以太”，即“一种凌驾于其他生产之上的特定生产”相比较。事实上，列斐伏尔认为都市化进程是一种复杂的、质的社会变革。因此，在他看来，它也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可以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政治组织。“都市革命”的表述确实既表明了一种分析视角，也表达了一种政治的观点。
列斐伏尔深受1968年法国社会运动的影响，更广泛地说，深受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社会斗争的影响。他注意到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开始出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大相径庭，这一主体肯定需求和欲望的多样性。在此背景下，他声张“接近城市的权力”，这不是一种回归传统欧洲城市的怀旧想法，而是一种 “对焕然一新的都市生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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