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論的藍圖：信息主義、網絡和網絡社會

文 / Manuel Castells
翻譯 / 黃孫權
校編 / 鄭葉穎

英文版來自 Manuel Castells(2004).Informationalism,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 theoretical blueprint in Manuel Castells.(2004).ed.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pp3-45),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譯註：本文可視作 Manuel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三部曲的理論框架摘要與總結。其對知識對象有清晰分析，不同於坊間的信息社會、知識社會之用詞，充斥著不假思索的進步式神話。也直指意識形態者，或將技術視為一切之哲學幻想的理論謬誤。本文也可以銜接上他在2009年出版的 Communication power 一書的觀點與思考。翻譯不另作腳注說明，相關的理論與歷史知識待讀者自行補充。唯有一點，communication 在本文是核心關鍵字，我在翻譯中文時的選擇是：若指的是一般技術，翻譯成通訊；若指的是技術與人、與社會的接觸，翻譯成傳播，指人與人，團體與團體間的接觸，翻譯成交流、溝通，視文中脈絡而定。粗體字為英文版中的斜體字。特別註明。

網絡社會是由基於微電子的資訊和通訊技術所驅動的網絡構成的社會結構。所謂社會結構，在我的理解中指的是人在生產、消費、再生産、經驗和權力關係中的組織安排，經由文化編碼產生有意義的交流。網絡由相互連接的節點構成，節點是網絡曲線相交的點。網絡沒有中心，只有節點。節點對網絡的重要性可能各不相同。節點通過吸收更多相關信息並更有效地處理這些信息來增加其對網絡的重要性。一個節點的相對重要性不是來自其特定的特徵，而是來自其對網絡目標的貢獻能力。然而，網絡的所有節點對網絡的運行都是必要的。當節點變得過剩或無用時，網絡傾向於重新配置自己，刪除一些節點並添加新的節點。節點只作為網絡的組件而存在和運作。網絡是單位，而不是節點。

「傳播網絡是在時空中，通過資訊流動在傳播者之間所創造出的接觸模式」（Monge and Contractor, 2003: 39）。因此，網絡處理資訊流動。此流動是在各節點間連接的管道循環的資訊流。網絡是由賦予網絡目標和運作規則的程式所定義的。這個程式由包括績效評價和成功失敗標準在內的代碼所構成。要改變網絡的結果，必須從網絡外部安裝一個新的程式（一組相容的代碼）到網絡中。網絡彼此之間可以合作或競爭。合作是基於網絡之間的溝通能力，這種能力取決於是否存在著網絡間的轉譯和通訊協議（protocols of communication），以及是否能夠接入交換器（switches）。競爭則取決於通過更優越的績效或合作能力來勝過其他網絡的能力。競爭也可能採取破壞性形式，干擾競爭網絡的交換器，和/或干擾其通訊協議。

網絡運作依循二元邏輯：包容/排斥。在網絡內部，節點之間的距離趨近於零，因為網絡遵循小世界特性的邏輯：它們能夠透過共享通訊協定，從網絡中的任何節點連接至整個網絡和相通的網絡。網絡內部節點與網絡外部之間距離則是無限的，除非改變網絡程式，否則無法獲得存取權限。因此，網絡是自我重組的、複雜的通訊結構，要確保目標的統一性，同時藉由適應運作環境的能力，在執行上保有彈性。

然而，網絡並非專屬於21世紀社會或人類組織。網絡構成了生命的基本模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如此。正如弗里津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寫道：「網絡是所有生命共有的模式。只要我們看到生命存在，就會看到網絡」（2002:9）。在社會生活中，社會網絡分析者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社會互動和意義生產核心的社會網絡動力學，形成了一種系統性的傳播網絡理論（Monge and Contractor, 2003）。此外，就社會結構而言，考古學家和研究古代文明的歷史學家曾有力地提醒我們，歷史文獻說明了網絡作為社會的骨幹是無所不在且相當重要的，即便是數千年前地球上最先進的幾個古代文明區域亦是如此。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全球化的概念轉移到由當時可用的運輸技術所決定的古代世界地理上，在古代就存在著某種全球化，因為當時的社會賴以維生、獲取資源和權力，都依賴於將其主要活動與超越其本地範圍的網絡相連接。（La Bianca, 即將出版）

對照實際的歷史紀錄觀察與主導社會進化的觀點，後者聚焦於另一種組織型態：垂直整合資源和權力主體的階層官僚體制，是社會菁英有組織權力的表徵，並由神話與宗教合法化。這是因為歷史和社會的分析往往建立在民族中心主義之上並為其辯護而產生的扭曲視野，缺乏學術上對多元文化世界複雜性的探究。但是，我們對歷史再現中對網絡在社會結構和動態中的重要性之相對漠視，也可能與這些網絡實際上服膺於垂直組織邏輯有關，後者的權力銘刻於社會制度，並以單向資訊與資源流動分配（Colas, 1992）。

我的假設是，垂直階層組織在歷史上優於網絡組織，乃是因為社會組織的網絡形式有其物質限制需要克服，這些限制與當時可用的技術有關。確實，網絡之所以強大，在於其彈性、適應性和自我重組能力。然而,一旦超過某個規模、複雜度和交換量的臨界點，在前電子通訊技術條件下，它們就比垂直組織的指令控制結構效率低下（Mokyr, 1990）。風力船舶能建立跨海甚至跨洋的貿易和征服的網絡，馬隊信使或快跑信使也能在廣大領土的帝國中心與邊陲之間維持通訊。但在溝通過程中，反饋循環的時滯使得系統邏輯等同於單向信息和指令流動。這種條件下，網絡只是頂端集中權力的垂直組織的延伸，這些組織塑造了人類歷史：國家、宗教機器、軍閥、軍隊、官僚體系，以及負責生產、貿易和文化的下屬機構。

隨著技術變革，尤其是通訊技術的演進，網絡在社會組織過程中引入新行動者和新內容的能力不斷增強，相對權力中心也更加的獨立。這一點在能夠依賴分布式能源網絡的可能性出現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正是工業革命來臨的特徵：鐵路、海洋巡洋艦和電報構成了第一個準全球性網絡的基礎設施，具有自我重組能力。然而，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國家主義版本的工業社會，主導結構均為大規模垂直生產組織和層級分明的國家機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演化為極權體制。這意味著，早期的電力通訊技術還不夠強大，無法賦予網絡各節點自主性，因為實現自主性需要多方向性和持續的互動式信息處理流程。這也意味著，適當技術的可用性只是轉變社會結構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直到工業社會進入成熟階段，自主的組織網絡化計劃才得以出現。一旦出現，它們便能利用基於微電子的通訊技術的潛力。

網絡成為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是因為受益於新的技術環境，有三大主要特性：彈性（flexibility）、可擴展性（scalability）和生存能力（survivability）。

• 彈性：網絡能夠根據環境變化重新配置，在保持目標的同時改變其組件。它們可繞過通訊渠道中的阻礙點來尋找新的連接。

• 可擴展性：網絡可以在幾乎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擴大或縮小規模。

• 生存能力：由於沒有中心節點，並且能夠在廣泛的配置中運作，網絡可以抵禦對其節點和代碼的攻擊。因為網絡的代碼包含在可重現指令並尋找新的執行方式的多個節點中。因此，只有實際摧毀連接點的物理能力才能消除網絡。

引爆網絡力量的技術變革核心，是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發生的微電子革命而導致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的轉變。它構成了一個新技術範式的基礎，該範式在20世紀70年代主要在美國得到鞏固，並迅速傳播到全世界，為我所描述的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拉開序幕。

威廉·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在一本重要且有據可查的著作中（Mitchell, 2003），追溯了信息和通訊技術在整個歷史上的演變邏輯；將其視為一個擴展和增強人體和人類思維的過程；這個過程在21世紀初被便攜式機器的爆炸式增長所特徵化，這些機器提供無處不在的無線通訊和計算能力。這使得社會單位（個人或組織）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進行互動，同時依賴於管理分布式信息電網中物質資源的支持基礎設施。隨著納米技術的出現以及微電子學和生物過程與材料的融合，人類生命與機器生命的界限變得模糊，網絡將其互動從我們的內心自我擴展到人類活動的整個領域，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米切爾和我並不沈溺於代替對技術社會轉型過程分析的科幻情節。但正是為了分析的緣故，強調技術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當代的核心技術——通訊技術時，它關乎人類物種的特性核心：有意識的、富含意義的交流（Capra, 1996, 2002）。

正是因為現有的電子信息和通訊技術，網絡社會才能充分展開，突破了網絡作為社會組織和互動形式的歷史限制。這種觀點不同於將社會定義為信息社會或知識社會的概念框架。說白了，我認為這是一個經驗和理論上的錯誤，將在本章結論部分闡述。不過先讓我提出這個論點。

原因非常簡單，只要我們能相信歷史記錄，所有的社會都是以信息和知識作為權力、財富和意義的源泉（Mokyr, 1990; Mazlish, 1993）。如果沒有目的性的知識來組合信息，信息本身就沒有多大價值。知識當然是相對於每種文化和社會而言的。因此，冶金學、航海技術或羅馬法，都是基於信息和知識的基本手段。軍事力量、行政效率、資源控制，以及最終的財富和財富分配規則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所以，如果信息和知識是所有社會權力和財富的關鍵因素，將我們的社會概念化為此，就是不恰當的，即便出於交流方便的實際原因。我在對我們這個歷史時期命名時也迎合了潮流，稱之為“信息時代”。我們真正的意思，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本意，是我們的社會特徵在於信息技術所蘊含的力量，這是一個全新的技術範式核心，我稱之為信息主義。然而，印刷術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技術，而它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尤其是在中國。但我們通常不會將後印刷時代的社會視為信息社會。

因此，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真正新穎的是一個建基於微電子信息技術之上的社會。我還要加上基因工程的生物技術，因為它們也涉及解碼和重新編碼生命物質的信息。此外，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ies）更準確地應被稱為通訊技術（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因為未被傳播的信息將失去相關性。早期強調要區分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反映了獨立電子設備和電腦的邏輯，而這種觀點至少在三十多年前ARPANET部署之後已經過時。這也顯示通訊技術世界在計算機、電訊（telecommunications）和廣播媒體之間的劃分。再次，從業務和組織各領域的機構來看，這種區分有其合理性，但從技術角度來看則毫無意義。我們這個世界的獨特之處在於，人類主體的身體和思維在由微電子、軟件驅動的通訊技術的互動網絡中得到延展和增強。通過日益微型化，這些技術正在滲透到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它們正在與能夠重新編程生命物質通訊網絡的新的基因工程技術交匯。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作為我們社會的基礎正在擴展：網絡社會。

技術，如若理解為物質文化，是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革的基本維度（Fischer, 1992: 1–32）。技術通常被定義為以可重複方式運用科學知識設定程序的行為。它在與社會其他層面的互動中演進，但有著自身的動力，與科學發現、技術創新以及在整個社會的應用和擴散條件相關。技術系統是漸進式演化的，但這種演化是由重大斷裂所穿插的，正如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 Gould, 1980）就生命史令人信服地論證的那樣。這些斷裂被技術革命所標誌，引領了新的技術範式的到來。範式一詞由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62）提出，用來解釋科學革命如何改變知識。隨後被克里斯托弗·費曼（Christopher Freeman, 1982）和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 1983）引入技術的社會和經濟形態。範式是一個概念模式，設定了績效（performance）標準，它將發現整合為一個以協同效應為特徵的相互關係的連貫系統；也就是說，系統整體的附加價值超過個別組成部分之和。一個技術範型是將一系列技術發明組織在一個核心和一套關係系統之下，以增進每項特定技術的績效表現。

信息主義是構成21世紀初期社會物質基礎的技術範式。在20世紀的最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信息主義取代並吸納了工業主義，成為主導的技術範式。工業主義與工業革命相關聯，是一種以人造機器生產和分配能源的能力為基礎，系統地組織技術的範式。這種能力不依賴自然環境——儘管需要利用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能源的投入。能源是所有活動的主要資源，通過改變能源生產方式和將其分配到任何位置，以及可攜帶應用的能力，人類得以增強對自然的控制力，掌控了自身存在的條件（按20世紀的歷史記錄，這未必是件好事）。工業革命的能源核心周圍，各個領域的技術聚集並融合，從化學工程和冶金到運輸、電信，最終延伸到生命科學及其應用領域。

在信息主義的新範式下，科學知識和技術創新正發生類似的結構化過程。肯定地說，工業主義並未消失，而是被信息主義所吸納。信息主義以工業主義為前題，因為能源及其相關技術仍然是所有過程的基本組成部分。信息主義是一種基於通過微電子、軟件和基因工程革命而實現的加強人類信息處理和通訊能力的技術範式。計算機和數位通訊是這場革命的最直接表現形式。事實上，微電子學、軟件、計算、電信和數位通訊整體上都是同一個集成系統的組成部分。因此，從嚴格意義論之，這個範式應被稱為“電子信息-通訊主義”（electronic informational-communicationalism）。然而，考慮到概念表達的清晰和簡明，保留已經廣為使用且與工業主義形成密切並行的“信息主義”概念更為恰當。由於信息和通訊是人類活動和組織最根本的維度，其實施的物質條件之革命性變化影響到人類活動的整個領域。

然而，這種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系統與歷史經驗有何不同之處呢？我認為，這一範式區別於過去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如印刷術、電報或非數位電話）在本質上有三個主要的獨特特徵:

• 在容量、複雜性和速度方面具有自我擴張的處理和通訊能力；

• 基於數位化和循環通訊而重新組合的能力；

• 通過互動的、數位化的網絡實現分布彈性。

讓我進一步闡述這些特點。我分別就兩個基本且原本不同的領域 – 數位電子（digital electronics）和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進行說明，然後再考慮它們之間的互動與關聯。

數位電子技術前所未有地增強了處理資訊的能力，不僅是資訊量，也涉及操作的複雜度和處理速度（包括通訊速度）。然而，相較於先前的資訊處理技術，這個「更多」到底有多少？我們怎麼知道這是一場以巨大的處理能力飛躍為特徵的革命？

這個基本問題的答案之一是經驗性的。過去三十年來電子資訊和通訊技術的歷史顯示了其處理能力呈指數增長，同時每次操作的成本也急劇下降，這正是一場技術革命的標誌，正如保羅·大衛（Paul David, 1975）對工業革命所做的記錄一樣。無論我們的衡量標準是微電子中集成電路整合能力，還是從兆位元到太位元（terabytes）的計算能力，以及軟體代碼行數到複雜操作的管理，它們都顯示了信息和通訊領域中技術變革前所未有的速度。

但我會提出更進一步的假設：不僅是量的差異，還有質的變化。這些技術因具備反覆的溝通能力，而能夠自我擴展其處理能力。由技術產生的知識，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持續的反饋效應。換句話說，這些技術具有新興特性；即通過它們的無盡重新配置，能夠衍生出新的、未曾預見的創新過程（Johnson, 2001）。這是個冒險的假說，因為處理能力可能會在微晶片進一步整合的物理極限上遇到障礙，網絡計算的複雜性可能會在專有軟件的條件下超過軟體開發人員的程式設計能力。然而，有關整合限制的每一個世界末日的預測都被製造業的研究所否定。生物材料和其他新材料的持續研究會帶來新的可能性，包括化學處理的DNA晶片。開源軟體正在克服技術壟斷的障礙，在全球範圍內網絡化的數千名自由程序員所創造的不斷增長的良性循環中，推出一波又一波的新應用和開發突破。最重要的是，網絡化的分布式處理和軟件開發能力超越了獨立機器的限制，並創造出一個全球化的、數位化的人機交互系統，隨時準備行動。

因此，上述假設的正式版本如下：在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的頭三十年中，我們觀察到新技術自行生成並不斷擴張的處理信息的能力；目前整合、編程和網絡能力的限制可能會被正在形成的創新浪潮所取代；如果這些技術的處理能力達到極限，一個新的技術範式將以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形式和技術出現。而這種範式除了在科幻情節，或在常被懷疑的創新夢想裡才能有的呈現。

其次，數位技術根據持續互動的溝通重組信息的能力而聞名。這就是我所謂的超文本，符合泰德·納爾遜（Ted Nelson）和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的傳統。互聯網的關鍵貢獻是其潛在的能力，即連接來自各處的一切數位內容並重新組合。事實上，伯納斯-李對萬維網的原始設計有兩個功能：瀏覽器和編輯器（Berners-Lee, 1999）。然而，萬維網的商業和官僚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將其用途（對大多數人來說）局限於瀏覽器和信息提供者，與電子郵件系統相連。然而，從共享藝術創作到反全球化運動的政治市場，再到網絡企業實驗室的聯合工程，互聯網正在迅速成為一個超越聊天室的互動溝通媒介（在聊天室越來越被短信和其他無線即時通訊系統淘汰的情況下）。互聯網相對於其他通訊媒介的附加價值，在於具有在選定時間內重組信息產品和信息過程來生成新輸出的能力，這些新輸出立即在網絡中進行處理，在信息、通訊和即時或選定時間的反饋過程中不斷生產。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重組是創新的源泉，而創新則是經濟生產力、文化創造力和政治權力的根本。事實上，儘管新知識的生產總是需要將理論應用於重組的信息中，但實時實驗使用來自多源頭的重組產出，大大擴展了知識生成的領域。它還允許不同知識領域及其應用之間的連接增加 – 正是庫恩科學革命理論中知識創新的源泉。

新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第三個特徵是它們的彈性，這使得處理能力可以在各種上下文和應用中分佈，如企業公司、軍事單位、媒體、公共服務（如醫療或遠程教育）、政治活動和個人互動。軟件開發，如 Java 和 Jini 語言，推動了分散式網絡的發展。無線通訊使得溝通點的增加幾乎可以達到每個個體的水平（也就是每個個體都能夠成為溝通節點） – 當然，這不包括地球另一邊的大多數人口，這是主要的社會問題，我將在對網絡社會的分析中回頭再討論。因此，這不僅僅是通訊網絡的密度問題，還關係到其靈活性以及其在人類環境的各個地點和情境中的整合能力。正如米切爾（2003年：144）所寫，「無線連接和可攜式設備創造了連續的存在場域，可以貫穿建築物、室外空間，公共和私人空間。這對於所有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信息訪問的人類活動的地點和空間分佈具有深遠的影響。」 我試圖以“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概念捕捉此種空間轉變，它與傳統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互動，與信息主義相關的新空間結構並非無地無所，而是由信息和通訊流連接各地而構成的網絡，正如我將在下文詳細闡述的那樣。

在信息範式下，任何溝通主體對通訊網絡的作用能力使人們和組織有可能根據自己的需求、欲望和計劃重新配置網絡。然而（這是基本的），每個主體的重新配置能力取決於網絡配置中存在的權力模式。

我將更簡潔地闡述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基因工程。我認為它對社會結構和動態的潛在影響比數位革命引發的影響更深遠。它影響到生命的程序，因之影響了我們存在的基礎。然而，其影響的性質使得機構對其應用的抵制，其真正的突破需要數位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這些技術對生物研究的質量發展至關重要（正如人類基因重組計劃中的大規模並行計算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雖然基因工程通常被認為是與信息技術革命獨立的過程，但事實並非如此。首先，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技術顯然是信息技術，專注於解碼和實際重編程DNA，即生物的編碼。由於生物學家知道細胞並不孤立工作，真正的問題是要理解它們的溝通網絡。因此，基因工程既是信息技術，也是通訊技術，正如數位電子一樣。

其次，兩個革命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方法論聯繫。如今，計算機模型和計算能力是基因工程的工具，因此微生物學家、生物工程師、電氣工程師、化學工程師和計算機科學家都是嘗試揭示生命秘密的大膽團隊之必不可少的組成 –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另一方面，生物晶片和基於DNA的化學運算過程是新型數位處理和分子電子學的基礎，引領了納米技術的擴散，最終將在包括修復和維護人體在內的一系列應用中推廣納米機器人的使用。

第三，這兩個技術領域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融合，圍繞著基於網絡、複雜性、自組織和新興特性的分析範式，這點已在日前由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有遠見的研究團隊的工作中證明，並由弗里托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加以理論化。

基因工程技術同樣以其自我擴展的處理能力、由通訊網絡進行重組的能力，以及其分配權力的彈性特點著稱。更具體地說，人類基因圖譜的存在，以及我們身體特定部位的基因圖譜、許多物種和亞種的基因圖譜的增加，提高了在基因工程領域積累知識的可能性，這導致了對過往無法觀察的過程之理解。換句話說，隨著知識的積累和模型空白的填補，更有針對性、更新穎、更有意義的實驗變得可能。

其次，基因工程技術的重新組合能力至關重要，就像數位通訊和信息處理的用途一樣。第一代基因工程應用大部分失敗了，因為細胞被當作孤立的實體進行操作，沒有對其背景與在生命網絡中的位置有全面了解。研究表明，細胞的功能是由與其他細胞的關係所界定的。在特定交互作用的背景之外，它們的DNA結構毫無意義。因此，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網絡，通過代碼進行通訊，而不是孤立的指令集，是基因重組策略的對象。新興特性與基因網絡相關，並通過模擬模型加以識別，再通過臨床實驗進行驗證。

總之，遺傳工程的承諾，正是重新編程不同物種、體系中不同領域之代碼及其通訊協議的能力。轉基因研究和生物自我再生過程是遺傳工程的前沿。遺傳藥物，未來將通過納米技術製造的設備傳遞，旨在引導身體由生物自行編程：這是通訊網絡之分布式信息處理能力的終極表達。

在信息主義的基礎上，網絡社會作為二十世紀末逐漸成為人類活動社會組織的新型態逐漸浮現。如果沒有這個新技術範式所提供的能力，網絡社會無法運作，就像工業社會沒有使用電力就無法完全擴展一樣。但是網絡社會不是技術革命的結果。相反，它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偶然巧合，導致了新形式的社會組織的出現，當這些因素有了利用信息主義力量的歷史時，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就會占上風並擴展。因此，我現在簡要地轉向網絡社會的起源。

每一個新社會結構都有其特定的起源，取決於時空背景。顯然，特定社會結構的歷史生成過程與其特徵之間存在著關係。然而，我們可以將此種社會結構視為一個既定事實來分析，而不必深入考慮形成它的過程。本章聚焦於網絡社會的理論，而非其歷史。儘管如此，我將總結一些我早期著作中對網絡社會起源的分析（Castells, 2000b、c），旨在反駁技術或社會演變必然導致網絡社會的觀念，將其視作為現代性的後期化身（後現代性），或將信息/知識社會作為人類長期演化的自然結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歷史沒有預先確定的意義，每個時代和每種權力都以種族中心主義和歷史中心主義的方式聲稱自己有權成為人類演化的最高階段。我們從歷史觀察到的不同形式社會的出現與消失是偶然的，或因內部自毀、意外創造，更多時候則是不確定的社會鬥爭的結果。

確實，長期以來，技術發展趨勢增強了人類克服環境的心智力量。但這個過程是否帶來進步仍未可知。除非我們認為這些例子都微不足道：高度理性化的大屠殺，將工人解放的希望變成古拉格（Gulag），對已經戰敗的國家在廣島和長崎投以核毀滅，在製藥公司及其母國政府就支付知識產權費用爭論不休時，愛滋病在非洲蔓延。

在分析層面上，沒有什麼能預設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的軌跡。個人電腦並不是在革命初期就在政府和企業的腦海中：它是由人們創造出來的。網絡社會的關鍵技術–互聯網–如果AT＆T在1970年接受美國國防部的免費提供該技術的提議，或者如果文特·瑟夫（Vint Cerf）和羅伯特·卡恩（Robert Kahn）沒有在網絡上發布IP/TCP協議的源代碼，互聯網將永遠無法成為全球自由通訊的網絡。歷史演進是一個開放、衝突性的過程，是由主體和行動者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來塑造社會。更多時候，是人們要抗拒那些試圖用暴力將社會生活等同於自身慾望的統治者，從而產生的社會組織形式。

那麼，網絡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源頭，是在1970年代三個獨立進程的偶然巧合，這些進程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新的技術範式–信息主義，以及一個新的社會結構–網絡社會，這兩者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這三個進程分別是：工業主義及其兩種相關的生產模式，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危機和重構；晚期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以自由為導向的文化社會運動；以及上文所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考慮到本章節的分析目的，我不會詳細討論這三個複雜的歷史進程的分析，但我謹此提及讀者可以參考我的早期著作（Castells, 1980, 2000b, c, 2001, 2004; Castells and Kiselyova, 2003）。我將概括分析要點，以便理解網絡社會的形成。

首先，發展的工業模式因其組織、價值觀和政策無法利用信息和通訊技術釋放的潛力而邁向知識型生產，遭遇了生產力增長的瓶頸。發展模式的危機最終會體現為在特定時空中佔主導地位的積累模式的危機。就資本主義而言，這意味著對二次大戰後生產力大幅增長和經濟穩定成長的凱恩斯主義提出質疑。凱恩斯主義乃通過政府引導和資金支持來增加利潤和社會再分配的能力，主要在受控的國內政策環境得以實現。生產力增長和市場擴張建基於確保社會穩定、改善生活條件，以及大規模生產物品和服務以及供大眾消費的社會契約。生產力下降導致剩餘價值下降，從而導致利潤下降和私人投資下降。此模式是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和私人債務的方式得以維繫的。公共借貸和增加貨幣供應導致了猖獗的通貨膨脹。在財政壓力和通脹壓力的環境下，1973-1975年石油輸出國家及其相關跨國公司突然提高油價，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還為宣稱危機到來並尋求糾改政策提供了機會。1970年代全球性危機引發了關於資本主義未來的辯論，不僅在美國，也波及世界其他地方。企業通過裁員、壓低工資、削減福利和工作保障、全球化生產和市場、加大科研投入、投資技術回應，並尋求更靈活高效的管理形式。

然而，政府才是決定轉向不同積累模式的決定性要素，儘管總是與企業同心同力。這可以與1979年英國柴契爾夫人和1980年美國雷根的雙重勝利相關聯。他們都是政治保守派。他們上台的使命是：重新資本化資本主義，從而開創了經濟自由政策的時代，這些政策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以連續的浪潮形式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版本逐步實施。政治上壓制組織勞工、為富人和企業削減稅收，以及在國內國際上對市場進行廣泛的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扭轉了之前占主導地位二十五年的凱恩斯主義的倡議。

平衡預算和減少政府干預是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不是實踐的一部分。事實上，雷根主政期間，由於減稅和大規模軍事支出的結合，美國的預算赤字在和平時期出現最大增量。他實行了當時我們稱之為“軍事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儘管這個術語具有挑釁性卻非正確的，因為凱恩斯主義不僅僅是誘導出口，而且還將人們融入消費過程（Carnoy adn Castells, 1984）。重要的是，通過直接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以及間接的由政府向企業發送的信號，改變了遊戲規則。首先是在美國，其次是在英國，然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市場自由化和政府退出社會支出和收入再分配成為普遍做法，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選擇還是出於適應世界市場規則的需要，這是由最強大的玩家強加的，並在必要時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在全世界建立了新的正統觀念。我們稱這一過程為全球化。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由金融市場的自由化（1987年10月倫敦金融大爆炸政策）引領，並在不對稱的貿易全球化中得到確立，新的管理機構世界貿易組織（WTO）正是其代表。在新的條件下，全球資本主義恢復了活力，增加了利潤、投資和經濟增長，至少在被貧困和邊緣化包圍的海洋中，核心國家和連接世界各地富裕地區的網絡是如此。

我想強調，這並非歷史的必然，也不是重構資本主義並確保其從工業資本主義向信息資本主義的動態過渡的唯一政策。事實上，在我的著作《美國經濟危機》（Castells, 1980）中，我強調了雷根提出的戰略的一致性，但我也分析了其他美國政治方案所提供的可能性，例如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所代表的政綱，他在查帕奎迪克（Chappaquidik）事件之前是一位潛在的總統候選人，該政綱基於重振政府主導的政策以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事實上，如果西方資本主義潛在結構危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必須適應基於知識的經濟，那麼一個加深和改革福利國家的策略，以提供這種經濟所需的人力資本，包括教育、健康和公共部門的現代化，從長遠來看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然而，恢復企業的盈利能力的迫切性及政治過程的結果，導致了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勝利，在歐洲是柴契爾主義，在發展中國家則是由芝加哥男孩，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門徒們所制定的，由獨裁政權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算紀律強加實施。換句話說，工業主義的危機也是工業主義成熟階段特定資本積累模型的危機，也就是主要經濟體中掌握權力的政治行動者的興趣和價值觀之危機，是要優先解決的。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政治影響力和意識形態霸權，伴隨著國家主義的破產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短視實用主義，一同完成了工作。

這意味著全球化和企業靈活性的制度條件，是勞力權利減弱、福利國家撤退同步發生。然而，它們並不是工業主義危機和凱恩斯主義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而是重構體系的選項之一，它恰好是勝利的選擇。在全球的勝利，為結構性轉型創造了條件，不僅促成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模式，還促成了一種應急的新社會結構。

這一轉型的形態也受到國家主義崩潰的影響，由於試圖應對經濟和技術危機的重組政策失敗所導致。事實上，正是在1970年代，蘇聯經濟達到了幾乎停滯不前的程度，逆轉了幾十年來的快速經濟增長，其技術發展在信息和通訊技術等關鍵領域落後於西方的發展步伐。我們對此問題的研究（Castells and Kiselyova， 2003）記錄了蘇聯國家主義特點（基於對信息控制和在軍事複合體中掌握的技術）與蘇聯的經濟和技術危機之間的直接關係。雙重危機決定性地削弱了蘇聯的軍事力量，並促使進行改革之必要，為戈巴契夫的改革（perestroika）鋪平了道路。危機深度如此之大，戈巴契夫不得不走出黨的道路，從公民社會中尋求對改革的支持。隨後過程的失控，導致蘇聯帝國出人意料地崩潰，這是歷史上最不同尋常的事件之一。

沒有蘇聯的支持，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國家主義國家向西方傾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自由經濟政策的正式和非正式領導，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飛速開辟道路。中國共產黨開展了自己的改革，希望保持國家權力，同時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這個實驗仍在進行中，但無論其結果如何，都明顯地偏離了國家主義的邏輯，並大幅擴大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在21世紀初期，儘管全球資本主義還遠未成為一個穩定的系統，但它已經成為地球上唯一的遊戲，儘管越來越多地受到活躍少數派的挑戰，並且擔負著人類大多數被邊緣化的責任。

還有第二個社會趨勢，與工業主義、凱恩斯主義和蘇聯國家主義的危機完全不同：來自1960 和 70 年代文化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另類計劃和價值觀。這些運動（其第一個象徵性表現可以追溯到 1964 年伯克利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和 1968 年巴黎五月運動）基本上是以自由為導向的，肯定個人自由和社會自治的文化，與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對立，挑戰保守的建制和傳統的左派。他們有其政治意義的深刻性，但並不以國家為導向，也不關心奪取國家權力。他們在各種社會中有不同的形式和意識形態：在美國，與民權運動相關聯；在法國，呼籲工人階級重新點燃街壘戰的古老傳統；在義大利，成為“想像的無產階級”（主要以毛主義的口號招募，但可能使老毛斃了他們）；反對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以及整個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批評德國、荷蘭和日本之工業時代的工作倫理以及社會上的保守主義。

這些運動無一例外的反對戰爭，當時雖以越南戰爭為象徵，但主要體現在肯定個人自主（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原則，直接挑戰社會的文化基礎，從家庭、教會、國家到企業界。當然，他們在政治上失敗了，因為進入政府從來不是他們的目標。大多數的年輕激進份子成為了企業經理、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出版商、學者、新哲學家、顧問和網頁設計師。然而，他們的思想滲透到了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乃至整個社會，並影響了大部分世界中的文化精英。

或許，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最有意義的成果是生產性地消融於 1970 年代更富有連結性運動（articulate movement）之興起。例如女性主義。當然，婦女奮鬥的歷史悠久，早在巴黎公社、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1915 年的格拉斯哥大罷工，或者亞歷山德拉·科龍塔伊（Alexandra Kollontai）的追隨者之前就已經存在。這些奮鬥可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在反抗父權壓迫的非官方歷史中留下了印記，就像許多被虐待和燒死的女巫一樣。自 1970 年代以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蔓延開來的婦女運動，是女性對自己的從屬地位進行的大規模起義，取得了真正的革命成果：婦女改變對自己及家庭和社會角色的看法。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起源於 1960 年代運動中基進婦女對男人性別歧視的反應，並導致了1970年代自主女性主義運動的形成，此後女性主義介入了社會所有的領域。

環境運動也有類似的故事：美國的第一個地球日動員於 1970 年 5 月舉行，這是1960年代社會運動的辯論之後，當明確的政治議程耗盡並且逐漸墮落為各種政治派系時的結果。拯救地球–同時拯救我的社區–似乎是一個好主意，吸引了所有人的興趣，並與年輕理想主義者的生命力和反消費倫理觀相契合，他們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事實證明，這比左派的過時意識形態更具顛覆性，對工業主義的價值觀和利益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北歐和西歐，以及後來的大部分世界，環境運動繼續進行，採取行動反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自我毀滅邏輯。最終，對世界貧困和剝削性經濟增長的批評相結合，為二十年後形成的反全球化運動奠定了基礎。

為了本章分析目的，必須記住這些社會運動是文化性的，旨在轉變社會價值觀。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了新文化的核心價值有三：自由和個人自治的價值觀，與社會制度和企業權力相對立；文化多樣性和對少數族裔權利的肯定，最終以人權的語言表達；生態團結的價值觀，即將人類的利益重新統合為共同利益（common good），與工業價值觀的物質增長和不惜一切代價的消費相對立。

這些文化元素的結合形成了對父權體制的挑戰，對生產主義的挑戰，對文化均質性的挑戰，最終乃是對國家權力和軍國主義的挑戰，正如和平運動所表達的那樣。

因此，儘管 1960 年代的運動及其在 1970 年代引發的多樣文化政治表達，發生在與工業化和凱恩斯資本主義危機相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真空中，但它們既不是對危機的回應，也不是重啟資本主義引擎的新政策和戰略的先驅。其發明或重新發現的價值觀、理念和計劃是社會重建的基本材料，我將在下文中進行論述。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多維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部分，這就是信息和通訊技術的革命，導致信息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技術範式的形成。正如本章前文所述。我將對這一技術革命、資本主義重組、文化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作三點評論，這三者共同構成了網絡社會的來源。

第一點，關於技術革命的起源與其他兩個過程的獨立性。微處理器、個人計算機、數位交換器、互聯網和DNA重組的發明，並非對商業需求或資本主義需求的回應。軍方的資助和贊助至關重要，因為技術上的優勢被認為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無須發生真正的戰爭而能贏得冷戰的手段。這種依賴軍方是整個技術創新過程的通性，而非僅是關鍵技術的特性。微型化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對基於導彈的戰爭至關重要，是國防合同下的目標。但是，計算機網絡，互聯網，是計算機科學家出於自己的科學好奇心進行實驗的副產品，直到每個人在 1990 年代開始使用它之前，互聯網都沒有軍事應用。個人計算機是計算機的反文化之意外發明，最好的軟件開發是開源的，是在企業世界之外由大學和自由愛好者所生產的。

這場技術革命的原因和動機已有無數記錄，超出了本章範圍。這是個自主研究、創新和應用過程，並非為了應對工業資本主義危機而發展，而是在一個不太可能的十字路口–受軍方資助的大型科學與大學反文化網絡的交匯處–產生的一個實踐共同體的成果（Castells, 2001）。

第二點評論，儘管這三個過程在其起源上是獨立的，但它們在其發展過程廣泛相互作用。源於大學社會運動的個人自由文化影響了設計技術革命實際形態的創新者的思維。個人計算機的構想違反了公司企業的預定軌跡。專利發明的慣例受到挑戰，人們主張有權無償地傳播構成互聯網基礎的協議，或新計算世界應用的主要應用軟件。依賴的是大學分享發現並與同行交流，希望通過網絡的集體工作促進發明，這與將保密和知識產權規則作為權力和財富來源的企業和政府官僚世界形成鮮明對比。

要想象出構成信息技術革命的一系列發明，人必須擁有源於上世紀 60、70 年代那種追求自由表達、個人自主和對抗權威的文化運動之理想和價值觀。當然，微軟是個例外，這也反映在信息時代前沿創新者對它仍有敵意。因此，儘管大多數技術創新和信息主義的過程都獨立於企業界（除了晶體管的發明，事實上，貝爾實驗室迅速將其推廣到公共領域），其技術的型態和內容受到當時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這並不是說發明者是社會運動家（他們不是，他們忙著發明），但他們呼吸的是與運動相互支撐，體現個人自由和個人自主同樣的空氣（Levy, 2001）。

另一方面，當企業開始進行自身重構，利用了這場新革命中可用的非凡技術，從而加快了技術變革的進程，大幅擴展了其應用範圍。大規模走向全球化的決策雖然受益於政府的放鬆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但如果沒有計算機網絡、電信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運輸系統，是不可能實現的。網絡企業（network enterprise）成為了最具生產力和效率的商業形式，取代了工業主義的福特式組織（見下文）。雖然公司內部的去中心化和企業網絡的形成早在之前就已開始，基於傳真、電話和電子交換系統，但從 1980 年代開始，公司的全面網絡化、製造的數位化、服務業和辦公室工作的網絡電腦化，都是基於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才能真正實現的。

總之，自由文化對引發網絡技術有決定性作用，技術反過來又成為企業進行全球化、去中心化和網絡化重構的基礎。唯有如此，知識型經濟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因為數據、思想、身體和物質生產可以在全球和本地之間實時地建立聯繫，形成一個持續的互動網絡。

企業重構孕育了全球網絡經濟。憑藉其成功以及國家主義的式微的雙重影響，形成了一種新的信息資本主義模式。為了反對這樣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後果，催生了新形式社會運動。企業和社會運動的全球化和網絡化，導致了工業時代民族國家危機。總之，最初獨立的三個過程（工業主義的危機、以自由為導向的社會運動興起、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之間的相互作用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即網絡社會。

數位網絡是全球性的，因為它們在重新配置自身的能力上並不受限於邊界。因此，基礎建立在數位網絡上的社會結構在定義上是全球性的。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地方的人都被納入了這些網絡。事實上，目前大多數人都沒有被納入其中。但每個人都受到這個主導社會結構的全球網絡中發生過程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全球網絡中組織人類生活的核心活動包括：金融市場；跨國生產、管理和商品服務的分配；高技能勞動力；科學和技術；通訊媒體、文化、藝術、體育；管理全球經濟和政府間關係的國際機構；宗教；犯罪經濟；以及主張新的全球公民社會權利和價值的跨國非政府組織。（Castells, 2000a, b; Held and McGrew, 1999; Volkmer, 1999; Stiglitz, 2002; Juris, 2004）

然而，網絡社會在全球是有選擇性地擴散的，在仍然佔據大多數人生活物質環境的既有場所、組織和機構上作用。社會結構是全球性的，但在地域和文化層面上，大多數人的經驗是地方性的（Borja and Castells, 1997）。特定的社會，由當前國家邊界或其歷史認同的文化邊界所定義，被全球網絡的包容與排斥的雙重邏輯深刻地割裂。我的假設是，這種割裂不僅僅是前社會形式逐漸納入新的主導邏輯所需的時間滯後的反應。實際上，這是網絡社會的結構特徵。因為網絡化過程中所固有的重新配置能力使得每個網絡的程序都能夠在各處尋找有價值的添加物並將其納入，同時繞過和排斥那些對於執行網絡任務幾乎沒有或毫無價值的領域、活動和人。事實上，正如傑夫·馬爾根（Geoff Mulgan）所觀察到的，「網絡不僅僅是用來交流，還是為了取得地位，而超越交流」（1991：21）。網絡社會基於包容／排斥的二元邏輯運作，其邊界隨著網絡程序的變化和這些程序的執行條件而不斷變化。

這也取決於社會行動者的能力，在不同情境根據自身利益對這些計劃採取行動，並進行修改。全球網絡社會是一個動態結構，極易受到社會力量、文化、政治和經濟戰略的影響和塑造。但無一例外地對活動其中的人們，和網絡之外的人們都具有支配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全球戰勝了本地，除非本地成為替代性全球網絡中的一個節點，正如被錯誤標記的“反全球化運動”那樣，根據其參與者的說法，這是一個追求全球正義的全球運動。

網絡社會的不完善全球化，實際上是其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徵。全球性結構的網絡社會，與工業社會、農村、社區社會或生存社會並存，塑造了所有國家的現實，儘管每個區段（segment）對於每個網絡的主導邏輯的相關性不同，在鴻溝的兩側擁有不同比例的人口和領土。這意味著不同的網絡將有不同的包容和排斥的幾何特徵和地理分布。全球犯罪經濟的地圖不同於高科技工業的國際佈局版圖，儘管它們都有連接點：毒品販子依賴於計算機和互聯網，而不少硅谷工程師借助古柯鹼進行發明創造。

因此，在理論層面上，網絡社會必須被分析為：首先，作為由網絡中各維度的權力者進行編程和自我編程的自我重組之全球架構；其次，作為各種網絡幾何結構與地理分布的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網絡包括了塑造社會生活和工作的核心活動；第三，作為主導性網絡與被排除在全球網絡邏輯之外，脫勾的社會形式的幾何結構與地理分布間之後設層面交互作用（second-order interaction）的結果。

完成此分析有必要提出兩點理論意見。首先，結構本身並不存在；它們總是以一種矛盾和衝突的模式表達著產生結構的行動者之利益、價值觀和計劃，同時又受到結構的制約。其次，網絡社會中的包容/排斥不能與所謂的“數字鴻溝”相提並論，因為使用互聯網和連接電信網絡並不能保證真正融入塑造社會的主導網絡或反主導的網絡。然而，被排斥在網絡社會的運作基礎設施之外，恰恰好說明了更深層次的結構從屬性和無關性。

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什麼構成價值？是什麼推動了生產系統？是什麼激勵了價值的占有者和社會控制者？這方面沒什麼改變：價值就是社會宰制機構所決定的價值。所以，如果資本主義仍然主宰著世界，資本積累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無論什麼情況都是如此，在資本主義下，金錢最終可以買到其他一切。關鍵在於，在全球網絡組織的的社會結構裡，網絡之間的等級制度將成為組織/支配地球的規則。例如，如果我們說資本積累是推動系統的動力，且資本回報主要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實現，全球金融市場將為每個國家的每一個行為分配價值，因為沒有一個經濟體能獨立於全球金融市場決定的金融評估。但是，如果我們認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是軍事力量，那麼強大軍事機器的技術和組織能力將通過他們的全球支配網絡，結構化他們在不同社會環境中運作的各種武裝力量的代理權力。阻止技術、信息和知識的傳播給某個特定的武裝組織，在世界脈絡下變得無關緊要。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會說，今天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是人們思想的轉變。如果是這樣，那麼媒體就是關鍵的網絡，因為媒體以全球寡頭壟斷的形式組織起來，其分布網絡是傳達給人們思想的信息和圖像的主要來源。

因此，鑒於網絡支配潛在來源的多樣性，網絡社會是多維社會結構，其中不同類型的網絡具有不同的價值生成邏輯。價值的界定取決於網絡的特殊性以及其程序。任何試圖將所有價值歸結為一套共同標準的作法都會遇到無法克服的方法論和實際困難。如果在資本主義下賺錢是至高無上的價值，那麼軍事力量最終決定國家權力以及國家決定和執行制新規則的能力（問問俄羅斯的寡頭們關於普京吧）。同時，即使在非民主背景下，國家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信仰，取決於他們接受規則的能力，或者他們抵抗的意願。然後，媒體系統和互聯網等其他通訊工具，可能會先於國家權力，而國家權力則會條件化賺錢的規則，從而超越金錢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因此，價值實際上是權力的表現：誰掌握權力（通常不同於執政者）決定什麼是有價值的。

從這意義上說，網絡社會並不創新。新穎之處在於其全球影響立即網絡化的結構。這意味著，一方面，網絡之間的統治關係至關重要。特點是不斷、靈活的互動：例如，全球金融市場、地緣政治過程和媒體戰略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由於創造價值的邏輯作為權力主導的表現具有全球性，與本質上就具有全球邏輯的事物相比，有結構障礙不易在全球存在的事物處於劣勢地位。

這具有現實的重要性，因為這是工業時代的民族國家危機的根源（不是國家本身的危機，因為每種社會結構都會生成自己的國家形式）。由於民族國家只能在自己的領土上實施規則，除非在結盟或入侵的情況下，要麼必須成為帝國，要麼成為網絡化，以與其他網絡相關聯以定義價值。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21世紀初，強調將反恐安全定義為整個世界的最高價值，要建立一個基於軍事的網絡，通過將安全置於賺錢或次要目標（如人類福祉）之上來確保其霸權的方式。另一方面，正如大衛·哈維一再提醒我們的，資本始終享有無國界的世界，因此全球金融網絡有先發優勢，成為全球網絡社會中定義價值的代表性實例。

然而，在依賴全球/本地、自選時間、互動式溝通的條件下，人類思想可能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增長最迅速的因素（Mitchell, 2003）。因此，思想，或特定的思想集合，可能會確立作為真正崇高的價值（例如保護我們的地球、我們的物種），作為一切其他事物的前提。

總括而之，工業社會的舊問題–實際上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即“價值是什麼？”在網絡社會中並沒有確定的答案。價值是每個主導網絡中的行動者按其所編程的等級結構，在每一時空所處理的。資本主義並未消失，但它並不是–有別於意識形態主導的認知–全球城市唯一的價值來源。

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新的勞動分工，從而理解了工作、生產力和剝削。人們工作，他們一直都在工作。事實上，人們工作的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就特定社會總工作時間來衡量），以前大部分婦女的工作並沒有被社會上承認的（有報酬的）工作（Guillemard, 2003）。關鍵問題，工作是如何組織以及人們是如何獲得工資的。勞動分工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衡量勞動貢獻價值與否的標準，這個判斷在生產過程中以特定的形式進行組織，並在產品分配中佔有一席之地，決定了不同的消費和社會階層。

在網絡社會中最根本的分野是我設想的“自我編程勞動”（self-programmable labor）和“一般勞動”（generic labor）。自我編程勞動具有自主能力，能夠專注於在生產過程中分配的目標，找到相關的信息，利用現有的知識儲備將其重新組合為知識，並以任務的形式加以應用，以實現生產過程的目標。我們的信息系統越是複雜，越是與數據庫和信息源交互連接，勞動力就越需要具備利用這種搜索和重組的能力。需要進行適當的培訓，不是技能方面的培訓，而是創造能力的培訓，與組織和社會知識增加的共同發展之能力。

另一方面，不受重視的工作被分配給“一般勞動”，最終被機器取代，或根據動態的成本效益分析分配到低成本生產基地。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勞動力，甚至是發達國家的大多數，都是一般勞動。他們是可以被替換的，除非他們通過集體行動主張自己作為人類和公民的生存權。但在價值創造方面（無論是在金融、製造業、研究、體育、軍事行動還是政治資本方面），自我編程的工人才是掌握資源的任何組織的關鍵。在網絡社會中，勞動組織也遵循二元邏輯，將自我編程勞動與一般勞動區分開來。此外，兩種勞動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彈性和適應能力是作為勞力使用的的先決條件。

這種特定的勞動分工在一定程度存在性別差異。彈性勞動的興起與有薪勞動的女性化直接相關，這是過去三十年社會結構的基本趨勢（Carnoy，2000）。父權制的家庭組織迫使婦女重視彈性安排自己的專業工作，同時要兼顧家庭和工作職責才行。這是為什麼大多數國家的臨時工和兼職工中有超過 70％ 的女性。此外，雖然大多數女性被僱用為通用勞動，但他們的教育水平與男性相比已經大幅提高，而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改變速度不及男性。女性成為了網絡化、全球化經濟的理想勞工：能高效工作，適應商業不斷變化的要求，但在同工低酬，由於父權制度下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和實踐，晉升的機會也較少。

套用一句老話，現實是辯證的。儘管婦女大量加入有薪勞動力，部分原因是她們處於父權制度下的從屬地位，這在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的擴張中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但婦女的職業地位轉變最終削弱了父權制度。從 1970 年代文化社會運動中崛起的女權主義思想，在受到歧視的職業婦女的經驗裡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更重要的是，婦女在家庭中贏得的經濟權力，提升了她們在家庭中相對於男性戶主的地位，同時削弱了基於尊重養家餬口的男性權威對其從屬地位的意識形態。因此，新的工作組織方式中的勞力分工是有性別差異的，但這個動態的過程裡，婦女正在扭轉主要的結構趨勢，促使企業將男性引入與女性相同的彈性、工作不穩定、裁員和外包工作的模式中。因此，與其說女性工人正在提高到男性工人的水平，不如說大多數男性工人正在降低到大多數女性工人的水平。這一長期趨勢對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男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關係都有深遠的影響。

勞動力的自主性和自我編程的能力如果不能與勞動力的網絡化相結合，就不會有生產率的回報。事實上，對彈性和自主性的結構性需求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流程組織的變革。這種變革的代表就是網絡企業（network enterprise）的崛起。在信息化條件下，這種新企業組織形式等同於所謂福特主義工業（包括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對等物，即以大批量、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為特徵的組織形式，以及按照自上而下的合理化方案（“科學管理”和泰勒主義，這些方法受到列寧的推崇，並被蘇聯所效仿）對勞動過程的縱向控制。在福特主義下，消費者應該喜歡福特T型車，而且是黑色的。工人們只需聽從工程師的指示，提高他們在流水線上的移動效率，查爾斯·卓別林（Charles Chaplin）在《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中對此作了不朽的描述。儘管仍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在類似的工廠裡工作，但在生產流程的制高點（研發、創新、設計、營銷、管理以及大批量、定制化的彈性生產）上的價值創造活動卻依賴於完全不同類型的企業，因此也依賴不同類型的工作流程和勞動力：網絡企業。

這不是一個企業的網絡。網絡企業是由企業或企業部門，和/或企業內部區段構成的網絡。因此，大型企業內部是去中心的網絡。中小企業通過網絡相連，從而確保其貢獻的批量規模，同時保有主要資產：彈性。中小企業網絡通常是大型企業的附屬網絡，多數情況下就是少數幾個大型公司的附屬網絡，除了日本的企業集團（keiretsu）和韓國的財閥（chaebol）之外。大型企業及其子網絡通常形成合作網絡，商業術語稱之為戰略聯盟或合作夥伴關係。但這些聯盟很少是永久性的合作結構。這不是壟斷性卡特爾化（cartelization）的過程。這些複雜的網絡根據具體的商業計劃建立聯繫，並且在每個新項目中重組合作關係。

在這種網絡經濟中，通常的業務實踐是針對特定產品、流程、時間和空間的聯盟、夥伴關係和合作。這些合作是基於分享資本和勞力，最重要的是共享信息和知識，以贏得市場份額。因此，這些主要是信息網絡，通過網絡企業將供應商和客戶聯繫在一起。生產過程的單位不是企業，而是由網絡企業實施的商業計劃。企業仍然是資本積累的法定單位。但由於企業的價值最終取決於其在股票市場上的金融估值，資本積累的單位，企業，本身成為全球金融流的一個節點。在網絡經濟中，主導層是全球金融市場，所有估值的之母。這個全球金融市場只是部分地按照市場規則運作。它還受到各種來源的信息波動的影響和牽動，這些信息由計算機網絡處理和傳播，而計算機網絡則是網絡經濟的核心。信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神經系統（Hutton and Giddens, 2000）。

金融估值在短期決定了經濟的活力。從長遠來看，一切都取決於生產力的增長。這就是為什麼生產力的來源構成了經濟增長、利潤、工資、積累和投資的基石。在知識密集型、網絡化的經濟中，生產力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創新（Lucas, 1999）。創新是重新組合生產要素以更有效地生產，和/或在過程或產品中產生更高的附加價值的能力。本卷中的第六章提醒我們這個基本事實。創新取決於創新者。正如第二章所分析的那樣，創新者依賴文化創意、對創業制度的開放程度、勞動過程中的自主性，以及這種創新驅動型經濟的充分融資。

當今的新經濟當然是資本主義的，但它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它依賴創新作為生產力增長的來源，依賴計算機網絡化的全球金融市場（其估值受到信息震盪的影響），依賴內部和外部、本地和全球的生產和管理網絡化，以及彈性適應的勞力。價值創造者必須能夠自我編程，並能夠將信息自主處理成具體知識。淪為下屬的普通工人必須準備好適應企業的需求，否則將面臨被機器或替代勞動力取代的命運。

在此體系裡，勞動的關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剝削，可區分三類：一類是創新和價值的源泉；另一類是僅僅執行指令的人；以及那些在結構上不相關的人，要麼是工人（教育不足，生活在缺乏適當基礎設施和全球生產機構環境的地區），要麼是消費者（太窮，無法成為市場的一部分）。對世界大多數人口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避免無關緊要，要參與到有意義的關係之中，這關係就是我們過去所謂的剝削關係，因為剝削對被剝削者來說確實有意義。因為他們真正的危險是，全球生產、分配和估值網絡指揮系統看不到他們。

在傳播領域，網絡社會的特點是網絡模式、彈性、代碼重組和短暫的符號傳播。這主要圍繞著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多樣化的電子媒體系統而組織整合起來的文化。電視、廣播、印刷媒體、電影、視頻、藝術和互聯網傳播形成了所謂的 “多媒體系統”（multimedia system），各種文化表現形式都被這種相互聯繫的電子超文本所包圍和塑造（Croteau and Hoynes, 2000）。

這種多媒體系統，即使在目前寡頭壟斷的商業集中狀態下，其特點也不是向大眾受眾傳遞單向信息，那是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網絡社會的媒體傳播渠道多種多樣，互動性強。並非構成一種以好萊塢為中心的統合文化地球村。它們涵蓋了廣泛的文化和社會群體，向選定的受眾或受眾的特定情緒發送有針對性的信息。媒體系統的特點是：全球商業集中，受眾多樣化（包括文化多元化），技術通用化，渠道多重化。受眾越來越自主，他們掌握了互聯網，瞭解遊戲規則：即一切集體精神體驗都是虛擬的，但這種虛擬性是每個人的現實的基本維度。

在靈活、互動、電子超文本的空間中進行傳播，對政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媒體已成為公共空間（Volkmer, 2003）。哈伯瑪斯主義者（Habermasian）關於憲法和民主政治制度作為社會共同基礎，以及芝加哥學派（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無意中恢復了這觀點），對城市作為溝通和社會整合的公共空間的看法已淡出舞台。社會的共同（commons of society）由電子網絡組成，不論是源自大眾媒體時代但在數位化發生了深刻變革的媒體，還是建立在互聯網內外的新傳播系統。這並不是說城市會消失，或者面對面的互動是已成過去。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相反的趨勢：人們越是在電子空間中進行交流，就越多地在自己的地方堅持本身的文化和經驗。（Borja, 2003）

然而，地方經驗仍然是碎片化的、特殊的、個體化了的。社會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 of society ) – 構建共享的文化實踐，讓個人和社會群體共同生活（即使在衝突的共同生活中）– 如今發生在以大眾媒體和互聯網為中心的網絡化、數位化、互動化的傳播空間中。因此，公民與政治家之間、被代表和代表之間的關係，取決於這個以媒體為中心的傳播空間中發生的事情。這並不是說媒體主宰了政治和政策，但在媒體空間中，各種政治鬥爭才得以展開，有勝有負。在這裡，與網絡社會的其他情況一樣，媒體政治也是以二元模式運作的：上或不上電視。或者，正如本書第十六章所述，在互聯網上，社會政治存在的另類形式就是利用草根力量。因此，政治語言和媒體策略對於塑造公眾思想，進而塑造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至關重要。這就引出了社會理論的基本問題：權力問題。

網絡社會的權力存於何處？我已經分析過構成網絡社會的網絡對未納入網絡的人類社區或個人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權力通過排斥/包容來運作。在主導網絡中，誰擁有權力呢？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權力。權力是強加自己意志於他人意志之上的結構性能力。權力的行使可以討價還價，但最終，無論某人（一個人、一個社會群體、一類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等等）的意志如何，都必須服從權力持有者的意志，否則將面臨各種形式的暴力。這些條件下，網絡社會的網絡中的權力持有問題，要麼是非常簡單，要麼是不可能回答的。

答案非常簡單：每個網絡根據其計劃的目標來定義本身的權力體系。因此，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全球金融市場說了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對普通人來說解讀權威的機構。這些話語通常以美國財政部和聯邦儲備系統的語言傳達，偶爾會帶有德國、法國、日本或牛津劍橋的口音，視時空而定。又或者，從國家軍事力量的角度來看，只有美國擁有權力，用更分析的論述來說，是任何能夠將技術創新投入軍事實力發展、擁有物質資源和專業知識來投資科技，且不會嚴重破壞其社會和經濟平衡的機構力量。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試圖以單一維度來回答問題：權力是單一的實體（single entity），分析會走進死胡同。軍事力量無法阻止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事實上，在某些非理性、防御性偏執狂的情況下，它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或者，全球金融市場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自動機，不受任何主要金融機構的控制，因為其網絡中流通的資本規模、量和複雜性，以及其估值標準依賴的是不可預測的信息湍流。可以說，政治決策依賴媒體，而媒體構成了多元陣地，且構建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之上。至於資本家階級，確實擁有一定權力，但並非全部權力，因為它也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自主動態，以及政府在監管和政策方面的決定。最後，政府本身被牽涉在不完善的全球治理網絡中，間接地服從於公民，不時受到社會運動和抵抗表達的攻擊，這些抵抗表達不會輕易消失在歷史終結之密室中的（Nye and Donahue, 2000）。因此，也許傳統意義上的權力問題在網絡社會中毫無意義。但其他形式的統治和決定對塑造人們的生活至關重要，這是他們意志之外的事情。讓我加以說明。

網絡世界中，對他人施加控制的能力取決於兩個基本機制：根據分配給網絡的目標來進行編程/重新編程的能力；以及連接不同的網絡，確保它們通過共享共同目標和增加資源來進行合作。我將第一個權力位置的持有者稱為“編程者”（programmers），將第二個權力位置的持有者稱為“切換者”（switchers）。重點要考慮的是，編程者和切換者確實是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但不一定指特定的個人或群體。這些機制往往是在各種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界面上運作，這些社會行動者是根據他們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框架中的地位來定義的。因此，我建議，將權力持有者本身視為網絡。他們不是抽象的、無意識的網絡，也不是自動裝置（automata）：他們是圍繞自己的計劃和利益組織起來的人們。他們不是單一的行動者（個人、群體、階級、宗教領袖、政治領袖），因為在網絡社會中行使權力需要一套複雜的聯合行動，超越了聯盟，成為一種新的主體形式，類似於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 1993）精闢地理論為行動網絡的行動者（action-network actor）。

讓我們來檢視這兩個機制的運作。對網絡目標進行編程（以及重新編程能力）當然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一旦編程完成，網絡將高效運行並重新配置其結構和節點以實現其目標。由信息和通訊技術（ICT)支持的全球/本地網絡是高效的機器；除了執行命令外，沒有其他價值觀。它們沒有個人恩怨，無情地殺戮或親吻。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如何實現網絡編程是每個網絡特有的過程。全球金融、軍事力量、科學研究、有組織犯罪或專業體育都不盡相同。然而，所有這些的網絡都有共同之處：思想、願景、計劃產生的程序。這些是文化材料。在網絡社會中，文化基本上是嵌入了以媒體和互聯網為核心的電子超文本傳播過程中的。思想的來源可能多種多樣，並與特定的利益和次文化相關（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個人自由崇拜等）。通過傳播領域來實現社會加工。最終，根據每個群體對傳播過程的暴露程度而抵達每個網絡的支持者（constituencies）。因此，控制或影響傳播機器（apparatuses of communication），創造一套溝通有效的過程並且討好那些潛在編程者的能力，是編程每個網絡的關鍵資產。換句話說，社會的傳播過程以及傳播過程中的組織（通常是，但不僅僅是媒體），是編程計劃形成的關鍵領域，也是為這些計劃建立支持者的關鍵領域。他們是網絡社會的權力場域。

然而，有第二個更為決定性的權力來源，雖然這需要研究來決定。就是在各種戰略網絡之間的連接點的控制者：即“交換者”。例如，在政治領導網絡、媒體網絡、科學和技術網絡以及軍事和安全網絡之間的連接，以維護地緣政治戰略。或者是商業網絡和媒體網絡之間的關係，例如利用監管機構的控制以支持商業利益。或宗教網絡和政治網絡之間的關係，在世俗社會中推進宗教議程。或學術網絡和商業網絡之間的關係，以交換知識和認證，為學習機構獲得資源和為其產品（即畢業生）提供工作機會。

這不是老男孩網絡。這些是設置在相對穩定基礎上的特定界面系統，是在機構和組織正式自我表述之外來闡述社會系統運作的一種方式。然而，我並不是在復活權力精英的概念。不存在權力精英。這是社會權力的一個滑稽形象，其分析價值僅限於一些個人化獨裁極端案例，例如皮諾切時期的智利（Pinochet’s Chile）。正是因為沒有權力菁英能夠控制所有重要網絡的編程和轉換操作，所以必須建立更加微妙、複雜和協商的權力執行系統，以便社會的主導網絡具有相容的目標，並能夠通過由行動者網絡執行的轉換過程與彼此溝通，產生協同作用並限制矛盾。這就是為什麼媒體大亨不應該成為政治領袖的原因，就像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Berlusconi）案一樣。切換者越是粗暴地表現出單一目的支配，網絡社會就越是窒息其多元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革的活力和創造力。切換者不是個人，但由人組成。他們是行動者，但由行動者網絡構成，參與在每個特定的連接過程具體操作的動態界面。編程者和切換者是那些行動者和行動網絡，因其在社會結構位置使然，能夠在網絡社會中執行權力。

必須從兩個角度來看待權力生成的過程：一方面是捕獲和／或執行權力；另一方面是對抗權力，代表了網絡程序中被排除或代表不足的利益、價值和計劃。分析的看，這兩個過程最終通過它們的互動來配置權力結構。但它們是不同的，儘管運作的邏輯是相同的。這意味著對權力的反抗是通過構成網絡社會權力的兩個機制來實現的：網絡的程序和網絡之間的切換。因此，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以其不同的形式，旨在向網絡的程序中引入新的指令和新的代碼。例如，在全球金融網絡中，新的指令意味著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應該對一些國家的債務進行寬免，正如禧年運動（Jubilee Movement）所要求的並部分完成的那樣。另一個在全球金融網絡中引入新代碼的例子，是根據公司的環境倫理評估公司股票價值，希望最終能影響投資者和股東對那些被視為對地球壞公民的公司之態度。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計算的代碼從增長潛力轉變為可持續增長潛力。

更基進的重新編程旨在改變網絡基本原則或程序核心代碼的抵抗運動，以保持與軟件語言的平行。例如，如果上帝的旨意在任何情況下都佔上風（如基督教原教旨派所說），那麼構成法律和司法系統的機構網絡必須被重新編程，不是遵循政治憲法、法律規定或政府決定（例如讓女性自行決定自己的身體和懷孕），而是將它們提交給地球主教對上帝旨意的解釋。另一個例子，當全球正義運動聲稱應重新編寫由世界貿易組織管理的貿易協定，以包括環境保護、社會權利和尊重土著少數民族時，它正在努力修改全球經濟網絡運作的程序。

第二種抵抗機制在於阻斷不同網絡的連接，這些開關允許通過表達結構性統治的共享價值的元程序來控制這些網絡。因此，挑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允許所有權更加集中的規則，來阻止寡頭壟斷企業對媒體的控制。或通過監管競選財務，或執行在職副總統不得從前雇主公司（該公司從軍適合同中獲益）獲得收入的利益衝突之規定。或譴責學者利用自己職務作為宣傳平台，為當權者提供知識服務。

切換者更基進的破壞是要影響網絡社會的物質基礎：對航空運輸、計算機網絡、信息系統以及社會維持生計的設施網絡之物理和心理的攻擊，這些在信息化世界高度複雜、相互依賴的系統特徵。恐怖主義的挑戰正是基於這種能力，能夠針對戰略性的物質開關並將其作為目標，從而對它們產生威脅或破壞，瓦解人們的日常生活，迫使人們生活在緊急狀態下 – 進而促使其他權力網絡（如滲透到生活各領域的安全網絡）的增長。確實，抵抗行動對戰略開關的破壞，以及權力網絡以圍繞安全網絡重組一套新開關，兩者形成一種共生關係。

對網絡中編程權力的抵抗也是通過網絡來進行的，這些網絡同樣是由信息和通訊技術賦能的信息網絡（Arquilla and Ronfeldt, 2001）。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是一個在互聯網上組織和辯論的全球/本地網絡，結構上與媒體網絡連接。基地組織（Al-Qaeda）及其相關組織是由多個節點組成的網絡，中央協調很少，也直接針對媒體網絡切換，通過這些網絡，他們希望在異教徒中製造恐懼，在受壓迫的信徒群眾中燃起希望（Gunaratna, 2002）。

這是網絡社會的特點，支配的和反支配的，都依賴於網絡形成和網絡攻守的策略。事實上，這與以往的社會類型的歷史經驗相一致，比如工業社會。工廠和大型的垂直組織的工業公司是工業資產階級和勞工運動發展的物質基礎。如今，計算機網絡對全球金融市場、跨國生產系統、“智能”武裝力量，擁有全球影響力的恐怖主義抵抗網絡，和爭取更美好世界的網絡社會運動都發揮著相同作用。他們都旨在通過切換到媒體網絡來觸及其支持者和受眾。在網絡社會中，權力被重新定義，但並未消失。社會鬥爭也沒有停止。支配和反支配的抵抗根據其行動修正特定社會結構而發生變化。權力統治，反權力鬥爭。網絡處理他們相互矛盾的計劃，在其中，人們則試圖理解自己恐懼和希望的來源。

正如所有歷史轉型一樣，新社會結構的出現與我們存在的物質基礎，即空間和時間的重新定義有關，正如吉登斯（Gidens, 1984）、思利夫特（Thrift, 1986）、亞當斯（Adams, 1990）、哈維（Harvey, 1990）、拉什和厄里（Lash and Urry, 1994）以及格雷厄姆和馬文（Graham and Marvin, 2000）等人所論證的那樣。網絡社會具有兩種新興共存的時空社會形式。它們是流動空間和無時間的時間。空間和時間在自然界和社會中是相關的。在社會理論中，空間可定義為支撐時間共享社會實踐的物質基礎。通訊技術的發展可以被理解為時間共享和鄰近性的逐漸解耦。流動空間指的是在沒有鄰近性的情況下實踐同時性（或在時間共享中選擇時間）的技術和組織可能性。在網絡社會，大多數主導性功能（金融市場、跨國生產網絡、媒體網絡、全球治理的網絡形式、全球社會運動）都是圍繞著流動空間組織的。

然而，流動空間並非無地方（placeless）。它由節點和網絡組成；即由電子通訊網絡連接的地點，信息流在其中循環互動，確保了這樣空間中處理的實踐的時間共享。在實踐鄰近性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意義、功能都和地方性密切相關；而在流動空間中，地方從它們在特定網絡中的節點角色中獲得其意義和功能。因此，流動空間對金融活動或科學、媒體網絡或政治權力網絡並非相同。空間不能與社會實踐分離。因此，本章分析的網絡社會的每個維度都有其空間體現。因為實踐是網絡化的，所以實踐的空間也是網絡化的。由於網絡化實踐是基於通訊技術在不同地點之間處理的信息流，網絡社會的空間由三個要素的關係構成：活動的地點（以及執行活動的人），連接活動的物質通訊網絡，以及執行活動的信息流的內容和幾何結構，賦予活動的功能和意義。這就是流動空間。

時間以社會定義來說，是實踐的序列化。生物時間，是多數人存在的特徵（且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常態），由自然生命週期中編程的序列定義。生物時間在歷史上被我所稱的官僚時間所塑造；即在機構和日常生活中，由軍事意識形態裝置的代碼組織時間，基於生物時間節奏的工作。在工業時代，鐘表時間逐漸出現；即對序列進行精確測量和組織，以便為生活的每一刻分配任務和秩序，從標準化的工業工作和金融交易的時間計劃開始，這兩個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沒有鐘表時間就無法運作。在網絡社會中，對序列的強調被顛倒了。信息和通訊技術的使用界定了時間，通過否定排序無情地消滅時間。一方面，通過壓縮時間（例如毫秒級的全球金融交易，或努力對抗“即時戰爭”），另一方面，是通過模糊社會實踐的序列，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以隨機順序進行，就像在電子超文本中，或越來越模糊的工作和養育子女的生命週期模式。

在工業社會中，圍繞著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觀念，成為結構化存在（becoming structured being），時間服從空間。在網絡社會中，流動空間打亂事件順序使之同步，從而消除了時間，將社會安置於結構性的短暫中：存在取代了成為（being cancels becoming）。

時空的構建是有社會差異化的。從最傳統的生物節奏到時鐘時間的控制，多個地方空間的碎裂、分離，展現出不同的時間性。特定功能和個體超越了時間，而貶值的活動與底層人們則只能隨著時間流逝而忍受生活。旨在修改網絡社會主導程序的社會運動，表現了時空結構能有另類選擇。如環保運動提議，不要將無時間的時間視為自動機的時間，而是要在宇宙時間的長遠視角中活著，將人類生活視為物種進化的一部分，並與未來世代以及我們在宇宙中歸屬感建立團結。這就是拉什和厄里（1994）概念化的冰川時間。

世界各地的社區也在為維護地方性的意義鬥爭著，並在我所稱的“草根化”（grassrooting）過程裡為重申地方空間的經驗在鬥爭。事實上，流動空間並沒有消失，因為它是網絡社會的空間形式，但它的邏輯可以轉變。它可以成為支持地方經驗全球連接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將意義和功能封閉在網絡的程序中。

時空同時受到新社會結構的浮現，及其形式與計劃的鬥爭所重新定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時空反映了網絡社會的文化。

所有社會都是文化構造，如果我們將文化理解為指導和激勵人們行為的一套價值觀和信仰。因此，如果存在一個特定的網絡社會，我們應該能夠將網絡社會的文化識別為其歷史標誌。網絡社會的複雜性和新穎性提示我們應該謹慎行事。首先，因為網絡社會是全球性的，它與世界各地每個地區的歷史和地理相關聯的多種文化進行交流和整合。事實上，工業化和工業社會的文化並沒有使世界各地的文化消失。工業社會有許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表現形式（從美國到蘇聯，從日本到英國）。在其他大部分是鄉村和傳統社會的地區，也存在著工業化的核心地帶。即使是資本主義在其歷史存在的範圍內也沒有在文化上實現統一。是的，市場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起著支配作用，但在具有如此特定規則且具有如此多樣的文化形式的情況下，將一種文化標識為資本主義無能幫助分析，除非我們實際上的意思是美國或西方文化：這在事實上是錯誤的。

網絡社會的發展以不同的文化環境為背景，由每個情境的差異性歷史所塑造，以特定形式具體化，導致高度多樣化的制度體系形成，正如本書所呈現的研究所示。網絡社會仍然具有共同的核心，就像工業社會一樣，但網絡社會還具有一個額外的統一層面。網絡社會是全球實時的存在，它在結構上是全球性的。因此，它不僅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其邏輯，同時在全球層面保持其網絡組織，在每個社會中有特殊形式。

這種共通和獨特性的雙重運動在文化層面產生兩個主要後果。一方面，特定文化認同成為集體與個人反抗主宰性網絡邏輯的自治壕溝，也時也是抵抗的壕溝。成為法國人再次與成為公民同樣重要。成為加泰隆尼亞人、愛爾蘭人、巴斯克人、魁北克人、庫爾德人、藏人或艾馬拉人，自我認同成為對抗民族國家統治的集結處。與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相反，歷史終結者主張將所有文化融入世界公民的寰宇（cosmoplitian）大熔爐。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ies）在全球網絡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爆發出來，並引發了近期最戲劇化的社會和政治衝突。

尊敬的理論家和可笑的意識形態專家可能會警告此種發展的危險。我們不能忽视它。觀察必須啟發理論，而非理論主導觀察。全球網絡社會的特徵在於全球網絡的邏輯與多重地方自我肯定的對立，正如我在信息時代的三部曲中所試圖論證和記錄的那樣。（Castells, 2000a, c, 2004）。我們觀察到的共同趨勢是歷史文化的多樣性：碎片化而不是融合。於是，隨之而來的關鍵問題是，這些特定的文化認同（由單一歷史傳承的材料製成，在新背景下重新加工）是否具備相互溝通的能力（Touraine, 1997）。否則，共享一個社會結構，卻無法說出共同的價值觀和信仰，會導致系統性的誤解，從而釀成針對他者的破壞性暴力。不同文化之間的協議（protocols）是網絡社會的基石，因為沒有協議，就沒有社會，只有宰制網絡和抵抗公社。

哈伯瑪斯-貝克者（Habermasian–Beckian）的“寰宇文化”（cosmopolitan culture）計劃，旨在為世界公民創建憲法，想為全球民主治理奠定基礎，正確地指出網絡社會的核心是文化制度問題（Habermas, 1998; Beck, 2003）。不幸的是，這一願景提出了解決方案，卻無法確定創建協議的過程，根據經驗研究，包括歐洲在內，寰宇文化僅存在於極少部分人口（Norris, 2000）。實際上，在大多數歐洲人的心目中並不存在真正的歐洲認同。

要確定，即使是假設性地，這些溝通協議是什麼或可能是什麼，需要一種超出理論文本的經驗分析。但是，從理論上講，這是我的主張：全球網絡社會的文化是溝通的協議文化，使不同文化能夠進行交流，不必要共享價值，而是共享溝通的價值。這是說：新文化不是由內容而是過程所構成。這是一種為了溝通而溝通的文化。是一個開放式的文化意義網絡，不僅可以共存，也可以在交換的基礎上互動而彼此形塑。

我將重新詮釋標示信息時代文化最原創的假設之一，“駭客倫理”，來說明這個不可否認的抽象陳述的意義。這是佩卡·希馬寧（Pekka Himanen）在他具有影響力的書中所概念化的（Himanen, 2001），並在本書的第19章中總結。駭客倫理（正如在創建互聯網、其應用程序以及信息時代基本技術的創新者網絡中所體現的）可以兩種版本來理解，我認為兩種版本都是正確的，並且互補的。第一種版本在知識界和商業界都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它指的是為了創新而創新的文化。創造的熱情取代了資本積累作為救贖的手段。玩耍就是生產。與新教（和資本主義）倫理的推遲滿足模式不同，這是肯定一種即時滿足模式：創造的喜悅和對創作的即時使用。

但是，駭客實踐和希馬寧的理論中被忽視的第二個維度：共享。知識和發現的自由共享是創新在信息時代（更早期社會的也存在）創新發生的基本機制。由於創新是生產力、財富和權力的源泉，共享的力量與權力的分享之間存在直接關係。因此，為了網絡而建立網絡，願意向他人學習並給予他人你所擁有之物，可能是網絡社會的文化：相信網絡的力量，通過向他人開放而實現自我賦能，以及多樣性帶來的喜悅。以駭客網絡為例，網絡是基於共同的價值觀進行的：創造力的價值，通過挑戰和創新心智能力的練習獲得自我實現的感覺。

我的假設是：網絡社會的文化是世界上所有文化之間溝通的協議文化，這種文化基於對網絡力量及通過給予他人和從他人收穫的協同作用之共同信仰而發展。網絡社會文化的物質構建正進行中，但這不是工業社會遺留的主導精英在全球網絡中行使力量來擴散資本主義思想，也不是哲學家夢想的抽象、世界公民的理想化提案。這是一個過程，多源社會意識行動者將他們的資源和信仰帶給他人，並期待回報，分享多元的世界，從而結束對他者的古老恐懼。

到這裡所提出的分析，如此結論並不令人驚訝：我們不是處於信息或知識社會中。至少，不比我們在其他歷史時期更多。知識和信息一直是生產力和權力的重要源泉。如果我們強調我們當今世界的知識成分，暗示我們現在有知識而早期時代是無知的，那還是保持謙虛較好。知識始終是歷史相對。當然，我們比幾個世紀前知道得更多，我們甚至可以說知識的增長是指數級的，然而在許多科學領域，沒有早期發現，我們仍處黑暗無明裡。基本的自然或人類生活，我們確實知之甚少。例如大腦，它是我們的來源，但它的結構和功能大部分是未知的。至於社會和經濟，我只想提醒讀者，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 1957 年基於 1909-1949 年（工業社會的鼎盛時期）美國的統計數據，最初建立了作為生產力增長基礎的總生產函數（APF）分析，這一增長是資本、勞動力或原材料以外的因素所導致的（Solow, 1957）。無所謂了：信息社會的支持者總是從索洛對生產力的分析開始，以信息的作用為基礎來建立他們對新社會主張的論點。

正如我的各種著作和本書中所分析的那樣，信息和知識在經濟與社會中都至關重要。但它們並不是我們這種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特別之處在於，新的技術範式（信息主義）的基礎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由電子通訊技術驅動的網絡社會所組成。那麼，有什麼不同？當然，這是技術。但也是網絡化的社會結構，以及網絡邏輯所指涉的特殊關係之集合。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必須讓信息社會或知識社會的概念枯萎，並將其替換為本章中提出、從各種理論角度研究的網絡社會來取代它。我認為這種重新概念化很重要，因為會造成實際的後果。

如果我們現在處於一個信息社會，這是電子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明和傳播的直接結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取決於，如到處安裝電腦，並推動每個人上網，或者不上網。對信息和通訊技術使用的研究再次證明了技術史家早已確立的觀點：只有在文化、組織和機構轉型的框架內，技術才能實現其承諾。學校裡的電腦只有在老師足夠好的情況下才有用。除非學校的組織設置超越了信息時代的學科官僚體系，老師也無法做太多事情。或者，換個角度來說，在許多情況下，自前工業時代的神學院以來變化不大的文化和學術環境中，大學的互聯網也無法做太多事情。

此外，在缺乏網絡企業所代表的組織形式的傳播的情況下，電腦和互聯網對提高經濟生產力和企業競爭力的幫助甚微。網絡公司的泡沫破裂是由商業顧問和未來學家們的幻想引起的，他們忘記了互聯網的關鍵作用是為實體經濟提供動力，而非逃向新的虛擬經濟領域。電子民主必須從重新定義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開始。

從更廣泛的社會進化角度來看，信息社會的概念再現了從遊牧社會到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如今我們這個時代的頂峰，這顯然是歷史連續性的神話。人類歷史被同化為理性指導下的長征進步（偶爾還要祈求上帝的保佑）。正如電腦、乾淨的廁所和智能武器的奇妙所證明的那樣。沒有衝突，沒有矛盾，只有技術上預先決定的變化，以及對變化的抵抗。由於對理性的抵抗是非理性的，所以必須消滅它們，以清除通往我們承諾星辰的光明道路。

如果認定我們的社會是網絡社會，正如本章所定義和詳細闡述，我們必須將機構、組織和社會行動者的網絡化能力，在本地與全球範圍內作為分析的核心。連通性和對網絡接入至關重要。正確結合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人類充分利用這些技術的全部潛力的能力，以及基於網絡的組織重構，成為確保生產力、競爭力、創新、創造力，最終是確保權力和權力共享的關鍵。如果將全球網絡社會當作超越電信網絡的存在，如果我們回憶互聯網的互動式、多節點邏輯，那麼就可以設計出促進包容和合作的通訊系統。如果所有文化作為網絡化文化對話系統的節點都有其相關性，那麼超現代性與傳統之間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和相互學習。

總結來說，信息社會或知識社會的概念，僅僅是對工業社會的技術發展的推斷，通常等同於西方現代化文化。網絡社會的概念則將重點轉移到組織變革上，以及全球相互依存的社會結構的興起，伴隨著其支配和反支配的過程。這幫助我們定義了我們世界的根本困境：一個沒有社會控制的全球權力網絡程序之統治，或者，替代的，由共同信仰分享價值的使用所統一的，湧現出的互動文化的網絡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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