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海尔特·洛文克 写作年份：2014 创用CC：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禁止改作 引用来源
（编按：本文收录在Geert Lovink 《Social Media Abyss》 一书的第四章。〈Hermes on the Hudson: Media Theory After Snowden〉，此书近期内将由中国美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出版中译本，先以此台湾译本分享同好。此文的重要性在於重新思考媒体理论，特别是想要将將”新媒体”封號強加於各種线上媒体欲望之愚蠢（強加於藝術上亦同），线上媒体哪裡新了？不過就是报纸版的电子化，何况新媒体都自身难保（如果尚未断气的话）。媒体理论中关于生产者─接收者这种线性的媒介过程已然翻页，在Snowden事件后，我们方才警悟，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传送资讯，透过键盘，手机，照片，旅行机票，消费记录，等等，而已经没有接收者了，或者说，接收者是棱镜计划，是网络。媒体理论就好像要判断萨利机长在哈德逊河的奇迹是不可能的一样，希腊神祇荷米斯(代表詮釋學)的處境迫在眉睫。媒體的中介过程已然改变，媒体已经走到与昔日完全不同的临界点，媒体要越过自己的影子才行。其中，文中讨论的观点是来自《Excommunication》一书，文中翻成”前沟通”，或译”去除交流”也许更为贴近，这是媒体考古学，新媒体领域里的重要著作。--黄孙权）
2014年的标语包括：“希望为愚蠢之母”（波兰谚语）；“找寻自我”；“本电子邮件之陈述非本人观点，因此不能用来对付我”（页尾注）；《无政府主义无可辩驳的真相》（书名）；“收拾你的杂物”（三日课程）；“天生爱胡闹”；“加入无良企业（Gramscience），创造巨额财富”（伊恩．波格斯特〔Ian Bogost〕）；“为何『流行科技』是『意料之外的意见』”（4chan）；“在资讯中遇见演算法标记；“不仅是反美学的，更是无美学的（Anaesthetic）”；“你修复了我们的世界”；“『为何我停止编码以便更专注于经营我的部落格』得到39,123笔评论”；“请注意：我不再检查我的垃圾邮件匣。若您的讯息未获得迅速回应，请改变主旨措辞并重新寄出。”；快乐的黑暗时代；“我在脸书上看过手舞足蹈的士兵”；“温和安静的译解密码者（Cryptographers）具备比文字艺术家更高的职业道德”（约翰．杨〔John Young〕）；意第绪谚语：“人算不如天算”；“对谷歌股东的请求：『请合群一点，分享你们的股利吧！』”；“你听起来像是酒鬼之流，一边死握酒瓶不放，一边又说酒是穿肠毒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物质援助，请资助填补我们的预算赤字。”（非洲谚语）。
启蒙不仅带来新知识，亦粉碎了各种神话。2013年6月的史诺登泄密事件标示着“新媒体”时代的象征性终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丑闻剥夺了最后一点残存的电脑网路天真性（Cyber-naivety），同时亦将“网际网路议题”提升到国际政治层次。事实上，模控学（Cybernetics）已整合至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网路世代的价值观已被击成碎片：去中心化、对等网路（Peer-to-peer）、块茎（Rhizomes），以及网络。你点选过的一切均可以而且将会被用来对付你。时至2014年，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到1984年以前的世界。这不仅是欧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世界，更是苹果公司以个人电脑震撼媒体景观的一年。1984年以前，少数跨国企业集团如IBM、Honeywell-Bull和GE等，始终以处理打孔卡片的枯燥大型主机局限大众对电脑的想像。此外，电脑也被大型官僚机构用来计算与控制人口，亦未能摆脱它们军事用途的出身。三十年后的现在，电脑再度成为冷酷的军事安全机器中的完美科技工具，用以进行配置、辨认、选择──最终摧毁──“他者”（The Other）。在谷歌、脸书、微软，以及特勤局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国家安全局已臻至“全知”（Total awareness）的境界。个人电脑一从我们的书桌上消失，无形的大型资料中心便立即取代它们在这个集体科技想像中的位置。
土耳其裔美籍网路社会学家泽奈普．图菲琪（Zeynep Tufekci）对此新事态提出反思：
抵抗与监控：当今数位工具之设计使这两者密不可分。而如何对此进行思考成为一项真正的挑战。有句谚语说，将军总是在打上一场战争（意指人们总是倾向于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墨守成规，不知应随不同问题性质调整策略）。若真如此，我们便如同这些不知变通的将军，透过思考过去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来理解监控在今日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注1）
图菲琪呼吁要更新我们的梦魇。我们必须正视这项呼吁：我们还能以何种方式利用基于古希腊神话的（佛洛依德式）工具来解读我们的恶梦？在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各种原型层次（Archetypal layers）已被重新布局并突变成半集体的科技潜意识（Semi-collective techno-subconscious）。我们从未独自作梦，数位性正逐渐推进至潜意识领域。作为使用者的主体，亦即自拍者，的确可以不必再明确区分现实与虚拟、这里与那里，以及昼与夜。在这个无人驾驶车辆的时代，何谓公民赋权（Citizen empowerment）？
上方连结为苹果公司的一则广告，直接引用欧威尔《一九八四》书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一词。这则广告播放于1984年超级杯美式足球赛期间。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其三部曲系列（Trio series）的第三本专著，题为《前沟通》（Excommunication），收录发表于史诺登事件爆发前夕的三篇文章延伸版，作者为三名纽约的新媒体学者，且均为数位九零世代的理论大家，分别是亚历山大．盖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尤金．萨克尔（Eugene Thacker），以及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这三篇“对媒体与中介之探索”以众人共同的不满为出发点，亦即“新媒体”已成为空洞的指意符号（Signifier）：“我们三人共同希冀的一件事就是停止把“新媒体”一词加诸于现存事物上”。（注2）如同1990年代的标语所言：新媒体是累了，而非连线了。或者，套用1980年代的理论术语：新媒体已经从精神分裂革命这端转移到偏执反动那端。这波流行结束，下一波炒作为何？若真是如此，我们该如何在知道它已结束但却尚未消逝的情况下来处理这个媒体问题？若将此问题置于德语脉络中，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之后的媒介理论又为何？此问题已困扰我们一段时间。历史学领域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虽已提出丰硕成果，仍不足以解决此问题。我们有资格谈论那些成长于后现代主义薰陶当中、成熟于后冷战数位网路时期，且正在接管一切的下一代吗？接管什么？关于思辨媒介理论（Speculative media theory）于1980年代臻至高峰时，这项命题仍有许多讨论空间。剩下的只是执行──亦即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情势的一个无趣且可预期的冲撞。若说此冲撞有留下任何剩余物，便是下列留给我们的问题：当今媒介理论的任务与范围为何？你准备好把这个“新媒体”剩余物移交给社会学家、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家，或其他人文学科官员了吗？我们是否能够上演一场更具想像力的“消失无踪”？我们准备好在这种新常态中伪装自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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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史諾登於2014年透過一臺遠距通訊機器人現身於一場TED演講中。（瑞安．拉許〔Ryan Lash〕拍攝）[/caption]
我们可采取许多方法来阅读《前沟通》这本书。其中一种方法是将该书视为一种可能的趋势。新媒体学理论家已准备好继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之后成为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了吗？我们很难说这是个“正在崛起的”媒介理论纽约学派。这听起来可能很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具备哪些要素才能组成所谓的学派？一个纲要性的计划？大量的研究经费？制度性力量？有影响力的学术地位，譬如讲座教授？他们似乎并未具备任何一项要素，只有未成气候的分散学派。与其无止尽地比较纽约与洛杉矶、伦敦、巴黎或柏林等地作为其城市行销逻辑的一部分，不如采取类似哲学领域在十八世纪的通讯（Correspondence）模式──例如透过电子邮件通讯录、论坛、部落格，以及推特等。选出你偏好的平台，开始使该书观念流通于数位领域。
解释这个世界是媒介（理论）的任务吗？这三位纽约学者似乎已放弃这种想法。他们不仅怀疑沟通的可能性，亦开始怀疑理论能否展现有关科技物件与过程的真相。在“新媒体”脉络中，盖洛威对于诠释学（Hermeneutics）正陷入危机。此项宣称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神经科学可以测定人类的想法，我们为何还要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呢？既然对一幅画作而言，重要的是其拍卖价格，我们为何仍试图诠释它呢？”（注3）
人们在1990年代便已发现大多数的媒介理论均具有思辨性本质，并将其概念投射至未来，希望能够在某个阶段被实现。早在二十年前，理论（除了基特勒与少数特例之外）已无法理解晶片、电脑符码，以及其他相关介面。理论在参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要驱力方面的无力，导致艺术与人文学科的自我边缘化。
倘若我们已对媒体的未来失去信心，并任由储存巨量资料（Big data）的冰冷设备摆布，我们将会如何？新媒体与1980年代由符号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心理分析主导的电影分析，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新媒体曾经是也依然是思辨性的，而非诠释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的展示变得非常困难，研究者必须将电脑符码、网络构造，以及使用者介面等完全摊开置于解剖台上加以检视，方能描述细节并获得更全面的理解。解释的意愿可能尚存，但这个黑盒子却无法被仔细分析。这才是真正的诠释学危机。此危机的部分肇因是理论家并未学得如何编码，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研究对象难以取得（例如所有企业使用的演算法）。
在数位媒体时代进行一种更深层意义的叙事重建，是相当艰钜的工程，不仅是因为在这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时代，没有人会坠入内容分析的陷阱，亦因为媒体讯息即为其基础结构，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便是此法则下的两个完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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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國某座機場內的一則針對潛在銀行客戶的伺服器廣告。[/caption]
这便是纽约媒介理论转向古希腊神话的背景，该理论以荷米斯（Hermes）、伊里斯（Iris），以及愤怒女神（Fury）为比喻来诠释网际网路（亦透过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弗朗索瓦．拉胡耶勒〔François Laruelle〕、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及其他人提出的流行途径来诠释）。如瓦克在《前沟通》之总结所言：“荷米斯代表诠释（Interpretation）的诠释学，伊里斯代表即时性（Immediacy）的虹彩，复仇女神则代表分散式网络群体。”（注4）
因此，《前沟通》擅自从史诺登丑闻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转而采用一种包含古希腊神祇姓名的高度符码化语言来对少数革命人士说话。依据李奥．史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迫害（Persecution）导致一种奇特的文学型态，亦即“仅针对值得信任与聪颖的读者而写作的文学”。（注5）这便是瓦克、盖洛威与萨克尔心中所想的形式与解释吗？他们正受到监控并处于危险之中吗？他们是否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美国国家安全局骚扰，或不被推特和脸书上的陈腔滥调持续抨击，而将彼此之间对话加密？我们无从得知。如史特劳斯所言，透过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来压制独立思考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我们是否能称之为自愿将自己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某种希望被知名哲学家接受的想望？这究竟是驱使这些作者“将理解与谨慎结合”的社群媒体泛滥，还是一种流放（Ostracism）？无论何者，问题依然是：在数位时代，何种论述能够振兴言论自由？我不想从字里行间找出言外之意。由于事关重大，与其把这个文本推向误释的深渊，我主张开放辩论。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媒介理论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靠吗？由于学界在新媒介理论发展方面趋于停滞，使其与快速进展的电脑（以及类似设备）用途更加脱节，因此，我们必须严肃看待此问题。
德语界对《前沟通》这本书的非正式批判，指出该书内容与德国高中生论说文的程度相差无几。我无法证实此说法。我错过了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关于荷米斯的精彩著作。尤里西斯（Ulysses）并未存在于我的英荷血统当中。事实仍然是我们德国朋友们并未投入心力将他们的著作译成英文以促成适当的国际对话（最近的例子包括西碧儿．克莱默〔Sybille Krämer〕对于媒体与即时通讯之研究，以及基特勒关于音乐与数学的最后几份著作，两者均将他们的想法完全置于古希腊哲学中）。当代德国理论家在国际论述中的能见度依然不高，而且通常得过了知命或耳顺之年，他们的著作才会被译成英文。借由将这三位纽约学者视为“说着希腊语的美洲人”而将他们搁置不论的做法，则是回避了真正事关重大的辩论。我们必须放弃所有个人偏好，否则该如何与新媒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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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高解析度拍攝的MOS 6052系列修訂版D型晶片，其為visual6502.org媒介考古學計畫的一部分。[/caption]
在这种令人感到僵滞、愤怒与沮丧，并使人们不再在乎新奇事物的时代氛围当中，仍有许多迫切待处理的议题。媒介理论的这股远离其研究对象的趋势可追溯至相当多样化的起源：从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到非法知识促进基金会（Adilkno）在其1998年媒体档案典藏中的《不明理论物件》（Unidentified Theory Objects）、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的《真实的存在》（Real Presences）、安德鲁．高菲（Andrew Goffey）与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在《邪恶媒体》（Evil Media）中提出的含糊策略、芙萝里安．克雷默（Florian Cramer）的《反媒体》（Anti-Media）、德国吕内堡（Lüneburg）的后媒体实验室（Post-media Lab）（由Mute杂志与吕内堡大学合作成立，并出版《启发性的混合：后媒体文选》〔Provocative Alloys: A Post-Media Anthology〕），以及相当于“后数位”（Post-digital）概念之化身。克雷默进一步说明“反媒体，即为我们破除媒体观念后却又无法摆脱此观念的后遗症。”（注6）
对这三位纽约学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何谓中介”。提出此问题意味着要想像对立面：若无前沟通，便无沟通。若我们停止中介会发生什么事？与其深究此相互连结世界的持续崛起，这些作者偏好研究“中介的不足之处”、“拒绝双边定向性（Bi-directionality）的中介模式、消除确定性（Determinacy）的中介模式，以及彻底拆解设备的中介模式。”（注7）并非所有存在的事物均需要被再现与中介。
这与传统的“解构”（Deconstruction）议程、萝莎．孟克曼（Rosa Menkman）的“故障”美学（Glitch aesthetics），乃至于盖洛威与萨克尔建立的“开发”（Exploit）哲学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注8）这三位作者以主张偏好一种“反协定”（Counterprotocol）、“反网路”（Anti-web），或是套用哲学的说法，一种“特例拓朴学”（Exceptional Topology）。若我们排除离线浪漫主义（Offline Romanticism），我们该如何将这种分析转译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想像一种特定的美学是一回事，许多艺术家已朝此方向着手。在后史诺登时代，要求仅是复制支配性平台共同前提（如朋友逻辑等）的各种开放原始码选项已不再足够。我们必须质疑社会关系图的排列。我们能否形成一种集体智慧来制定另一种沟通秩序的原则？
如某些人对此新阶段特征之描述，《前沟通》不仅是媒体之后的世界、后媒体世界，或是后数位世界的一种参照，我们亦须对权力行为进行实际意义上之解读。我们透过新媒体天堂的前沟通而来，突然间遭遇“巨量政治”（Big politics）的冷酷逻辑。过去的世代认为有机会精炼他们正用于沟通的辞汇。只要有一股自己动手做的冲动，便能将庞克族、电脑玩家与企业家齐聚一堂。史诺登事件之后所导致的彻底幻灭，应该被列为十九世纪末发现“上帝已死”的世俗版本。然而这个时代的教会惩戒（Ecclesiastical censure）在本质上是非科技性的：我们尚未被各种网络驱逐出境；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并未被没收。问题既不在于与日具增的审查制度，亦不在于那些我们无法完全察觉的先进过滤技术。我们有能力规避科技的封锁，亦可运用多层加密防护来武装自己，但问题远不止于此。美国国家安全局资讯被披露的事件，所揭示的是随着“你所说的每件事可以而且将会被用来对付你”而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仍无从得知，这种对非正式交流的破坏将造成哪些长期影响。线上沟通会变得较正式吗？网路白目（Trolls）会变少吗？简言之，新的冲突文化是否将会兴起，或是在一开始就被压制──或是根本不会出现？
我们并未被排除在信徒之间的密切交流之外。反而是我们自己先进行前沟通，因为此种两厢情愿的激情早已消逝。许多人因感受到脸书与推特带来的社会压力而选择退出或噤声，使得“参与式文化”成为沉默的在场梦魇。当社群成为一种商品，我们便不会惊诧于为何我们如此快速地耗尽这些平台，并轻易将之抛弃。
缺乏情欲驱力的社交媒体将会成为穷极无聊的例行程序。窥淫狂与自拍表现狂之间的诙谐辩证促成社交媒体的超快速成长。一旦这一对富有生产力的连结成为一种例行程序，该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人数将会暴跌，这些使用者将大举迁移到其他平台。然而，史诺登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于上述情况。将电子邮件寄给一个不予回应、被荒废的网路空间只是某种行为的结束，但将之寄给一个不予回应的“他者”将会堕入地狱。此种情形已从电子邮件与连结扩散到社交媒体范畴：倘若回应他人在推特上的贴文或类似行为的激情已消逝，而全天候的狂热着迷亦变得毫无意义，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事实已证明，光是追踪他人和拥有追踪者已经不足；只要没有沟通，追踪行为依然是被动与不可见的。克制自己不予评论，等同于沟通的结束。
“网际网路崩溃”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对谷歌或是脸书的使用者而言，要回复正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此历史性的时刻，听取在此领域学有专精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即成为一项关键策略。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尽管有各种缺点，却能有效地针对暴动小猫乐团、占领华尔街运动、史诺登事件，以及波士尼亚街头运动等事件发声。对于（新）媒体，齐泽克却无法避免自己落入198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分析窠臼。乔迪．狄恩（Jodie Dean）针对部落格经营与“沟通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之分析虽较为精辟，但最终仍逃脱不了美国学术界的视野框架。
我们所处的彻底幻灭状态亦迫使我们重新评估理论的角色。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评论员与记者已取代理论家的角色。如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美国媒介理论仅有一个非常虚弱的制度性代表，而美国大多数的网路评论者，例如尼可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安德鲁．肯恩（Andrew Keen）、莫洛佐夫、伊莱．帕里瑟（Eli Pariser），以及其他人皆非（知名）学者这项事实则说明了一切。我们也可对那些逐渐被淘汰的新媒体（艺术）节目或艺术节进行类似的观察，不难看出传统电影与电视节目已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数位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无法帮助我们脱离此困境，即便是“传播科学”中的应用公共关系知识也无能为力。在此脉络之中，我们必须阅读希腊众神以了解媒介理论的各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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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可能是首張人類在太空的自拍照：一名太空人在美國國家太空總署ISS015太空船上試圖拍攝自己。[/caption]
这股后媒体趋势迫使理论撤退，转向长久以来苦心寻觅新适用领域的主流社会科学所渴望采行的非批判性工具和方法。数位人文研究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干扰──延缓人文学科消逝的一种务实却绝望的姿态。数位能力对于正在式微的学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等并无独特吸引力。媒介理论的任务并非建立能够证实理念效用的视觉化工具。我们可以确信：巨量资料浪潮即将结束，但相关问题依旧存在。
倘若真有某种后设权威（Meta-Authority）在背后监控，为何我们还要设计出这些思辨性、批判性，或实用性的概念？为何在众目睽睽下筹划阴谋？改编平克．佛洛伊德乐团的一句歌词，我们可以说：我们不需要第二个上帝。老大哥与他的小妹已然来到，倘若我们缺乏集体勇气来拆除这套已经建置好的科技基础设施，他们将在此停驻。我们必须发展异议知识体系来击溃无人侦察机、发现感测器、侵入伺服器、扰乱全球定位系统讯号，以及透过愚弄谷歌的演算法来干扰它。别管下一轮的创新循环了。倘若这种常见的骇客妄想对我们的警示是正确的，我们在数年前便已输掉这场战争，而且已经被包围了。很快地，我们就会一个接着一个被迫投降。
套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用语，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创造概念吗？还是变成致力于摧毁各种世界？过去十年来，人们一直强调这位法国哲学家的积极光明面。如今，钟摆已摆动到黑暗的一面。（注9）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流变不再、认同瓦解、从过度暴露的公共领域撤退、开展各种网络、中断连结与偏好的流动，以及暂停愉悦的符号生产的过程中？
这三位纽约学者正确指出处于危急关头的正是媒介理论自身的命运。无论新或旧、图像或文字、数位或后数位，媒介理论邀请我们做的，均是以另一种方式阅读过去。但为何我们一旦将媒介与理论融合，便无可避免地被拉回过去？当然，我们亦可假定是媒体角度，导致思辨性的装配式理论与剖析当下的完美批判工具的出现。
盖洛威在《前沟通》中提到：“媒体对我们而言永远是那些陌生的事物。”（注10）媒体范畴已失去活力论的那种冲动（Vitalist impulse）。媒体已死，纯粹与直接的经验长存。这三位作者已将自己从这个场景移除了吗？对此我不敢苟同。毕竟，他们写了一本书，在推特上贴文，也做出其他努力。离开并非撤退。酒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的黑暗帮助我们走出透明性的不能承受之轻。理论或评论必须在发生于Reddit、Hacker News，以及Verge等新兴平台上的这场辩论中争取它们的空间，而ZDNet、Wired、Slashhot，以及TechCrunck等已成为过去的平台。而推特的创始者最近创立的新平台Medium是否代表朝此方向发展的姿态？
理论可能会衍生出自己的领域，而与当前亟需批判性介入的议题脱节。我们无法承受撤退的后果。当我们在此谈论时，便有一波以巨量资料炒作为形式，针对理论的攻击，威胁要将思辨性与批判性的途径边缘化。若能纵情于资料之海，何须研究概念及其起源？我们必须加以反击，就从全面拒绝“数位人文研究”开始。在这场进化版的方法争辩（Methodenstreit 2.0）中，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对“文科”（Liberal arts）的可鄙且庸俗的辩护，并证明没有概念就没有软体。软体研究的弱点已被广泛察觉。我们需要的软体研究到底在何处？
另一方面，贝尔纳．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药理学途径（Pharmacological approach）似乎能够抵销这种出走的情绪。虽然他的分析很灰暗，但他仍不失为能够同时处理上线与离线策略，而不试图在两者间建构某种人为协同效应的少数当代思想家之一。莫洛佐夫这位从东欧到美国的移民亦拒绝屈服于美国梦之下，曾就“矽谷真相”（Silicon Reality）及其替代选项进行写作，前述事物想必皆受到霸权概念影响，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莫洛佐夫不妥协的攻击性著作，以及他最近提出的“技术解决主义”（Solutionism）相当值得我们关注。对数位的憎恶确实存在，而离线浪漫主义的激情已被广泛察觉，然而，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而言，这些都无关紧要。因此，安全复合体（Security complex）对于我们在线上世界与离线世界之间的往返运动，抱持着一种不可知（Agnostic）的态度。
从伊斯坦堡的盖齐公园（Gezi Park），到巴西和乌克兰等地的抗议事件，我们确实正逐渐转变为复仇女神与犯罪工具袋（Delinquent packs，套用瓦克的用语）。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尽管有社交媒体的存在，这些暴动依然发生，或者正是因为这些社交媒体才导致这些暴动的出现？图菲琪建议“形塑理念的最先进方法并非从某种知识基础上公开强制，而是公开引诱”。那么，理论在此种引诱中能够扮演何种角色？为了终止例行程序，一段暂时性的空窗期看似无可避免。《前沟通》是一种对意义的攻击，以及对讯息传递的杯葛。图菲琪解释道：“网际网路科技使我们得以避开空间障碍与干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时，当权者则是观察这些互动，并利用这些互动，想方设法地使我们更加顺从其支配。”时至2014年，群聚的诱人面向，以及对于我们有意识地制造将被用来对付自己的证据的恐惧各占一方，两者彼此拉锯，使我们陷入两难。让我们摒弃上线／离线、参与／出走这些二分逻辑，转而在永续交流、紧密连结，以及感性想像的基础上，共同设计社会互动与组织的其他形式，使我们得以超越既定的文化格式（从教育工厂转变为脸书模式）。
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对自拍崇拜的哲学性回应，以及积极干预因注意力丧失与臆测精神错乱大流行而引发的道德恐慌，进一步研究全年无休的经济与睡眠剥夺（乔纳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y〕对此议题的精彩论点可作为探讨此议题之出发点[注11]），对当代艺术系统的数位盲目进行直接对抗，进一步强化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并且进一步研究现实虚拟混合体、无人侦察机美学、物的网际网路政治（Intenet of things politics），以及性别在程式设计中的角色。媒介理论该如何越过自己的影子？《前沟通》这本书企图为此问题找寻新的切入点。若真有一个所谓的媒体问题，那么现在便是此问题的危急存亡关头。
译注
1. Zeynep Tufekci. “Is the Internet good or bad? Yes.” , https://medium.com/matter-archive/is-the-internet-good-or-bad-yes-76d9913c6011 (17 February 2014).
2. Alexander R. Galloway, Eugene Thacker and McKenzie Wark, “Introduction: Execrable Media.” In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i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
3. Ibid, 29.
4. Ibid, 153.
5.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5.
6. 关于“后数位”辩论的更详细说明，参阅NetTime通讯录于2014年3月的网站档案。
7. Alexander R. Galloway, Eugene Thacker and McKenzie Wark,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i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TRIO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0.
8. Alexander R. Galloway and Eugen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9. Anarchist without Content, “‘Dark Deleuze’: A Glossary”, http://anarchistwithoutcontent.wordpress.com/2014/02/25/dark-deleuze-a-glossary/ (25 February 2014).
10. Alexander R. Galloway. “Love of the Middle.” In Ex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40.
11. Jonathan Crary,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New York: Verso,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