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 时间：2016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
大家早安！非常荣幸大家对我的邀请，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公开演讲，我来过中国多次，但做演讲是头一回。非常荣幸在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上发言 我的话题是自传式的，当然也是理论的以及政治的，我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它们构成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媒体、网络和平台”。
我并不是德勒兹的追随者，所以我不会说它们是一个装配（assemblage）。我也不会说它们构成了一个历史序列，我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些。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对我而言媒体问题在80年代、9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放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行动主义的背景下，当时出现了DIY媒体，我们称之为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之后就是90年代的网络的兴起，我们在1995年启动了Nettime，对于思考政治、美学、批评的人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网络，这就是“网络”一词下的一个例子。最近的5到10年，我们看到了平台概念的兴起，这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是吧？当然思考这一倒退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公开的演讲，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一些工作。你们想象一下，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只有两到三个研究学者，但是我们推进了网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看看占屋运动，你要知道自己可以无中生有，这很重要。我们手上并没有很多的资源，也不富裕，但我们有能力动员集体想象力，去想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连接众人，推进工作。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在复技艺（Polytech）的很小的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我也不是教授，我没有任何学生，不带研究生博士生，但是我们有做学术研究的自由。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2009年开始，它研究搜索引擎的美学、政治的一些问题。
研究项目叫做“查询的社会”（Society of the Query），这与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者有关，当前的社会已经从景观社会，一个充满电视、电影等等的社会，转变为查询的社会，变得更加抽象和不可理解，它是如此的不可见。我们的网络社会就很抽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它变得可见，这是第一步：把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变得可见，这非常困难，这个项目是非常实践性的。我们都用搜索引擎，如今这个行为已经司空见惯，这就是问题所在，就这个意义来讲，谷歌和百度没有任何的差别，它们在暗中运行，正因为它们藏在背景中，所以变得更加要紧了。这也许是个弗洛伊德式的观念，消失了的东西一定会回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难道百度变得不重要了？不是这样的！谷歌也同样如此，它们都受益于这种隐形状态，这一点甚至十分显然。
另外的这个项目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在印度发起，我们和班加罗尔的朋友一起进行研究，这个网络叫做“批判的观点”（ Critical Point of View），
这个项目显然与维基百科的“中立的观点”有关。我得承认，维基百科人并不喜欢这个项目，他们说你不该去拆维基百科的台，你应该支持它，但我们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支持维基百科最佳的方法就是批判它的基础假设，尤其是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对它进行批判，而与印度的学者、行动者携手共进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我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但不幸的是我们显然没有任何支持者，没有钱。但我能说的唯一一点是它还在进行。维基百科实际上是网络当中最大的非营利性网络，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有一天可能就没有维基百科了。如果维基百科不持续从内部革新，如果它不越发有文化的多元性，让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它就会消失——对大家来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从阿拉布之春起，2011年的时候我们实施了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当中，叫做“Unlike US”。
大家可以加入这个网络，顺便提一句，我今天展示的这些网络你都可以加入。如果你感兴趣这些话题，你可以去注册、订阅邮件，无论什么方式吧，反正我们没有在推广Facebook。在Unlike Us中我们问，如何想象另一种网络架构？这种架构要能在科技的时代重新定义社交。比如我们怎么能摆脱“朋友”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才能不是“朋友”，怎么摆脱“你认识我，所以你是我的朋友”这种观念。不，你才不是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不是很多，有些朋友特别亲密。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问题。比如说有的情况下，我看某个信息，但不等于说我喜欢它，我转发某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才不喜欢你的自拍呢。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与信息物件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项目还在持续中，当然很难去找到资金，基本上找不到钱。批判社交媒体可不会让你红起来。
不论如何，“Facebook欢送会”非常惊艳，但在荷兰也非常有争议。因为你其实不想离开Facebook，这简直是社交自杀。你就是在自杀，这个欢送会像是组织了个社交自杀晚会。我们真的是这么打算的，但其实要震撼荷兰人是很难的，他们的尺度很大。所以这个活动并不成功，好在有不少人来参加了。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或在Facebook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媒体公司之后，浮现了各种有趣的爆炸性的事。“媒体”一词的定义看起来很天真。Facebook拒绝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他们甚至把自己武装起来，申辩说我是一个技术型公司，但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技术。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媒体公司，这本身就很有趣。
在过去的多年当中，从2004年起，我们不断地出版了很多东西，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家出版社了，所以我们就出版更多的丛书、读本、论文、详细报告、还有包括一些小型的书册，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实验。
因为我们总是有资金上的困难，做出版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的主要业务。所以即便其它项目都失败了，出版还是可以持续的，尤其是在今天，没钱也能做这事。
自从去年以来，我们弄了个网络文化研究所二号，就在对门，叫做出版实验室（PublishingLab），比一号成功多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工作个半年左右。全球范围有意的学生都可以来和我们在这个框架下工作半年。我们做的是实践性的实验，记住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我们生产代码和原型。很有幸，我们没有落入创业公司的逻辑中，这就是我们的企图。
这就是出版实验室项目，如果你未来对出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阿姆斯特丹工作五个月，我们还会付你一点钱，大家不需要付钱，是我们付你钱，当然并不是特别多。
在没钱的状态下，我们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在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找到了一个。因为荷兰的艺术评论界现在处于举步维艰的局面，比如说艺术评论的文章可以在哪里发表呢？在哪里发表文章才真的会有影响力？有没有新的渠道或媒体使得自己发出声音？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努力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打造一种新的艺术批判文化氛围。
艺术评论界也正在捍卫这种文化，因为总体而言，现在渠道越来越少，读者也越来越少。我们试图找到新方式来促进这种文化，包括短片、播客、以及用新的在线出版的形式来实验。这是从去年起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个项目，如多年来的许多项目一样，也是用我们的母语，荷兰语来开展的，今年或明年我们也会慢慢加入国际板块，英语版本，试试看效果如何。
这是现在进行的最大的项目，有一些资金，叫金钱实验室（MoneyLab）。2013年、2014年以来，我们就在寻找另类的收益模式。艺术家、行动者、评论家们如何才能谋生？这个项目关注众筹的政治，我们介入、讨论了区块链和比特币，我们邀请非洲的讲者来讲移动货币和在非洲的另类模式。这是第三版。
再过几个星期，在2016年12月上旬份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它的推动力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种事情都随之而来。可笑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危机，想到在我们生活的实时（real time）的世界中，一场危机展开得如此缓慢，真令人惊讶。一场危机，包括川普当选这事，是有非常久远的起因的，我们非常不熟悉如何思考这么长的时段，这是个麻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时的媒体环境中，事情都以秒计算。
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感触颇深的项目，现在正在展开，有很多合作伙伴也加入了，还处于初期，我们叫它“加密设计（cryptodesign）”，
下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个加密设计挑战，我们已经举办第二届了。
它充满设计的因素，我们请设计师为我们视觉化那些不可见的复杂的计算过程，为了政治化这些过程，我们绝对需要视觉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帮助。因为其中的政治十分复杂和不可见，尤其是谈到加密的方面，当然斯诺登这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还包括其他人比如阿桑奇、维基解密等等。但我们需要一种集体化的视觉想象。
接下来看看明年要做什么。我特别喜欢自拍，我是不反对自拍的，很多人会说“加尔文主义者都不喜欢自拍”。我认为在网络中的自我再定义实际上藏有很多颠覆性的潜能，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
我们不会说“来宣扬线下的浪漫吧，关掉你的手机你的电脑”，我们并不做这种说教，我们必须直面流行文化中的元素，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面对它，别否定它，别逃避”。所以明年我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出版一些读物等等，来讨论自拍：有什么新的出路吗？
总结一下，这些就是我研究的方法，不论你相不相信，我其实是反对方法的，和费耶阿本德一样。也许我们有某种进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建立了人、艺术家、研究者之间的网络，我们想法子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办活动也没有多少钱，因为荷兰基金已经不再支持它了。但我们仍然能继续做事。
接下来是我演讲的第二个部分，关于那三个概念（媒体、网络、平台）。当我谈到媒体的时候，我会更加以自传的方式来谈。我可以谈麦克卢汉，但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扎根在欧洲大陆的创伤之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创伤，被政治化、工具化，用于种族大屠杀、战争的技术。做这些事的人就是我的同胞。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我的英雄，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灵感。两个西德人，他们直面我们的技术媒介的历史，将其溯源到战争。斯韦莱特是自传式的、心理分析式的，基特勒更加文学化，但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从潜意识的角度解读科技问题，他们发现计算机的架构、媒体的架构都是以战争的逻辑来组成的。计算机诞生于战争中的控制论项目，这是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我们不可能跟大家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东西，决不能这样。当我们研究媒体时，挖出来的其实是这些创伤性的事实，计算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创伤性的事件。这十分重要，当你手拿电脑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些东西，计算机是不会自己告诉你它的历史的，计算机都快消失不见了，藏在云端里了，藏在口袋里成手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消失的历史。我们现在谈论媒体的历史，有媒体考古学，但是对我而言，媒体考古学是以这两位为代表的。图片中间这本书是90年代初我和我的朋友写的，叫做《媒体的档案册》（The Media Archive），这是对媒体理论中比较思辨的部分的一个总结。我把90年初到中期称为深刻反省历史和思辨的时期。当然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时期，新的阶段出现了。
第一个阶段，如我刚才说的，是意识到控制论中的军事面向。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密集投机的阶段，我们称之为互联网泡沫时期，从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第三个阶段，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9.11事件后，一个东西再次出现、再次被发明，称为网络2.0版本。之所以叫2.0的原因是，整个行业经历了巨大的缩水，很多的资本消失了。今天我们会说社会资本，但在那个阶段我们真的是在说钱，当然也指对互联网可能的未来的投机，大多数投机都毁了。第四个阶段，这是一个整合的阶段，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末期，到了第五阶段，我还不确定是否该叫它“平台资本主义”阶段，还得再观察观察。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要的图式的进路。
第一个是社交网络分析。这个在今天十分重要的研究要追溯回70年代，这是非常颠倒的过程，出人意料，我们还以为这些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几乎都过时了，它们几乎被忘光了。但是，很显然，从操作角度、监管和硬件政策的制定上来讲，70年代的这些东西才是源头。必须知道，这些研究发生在那时。我只能把这理解成一种极端的倒退，非常可笑。今天在杭州我们谈网络社会这个进路，与之相比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不考虑对社会群体进行监视，去除这个或者去除那个。可以说这是更开阔的进路，由此人们相信网络可以是现存社会结构的替代方案，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网络可以扮演比如说宗教的角色、家庭的角色、党派的角色、国家的角色、贸易协会的角色，居委会的角色等等，这些角色是19、20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进路看，人们说这些非常静态的、非常强有力的社会结构是可以被更加流动的东西替代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提议，让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社会结构，但仅仅是一个提议。从时间顺序上说，它出现于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也就是在柯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写作之后，但它或多或少是第一阶段的延续。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社会逻辑、前技术逻辑的，也许很官僚主义的，也许不是太让人喜欢。我会说社交网络分析的进路挺单纯的，而网络社会阶段其实更为天真。网络社会现在越来越处于背景之中，因此我们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更多的研究，从而了解它所带来的真实影响。你无法坐等成果。深藏的网络数学原理需要深挖，我们没法不劳而获，它没有摆在台面上。
最近的五年、十年，我们看到对网络的人文主义之声出现了，我得说这个方面有点像第二阶段（网络社会）也是天真的。我们自己就是天真啊，我们就是另类啊，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资金的资助。这就是所谓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ties）的进路，我不属于其中吧？就算是好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另类的进路，大家别以为它有宏大的影响，很遗憾，并没有。
2007年的时候我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网络理论，我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想来可笑，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做关于网络理论本身的事了。我们被称为“网络文化研究所”，但我更关心网络中的行动，而非网络理论本身。
将近10年过去了，这是我们当前的位置。这是三种网络进路，而我们的联邦网络（federated network）理念应该是第四种，一种新的网络架构方式。但是我们该如何去构想它呢？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还未解。其中一个进路是，我和奈德（Ned Rossiter）一起着手的一个网络，我们开始就一个很特别的网络概念工作，我们叫它“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用它来对抗社交媒体。
我们说：我们不要松散的连接，我们需要强劲的连接。我们要与弱连接战斗，不要成为“朋友”，不要成为我的“朋友”，要整肃“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网络概念，如果你想建立网络，那么建立强力的网络吧！建立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小的网络，网络理论给了我们很多线索，它清晰地显示出一个有效的网络，是由10到15人组成的。一个大的网络，想要在里头有沟通，也不能超过150人，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迷失了，那时你只是在为某个大公司创造利益。大型的网络对你本身是有害的，而对别人（的公司）有利。这是非常基础的网络概念，你到处都可以读到，但Facebook和其他大公司另有企图，它们并不想让我们通过网络变得强大。它们考虑的是广告一类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谈谈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布雷顿（Benjamin H.Bratton）写的《堆栈（The Stack）》。我认为这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批评地阅读、理解这本书将非常有益，它继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之后提出一个宏大的方案，一个新的思辨的理论，有趣的是，他没有谈论网络。栈（stack）可以说以新的层级整合了媒体、网络和平台。这就是书中所描述的情况，它为我所说的平台资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虽然作者并不使用这个词，这本书的确非常有用。如果你是设计背景或编程背景的，我强烈地推荐你来阅读一下这本书，它也许很有助于进一步将这些领域政治化。
这是什里塞克(Nick Srnicek)的新书， 是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就此可以来讨论，比如中国到底有没有平台资本主义？
比如这是P2P基金会给出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定义，写得不错。
接下来我想读一段我自己的书，我非常荣幸、非常自豪，我的第一本中文版的书就要出版了，我来读一个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段落：“让我们来谈谈“平台资本主义”，如果80年代媒体理论诞生了，90年代是网络的十年，现在我们都生活平台的魔咒之下。正如“平台”一词所指向的，这是一股不断地升高，中心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网络意识形态夸大了自己去中心化的天性，而平台则骄傲地宣称，人类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家园。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2010年的文章当中，非常简要地总结了平台概念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原因，据吉莱斯皮说，选用“平台”一词是策略性的，它把在线服务中相互冲突的活动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基础”。——《社交媒体的深渊（Social Media Abyss）》，pp2-3 （編注：此書將於2017年由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出版中譯本） 对DIY的使用者来说，似乎可以在中性的平台上免费地生产，媒体生产者也可以在平台上集结，使得隐私和监管相结合。
所以平台的中心化面向是非常重要的，这与网络的进路非常不同，如果你沿着网络的逻辑走，很快就会与平台势不两立。我想说的无非是，网络社会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冲突！平台也暗示着不同的玩家通过各种应用软件整合其他玩家，进入更高的综合状态中。这就是我们此刻身处的状况，当我们说到平台，我们同时涉及了平台的主权问题，布雷顿用到了主权（sovereignty）这个词。当我们来思考平台主权的问题，当然又会涉及施密特，我们就要谈到平台的例外状态，这两方面是一体的。面对中心化的平台，布雷顿问道，这是一个新的集中营吗？抑或飞地？这是我们时代非常让人担忧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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