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网络社会年会-报告人刘怀玉 | 从日常生活哲学家到后现代都市社会理论家:列斐伏尔在中国的传播、批评、运用与可能的生产

刘怀玉（ LIU HAIYU ）

刘怀玉，男，1965年生。哲学博士。目前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其博士论文“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入选2006年度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9年入选“百千万人才计划国家级人选”，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Liu Huaiyu, born in 1965, is a philosophy doctor.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Nanjing University, a doctoral tutor and a part-time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Marxist Institut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paper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 Lefebvre's Philosophical Thought was selected as the "Out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hina in 2006". In 2009, he was selected as the "National Talent Scheme" , enjoys special allowa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since 2012.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列斐伏尔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命运、影响与形象。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的变化既与他个人的思想演变联系在一起，也与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法国理论的生产与传播影响联系在一起。更与中国道路这个根本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运用与可能生产的历史，具有双重性的含义。这就是一方面通过列斐伏尔的概念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列斐伏尔思想。中国当下的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列斐伏尔式问题的启发，但另一方面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化“、而且正在“中国化”。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Lefebvre’s theories has different destiny, influence and imag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different times. The change of Lefebvre's thought in China is linked to his personal thought evolution and to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French theory in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English world, but also linked closely to the Chinese road that is fundamental thing. The spread, acceptance and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Lefebvre’s theories in China have double meaning: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Lefebvre to help understand China's historical reality and problems, bu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changes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Lefebvre ideas.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precedented siz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need the inspiration of Lefebvre’s inquir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of Lefebvre also needs “Sinicization”, and is " Sinicizing”.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怀玉演讲

时间：2017年11月11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编辑：李佳霖

[mks_dropcap style="square"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在[/mks_dropcap]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斐伏尔是一位奠基性人物。但是，诚如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所言：“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列斐伏尔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容易遭人误解的人物。”<fn>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5页。</fn>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因为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过程，相比与他同时代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本雅明），或者比他晚近的社会文化批判思想家（例如萨特、阿尔都塞、德波、濮兰查斯、鲍德利亚、福柯等）等人，更为缓慢或者艰难。之所以艰难，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晦涩文风及其叙述方法的“复杂”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fn>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肌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fn>；另一方面是他与时代的合拍性上，相当一段时间上是没有被凸显的，是一个被埋没的、姗姗来迟的思想家。

对于学院派的研究者来说，列斐伏尔的哲学思想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是列斐伏尔恰恰不是一个学院派的思想家，而是把理论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联系起来的应用性、田野性思想家，他的思想优点就在于跨学科、实践性与应用性。所以，他当然也是许多新学科的发现者，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开拓者，而他容易被学院派所忽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这一点，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在1960-70年代写的一系列后来被收录到《怎样改变世界》一书的文章，就曾指出过。在书中他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比较关注和重视实践问题的思想家：一位是葛兰西，另一位就是列斐伏尔，他们二位尤其注重世界具体政治实践的社会特殊环境<fn>Hobsbawm E J.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38.</fn>。英国新左派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部著作中都谈到了列斐伏尔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孤独处境：

亨利·列斐伏尔是我曾经探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最老的至今尚在人世的幸存者。虽年届八旬高龄，他仍不屈不挠矢志不渝地发表一般被许多左派人士所漠视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沉着冷静，富有原创性。可是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的代价，就是相对的孤立无伴<fn>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20.</fn>。

列斐伏尔的这种处境有很多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以外，政治上的立场的独特性：即既不听命于教条主义的法共，也不随波逐流地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家”阵营，共同造成了他“孤立无伴”的境况。

而在中国列斐伏尔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既熟悉而又陌生。一方面是很容易理解的列斐伏尔，另一方面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列斐伏尔。换言之，中国人所熟悉的是那位日常生活哲学家的列斐伏尔，而中国人最需要了解、但长时间不理解的是“未定型”的（可能的）、“都市现代性思想家”<fn>参看[法]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昂利·列斐伏尔：城市现代性的思想家”，载[法]雅克·比岱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许艳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1年版。</fn>的列斐伏尔，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二重性的张力。用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界的权威、法国学者米歇尔·特雷比希 （Michel Trebitsch）的话来说，即“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fn>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 1).New York: Verso, 1991. Preface P.xi.</fn>。中国人最熟悉的列斐伏尔思想就是日常生活哲学；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最不熟悉的、最难理解把握的，卻也是目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列斐伏尔说的都市生活的哲学如何可能。之所以能够接受前者，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常生活世界，其文化积淀之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关注生活”的基因，中国哲学天生就是生活本体论。但是对于刚刚到来的都市社会、消费社会而言，列斐伏尔谈了很多，由于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和错位，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理解。

相比之下，列斐伏尔为什么在中国接受起来就那么困难呢？在中国，列斐伏尔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展，既有文本研究方法与语言障碍的问题，也有外在宏观的思想氛围问题。总体来说，列斐伏尔本人的思想发展就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阶段性，从早期比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中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晚年有点后现代色彩的都市批判理论家。西方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与运用，则既有时代性又有区域国别性区别。大体上说，欧洲大陆对他的接受集中在其生前、尤其是其事业著作高峰六七十年代，主要把他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与社会批判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而英语世界对他的接受，则集中在他逝世之后最近这些年，且主要将其作为城市理论家与地理学家来看待。从著名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到后现代的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空间批判理论家与节奏分析思想家，这既是列斐伏尔一生哲学思想发展主线，也是西方学界对其思想研究重点转变的基本轨迹。这种转变，即列斐伏尔思想命运的跌宕起伏、其思想形象与定位的几度易容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左派社会批判哲学理论在西方的艰难曲折处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始终关注现代社会生活与现实历史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巨大潜在生命力。

话续前言，中国对列斐伏尔的接受，既有基本上跟在西方主流评价背后走的特点，更有基于我国时代国情变化的一面。

（一）上个世纪50-60年代，处于苏联影响之下，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走向新浪漫主义”的美学家<fn>参看列斐伏尔：《美学概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世界观与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勒斐伏尔文艺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狄德罗的思想与著作》，张本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等。</fn>，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国学界对列斐伏尔思想的“最早”印象与评价。这方面国内的重要研究著作有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fn>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fn>，陆扬等合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fn>陆扬、王曦、竺莉莉：《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fn>等。他们认为：列斐伏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后来收入到其《现代性导论》一书的文章“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该文以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历史为根基，发现了一种他认为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教条危机，重振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美学。而《美学概论》第二章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经典文本<fn>参看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91页等处；参看陆扬、王曦、竺莉莉：《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等处。</fn>。除此之外，列斐伏尔的《狄德罗论》、《缪塞论》、《拉伯雷论》、《日常生活批判》、《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著作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为理论基础，确立了以“总体人”思想为指导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美学批判道路<fn>参看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68-169页等处，参看陆扬、王曦、竺莉莉：《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76-80页等处。</fn>。以上的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基本集中在列斐伏尔前期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关系最为密切时期的思想，不仅有专业上的严格限定，而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列斐伏尔主要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与萨特、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等人并列。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一种看法。在此过程中，马克·波斯特、佩里·安德森、徐崇温先生的著作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fn>Poster,M.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ence: From Sa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fn>。应当说，这个结论并不为错，但主要适用于列斐伏尔前期思想，并且是主要参看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观点，仅以此来评价列斐伏尔，显然不够全面。

李青宜教授是国内较早的、一度专门研究过列斐伏尔的学者。他把列斐伏尔一生的思想发展，概括为“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现代国家批判”这三个主题，还是有相当深刻的启发意义的。他用“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与创始人（与萨特并列）”这样的术语，来评价列斐伏尔的思想性质与历史地位<fn>李青宜：《当代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第6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看其所参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第5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法国》第四节《列菲弗尔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国家理论》。</fn>。而徐崇温先生则认为“在列斐伏尔的种种理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他的异化理论”<fn>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390页。</fn>。 由俞吾金、陈学明两位教授合著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版、2002年再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书<fn>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fn>，一直认为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这种评价与以上所列的徐崇温、李青宜二先生的看法完全一致。这中间列斐伏尔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思想得到了翻译与介绍，一些“供内部批判参考之用”的翻译资料也常常涉及其人，例如陆梅林、程代熙编选的《异化问题》便收入其《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部分内容。来自政治上“异化批判”这个学术天条禁律的限制，当时国内正好在批判自由主义思潮，而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导论》中则主要是批判国家异化、政治异化，这在当时是一个反面的典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也多设章节对其进行专门介绍，其部分重要著作与文章也陆续有所译介<fn>目前已经被译成中文的列斐伏尔著作主要有以下数种：《美学概论》，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世界观与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勒斐伏尔文艺论文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金志平、师玉、杨成寅、姚岳山、丁世中、朱虹、维章、柳鸣九等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供内部参考版）；《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三联书店1966年版；《辩证唯物主义》，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论国家》，李青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从黑格尔到毛泽东》，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列菲伏尔、赫勒《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狄德罗的思想与著作》，张本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列斐伏尔《再论异化问题》，载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内部版。《现代性导论》、《城市的权利》等部分译文，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都市与文化》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空间的生产》、《被神秘化的意识》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书部分译文，载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都市革命》第五章，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全三卷）由叶齐茂、倪晓晖主持翻译，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空间的生产》与《都市革命》 由刘怀玉主持翻译，即将由商务印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学界的翻译和介绍对列斐伏尔研究，尤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城市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fn>。但由于法语的障碍与研究者受专业性的限制，国内研究大多停留于对其个别著作的简单介绍，而少有“同情式”的深入理解，更罕有整体全面地研究，基本上脱离开列斐伏尔极其复杂、且丰富多变的微观思想世界与创作语境。总体来讲，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列斐伏尔，主要将其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侧重其哲学与政治思想，核心是异化理论与国家理论。

（三）从异化批判哲学家到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这是列斐伏尔在中国解释史的第三个阶段的主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并非“严格的”、而是“弱化”形态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由王晓东等执笔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关于列斐伏尔的一章即持此说<fn>衣俊卿等著《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406页等处。</fn>。由于国内围绕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实践哲学”的激烈的学术讨论，列斐伏尔更被突出成为一个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士、反对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思想开拓者。由周穗明等人合著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一书，可作为此说之代表<fn>周穗明、王吉胜、柴方国、李惠斌：《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等页。</fn>。

在1990年代末期以及千禧年之际，有人开始专题性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认为列斐伏尔是推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所谓“日常生活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观点已经将国内学界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的主导语境从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史形态的评价，转换到更为广泛的20世纪西方“日常生活批判转向”视野之中。其代表性观点就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国内学界的“向生活世界回归”、“超越日常生活”等口号与主张<fn>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载其所著《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fn>。当然，值得玩味的是，当代中国学界之所以又重新关注起列斐伏尔，恰恰是因为他所批判的“消费引导性社会”（也就是“扩大内需”型与“休闲”型社会）正在快速侵入中国百姓日常生活深处。伴随着21世纪中国的“小康时代”到来，某种深度理解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思想的语境很快就形成了。正是在此语境下，列斐伏尔被作为消费社会批判代表人物而与鲍德里亚、德波以及德塞托等法国情境主义国际哲学家们一起再度亮相于国内学术界<fn>相关著作参看[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陈硕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法]米歇尔·德·塞托：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版。[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fn>。

（四）21世纪初，列斐伏尔被视为“一位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大师”、“一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思想家”。由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英语世界推动的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思想旋风一下子就被国人所接受。其间爱德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与福柯的“权力”理论成为了列斐伏尔被接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背景。但是，这种接受带着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同时也是基于对西方研究者的二手文献译介、剪辑的片段式的理解之上，列斐伏尔很多的重要概念被不加仔细审视和辨析就被拿来使用，例如空间生产、空间辩证法等等。台湾方面的列斐伏尔研究，侧重于其晚期，并主要将其理解为一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与地理学家、城市社会学理论家。夏铸九、王志弘共同编译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fn>夏铸九、王志弘共：《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88年。</fn>，是一部较早译介当代西方空间理论观点（包括晚期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在内）的参考资料汇编。而王志弘所开设的“空间-社会理论选读”课程，则将列斐伏尔的研究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稍后，大陆方面，上海学者包亚明先生等所著的《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fn>包亚明：《上海酒巴——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fn>一书，则是对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一次重要介绍与运用。由包亚明先生主编的《都市与文化》丛书又将列斐伏尔作为此丛书第2辑<fn>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fn>之重点人物，加以详细介绍。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三剑客” 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与哈维

（五）最近十年间，中国学术界主要将列斐伏尔作为文化地理学家、城市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性都市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家、大众文化批判家来研究<fn>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译介工作，主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国外城市哲学文化社会理论经典著作、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思想等内容，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的标志性成果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学丛书”、“给建筑师的思想家读本”丛书及“国外建设理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时空社会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棱镜”译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建筑现象学研究”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建筑理论”丛书、西南大学出版社的“后现代建筑文化读本”丛书，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近年推出的“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还有即将面世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等等……虽然不能说都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直接关系，但毕竟都是研究的基础文献，诚可谓泽被后学、功德无量之事。</fn>。一些西方专题研究或运用列斐伏尔城市与空间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渐被译出<fn>诸如[美]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英]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美]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第二版），任晖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fn>。最近几年对列斐伏尔的研究又出现新的热潮，在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列斐伏尔在中国得到了一个更加含混而广泛的传播和讨论。其直接原因就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哈维才真正被国人所注意。同时由于中国崛起，并在国际社会事物中日益扮演着重要引导角色的国际形势，导致人们关注西方经济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不平衡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如此种种问题，哈维的研究在全球资本主义批判中起到一个领军的作用。

哈维正是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写下了《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fn>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fn>。这本书引起了国内诸多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的关注。其实关于列斐伏尔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早就有专家做过研究，例如高鉴国教授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并指出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与哈维这三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fn>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fn>。当然当时还主要是学术性上的定位，现如今因为中国城市化实践的广阔现实，列斐伏尔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西方把列斐伏尔“空间转向”过于浪漫化阐释的矫正，让其扎根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从而避免陷入纯粹空泛的思辨争论。换言之，空间转向说到底是一个城市化问题，如果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谈论空间城市问题还是有点隐隐约约的话，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弹性积累的资本主义导致的城市化社会运动，则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现实因素。由此有学者明确地将列斐伏尔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界定为“想象城市的方式”<fn>罗岗：《想象城市的方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fn>，将其理论用于对中国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台北这样一些大都市的街景、名胜、建筑历史与文化及其比较研究上<fn>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例如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著《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夏铸九：《三城记：香港、台北、深圳》，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设计院2015年版；[美]于水山：《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程博、于水山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等。</fn>。

（六）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列斐伏尔的系统深入研究。应该说，列斐伏尔在中国的接受，走过了一个从批判性介绍到实践性运用，再到比较专业系统的文本概念学术研究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片断性的批判运用到系统研究，这是列斐伏尔在中国影响史的一个基本趋势特点。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为此阶段对列斐伏尔思想的综合性与导向性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fn>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fn>，该著作在中国学术界是首部以一手文本为基础深入解读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著作，突出了列斐伏尔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与都市社会批判维度，并批判了其后马克思倾向。同年出版的还有一部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重要著作是高鉴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fn>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fn>，为我们梳理了列斐伏尔、卡斯特与哈维对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贡献，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性启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宁教授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fn>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fn>系统梳理和研究列斐伏尔的异化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现代性和城市理论。黑龙江大学张笑夷博士的《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fn>张笑夷：《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fn>一书则集中研究了列斐伏尔后期的空间生产及其都市社会批判理论。这是三部研究列斐伏尔的专著。在列斐伏尔与哈维研究的推动下，国内近几年对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越来越多，研究热度近十年直线攀升，在某些主题方面研究比较集中和深入。<fn>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武廷海：《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牛俊伟：《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付清松：《不平衡发展：从马克思到尼尔·史密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志刚：《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fn>

（七）中国语境下的列斐伏尔研究未来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潜力巨大、前景看好的。一方面是他大量基本著作的翻译研究与介绍会慢慢地、持久地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则是更为重要的结合中国道路实践对列斐伏尔思想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再生产。

可以说，列斐伏尔在今天中国的决定性影响或主要角色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与中国道路中国都市化运动以及“一带一路”的倡仪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目前列斐伏尔最受关注的形象是一个激进的、左翼的都市批判思想家、建筑哲学家、节奏分析大师、教育哲学家。这些定位都是与都市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先前对列斐伏尔学院化的、呆板机械单调的研究被越来越广泛的、多样的、丰富的、差异的研究和应用所取代，充满着许多的可能性。其广泛的跨学科性、应用性特色与趋势越来越明显。而这正是列斐伏尔的超前与未来的意义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列斐伏尔在中国的影响历史并不仅仅是单向的也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的一些思想实际上受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影响。无疑，对于列斐伏尔在中国的接受、影响及其命运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在于列斐伏尔的思想变化，而取决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现实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证明了一位经典大师的思想的生命力创造性。但从另外一方面反而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理解列斐伏尔，列斐伏尔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运用与可能生产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列斐伏尔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列斐伏尔。中国问题需要列斐伏尔的问题式启发，列斐伏尔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化而且正在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现实问题正在改变与深化着列斐伏尔的理论逻辑。

（一）列斐伏尔视野中的“中国问题”

列斐伏尔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虽然不是持续存在的，但还是零星散布着的。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期间，列斐伏尔断断续续对中国有所关注，列斐伏尔对土地改革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和中国，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独特的农业化合作化运动。例如列斐伏尔尤为关注中国的土地改革与地租理论，他阅读了陈伯达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fn>Henri Lefebvre. "The Theory of Ground Rent and Rural Sociology." Antipode 48.1(2015): pp.67-73.陈伯达（1954）《中国土地年金研究》，发表于《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月刊》84与85期：1-67页；参见1958年A Study of Land Rent in Pre-Liberation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nd edn 1966). （还可参见陈伯达:《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增订本）》，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fn>，并且列斐伏尔研究了包括地租、土地收入、以及地租与市场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些研究为列斐伏尔有关当代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与方法、不平衡发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辩论支点。对农业改革、乡村景观都市化的考察，导致后来列斐伏尔去关注都市与空间问题，并形成了他独特的乡村-都市辩证法。<fn>Stuart Elden and A. D. Morton. "Thinking Past Henri Lefebvre: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Ground Rent and Rural Sociology”." Antipode 48.1(2015): pp.57–66.</fn>

在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中间就有专著《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专门研究过毛泽东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国家思想以及晚年的失败探索，同时列斐伏尔认为中国作为东方的革命道路与西方是不同的，他强调在西方是以工业无产阶级和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而在中国则是以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占据支配地位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同时列斐伏尔也指出毛泽东的著作，例如《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文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认为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论<fn>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42页。</fn>。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问题对列斐伏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既认为这一政治运动具有极端性和特殊的情境，同时也认为它具有丰富性，是一种“激进的革命试验”和“暴力的节日”，是按照城市和地区自行管理的原则“重建社会”。而“人民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是在促进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矛盾的缓解的尝试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fn>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247页。</fn>。还有列斐伏尔关于都市革命的思想，尤其关注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强调缩小农村与城市差别、去城市化的现代化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但是列斐伏尔也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如果没有先进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全面自动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消除城乡差别、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fn>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113.</fn>

值得强调的还有一点就是列斐伏尔的世界化思想，即今天的全球化，是受到了林彪“世界性农村包围世界性城市”<fn>“世界的城市”一词首见于林彪著名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讲话《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8月）一文。他运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思想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也可以参看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fn>、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等等的影响，列斐伏尔实际上在《都市革命》这本书中是借鉴了这一观点<fn>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111-114.</fn>，他说：“被世界农村和农民包围的世界城市将成为革命活动的基底。公社（中国意义上的）将成为一种手段，一个台阶，由此通向农村的都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fn>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112.</fn>。”不过，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特殊的国情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在革命初步成功之后，革命形势与任务就发生了倒转，此时“城市应该领导和改造农村”<fn>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fn>。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比较了“苏联模式”与“中国式道路”的差异：他认为苏联由于试图通过依靠大规模的企业与城市来促进财富的快速积累，而让其他部门和地方处于消极的边缘化状态，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过度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相反，“中国式道路”“则验证了一种把人们与空间完全纳入到差异化的社会建设过程的真正关注。这个关注不仅是多元化方向的社会，不仅包括财富的生产与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表现为在空间中的各式物品的生产以及整体空间自身的生产，始终有效地利用的空间的生产。”中国坚持依靠小的、中等规模的农村城镇以及全方位的生产单位，包括农业工业的平衡发展<fn>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pp.421-422.</fn>。这是他从中国获得的实践经验、思想资源。

（二）中国问题研究的列斐伏尔视角

其一，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思想反过来为今天中国人研究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与工具箱，我们可以利用其空间生产、空间化、城市权利等思想来研究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城市与空间理论是当代中国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从未缺场，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与理论需要，空间理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以空间生产、城市权利与正义等问题视角审视我国的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我国传统城乡的二元结构体制导致的城乡分离问题成为理论焦点。审视空间正义有助于反思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乡村发展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以及单一性的问题，以恰当的公共发展方针、政策引导和控制城镇化，促进公平性、多样性和正义性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当下中国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fn>《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江必新等著：《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大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fn>。如果说国家治理是宏观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导向的话，那么城市治理和规划则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地标。而城市空间治理是城市建设和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fn>《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2015年11月。</fn>。从哲学理念、社会科学规划、城市地理布局、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的关系问题都是城市空间治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城市科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展开研究与讨论，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当然这种成果并非只是理念逻辑的推演，而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智慧、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其二，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者空间化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从空间化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从狭义的历史辩证法来讲，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既是空间重构创新的过程，也是突破西方自由主义空间控制的过程”<fn>刘怀玉, 刘必好：中国新发展空间辩证法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建构，《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3期，第41-51页。</fn>。从这个角度讲，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独立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历程，都是一场东西方地缘政治之争，内在包含着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价值诉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历史空间的近现代转型过程，称作一部从“王朝地理学”到“革命地理学”的发展史<fn>参见武晓迪：《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走入全球化的深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 唐晓峰：《 阅读与感知 ———人文地理笔记》， 第171 页 ， 三联书店，2013 年。</fn>。从井冈山到苏区，从山区游击到全面解放中国，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城市-农村-城市”生存发展空间转换的双重否定逻辑，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指引了一个又一个军事、政治上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面对“两半”社会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条件下东西方不平衡发展的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中国从世界不平衡发展空间破解了被封闭问题，从被封堵，后来是利用、引导全球化，不断抵御全球化消极作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再区域化发展，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而且创造了人类新文明空间秩序，逐步形成了我国发展新空间理论，为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新内涵。

其三、列斐伏尔的思想还可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倡议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中国内部区域空间的平衡发展，而且关乎中国对国际发展空间的拓展等诸多方面问题。如果说，160多年前的开放源自于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是资本国际积累和扩张强迫式的结果；30多年前的开放源于破除 “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思路，是被动式地融入国际规则的过程；那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开放的升级版，则是主动谋划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参与修改和制订国际规则的过程。在这一战略之下，中国正在继续推进沿海更高层次开放，推进内陆和沿边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开放深度与广度，形成沿海开放和内陆、沿边开放相互协调、相互带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力图为走好中国道路争取更为长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fn>刘怀玉, 刘必好：中国新发展空间辩证法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建构，《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3期，第41-51页。</fn>。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战略构想，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了构建人类文明空间新秩序的中国方案。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霸权性的口号，而是实在而具体的、尊重各民族差异的举措，它将最大程度的实现后霸权主义时代全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也为人类文明新空间描绘了美好蓝图。

中国人有自己的经验、传统、智慧来应对现代性的问题。列斐伏尔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思考过度理性化、科层制化的现代社会的压迫问题、生活异化问题。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与时代要求。所以列斐伏尔研究的中国化必须摆脱笼统的、纯粹理论逻辑推演和照搬照抄的非历史态度，必须与中国现实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阶段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道路问题，创造性地“取用”（appropriate）列斐伏尔哲学与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发明符合中国道路和中国时代与国情需要的、中国化的列斐伏尔，实现列斐伏尔的哲学与思想的更多可能性的生产。

所以，第一、中国人接受列斐伏尔有一个时代性和国别性的差异，我们不能直接把他的概念和结论照搬到中国的现实社会经验之中。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接受日常生活批判的时候，国内很多人都提出要“回归日常生活”的时候，有学者看到了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时代条件的差别问题。对中国人而言，从来不缺少一种发达的生活哲学，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哲学，有足够的资源来消化和印证列斐伏尔生活哲学的思想。但是中国缺少那种现代性、理性化的现代生活制度。所以在此过程中对列斐伏尔的研究和接受，有一个中国化的视角问题。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似乎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且开始批判工业化和质疑现代化，从而批判过度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从而走向去工业化、反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然而中国仍旧处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中国现在的任务不单单是要去批判近代或者现代的理性化、日常生活异化的局限性，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是要走出那个传统的、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非历史性的、重复性、停滞性的农业文明的日常生活，摆脱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阻滞力”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公共权力民主化和契约化的”现代公民社会<fn>衣俊卿：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视野. 求是学刊, 2005, 32(6):第6-12页。</fn>。中国现在有日常生活殖民化问题比较严重，但是中国缺少制度化的、伦理化的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不是西方的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压瘪了、萎缩了的日常生活批判问题，而是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去构建一个现代社会所赖以开放的公民社会空间和伦理生活、精神生活空间的问题。

第二、列斐伏尔对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与空间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并非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列斐伏尔是欧洲的”<fn>Urban revolution now：Henri lefebvre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Łukasz Stanek、Christian Schmid and Ákos Moravánszky. 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in England.2014.p.74.</fn>。列斐伏尔自己也多次提到过他的都市化理论与空间生产的政治学不可能轻易地运用于中国<fn>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p.42.</fn>。正像在六七十年代列斐伏尔正全力以赴地从事城市空间问题研究时，他对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探索持保留意见，这中间有一些批判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国际化发展运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列斐伏尔的担忧，这就是没有自己空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他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无疑是有偏差的。很多批判者认为，列斐伏尔主要是关于西方的研究和思考，缺乏非西方的思考，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列斐伏尔对中国甚至包括拉丁美洲诸多国家的城市问题都有自己重要的见解<fn>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French Edition). Editions Anthropos / Editions Economica.1999. pp. vii-xi.</fn>。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角度证明了列斐伏尔所谓空间生产理论模式的历史性和科学性。但另一方面，中国现实的社会变化在很多方面也为列斐伏尔所渴望的，差异性的未来社会主义空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在《当下的都市革命》一书第三章“当列斐伏尔遭遇东方：香港的都市化”一文中，该文作者指认如果需要把列斐伏尔的理论应用到非西方世界，我们必须在调研和观察的基础上建构不同的都市社会的空间叙事，需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时代差异的前提下展现一个更加开放的历史、地理分析，而不是机械地将列斐伏尔全球化，警惕其中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香港的都市化不能脱离中国国家和地方具体的相对的过去历史因素，香港的都市化是乡村与都市相互共存互相促进的都市化，给欧洲中心的城乡差别消失或中心边缘的城乡关系增添了丰富的差异的新因素。所以我们必须把城市空间看成是多重的发展轨迹，多重历史、政治的开放的可能性空间<fn>Urban revolution now：Henri lefebvre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Łukasz Stanek、Christian Schmid and Ákos Moravánszky. 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in England.2014. pp. 87-88.</fn>。这既为列斐伏尔的差异性空间追求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社会经验，同时又克服了列斐伏尔理论与方法的局限。

第三、在这样一个热烈讨论“网络与多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fn>我们注意到了国内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有关译介成果特别参看[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下卷），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fn>意义的语境下，我们觉得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表征性空间的想象，对于城市权的呼吁，既是中国正在出现的现实，也是中国正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都市思想家，列斐伏尔在中国这个越来越城市化、虚拟化的网络社会中间，其重要的中国化的未来可能性意义大概有以下三点：

（1）城市权利的捍卫者。列斐伏尔提出“进入城市的权利像一个呐喊和需求……一种改变和重塑城市生活的权利。” <fn>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p.173.</fn>其核心观点认为，城市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日常行为和工作造就的一个作品或是产品，城市的权利代表着居住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和居民不被从原来的生活中剥离的权利，以及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的单方面控制，城市的权利就是居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是一种居民能够参与使用和制造城市空间的可能性<fn>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p. 238-254.</fn>。这种可能性延伸到所有城市居民中，首先属于那些居住在城市，体验城市空间的人；也包括：无家可归的人、残疾人、新移民等；还属于那些被剥夺生活权利的失业者和贫困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什么样的权利？对此，列斐伏尔提出了“新市民”（citadin）问题。他对新市民的思考包括三条建议：差异的权利；重新定义市民；自我管理。而核心权利则是：参与的权利和取用的权利。参与意味着允许城市居民接近和影响生产城市空间的决定，取用包含接近、占用和使用空间，创造新的空间以满足人们需要。城市的权利强调对于城市权利的整体性，并不是城市内部简单的权利理性：“城市的权利不能被设想成为一个简单的探访权利或是一个对传统城市的回归。它只能被阐释为一种对于城市生活的转变和更新的权利。”事过四十多年之后<fn>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p.173.</fn>，2012年聪明而擅长挪用列斐伏尔思想的哈维，重新发明与赋予了《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这两部本来是列斐伏尔原创著作的名称以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在副标题为“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的《反叛的城市》 一书中，哈维以年迈之躯但却饱满的政治激情，似乎孤身地向包括中国城市化在内的全球自由主义宣战，城市权利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新伟大起点。<fn>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6页。</fn>

（2）游戏性娱乐性的城市建筑思想家。也就是说，列斐伏尔三重空间中的表征性空间或者说生活空间有一种娱乐、文创、游戏的性质，是作为城市空间中人们的一种反抗和批判的方式而存在。在被人遗忘的列斐伏尔的《刍论极乐的建筑学》<fn>Henri Lefebvre.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Translated.by Robert Bononno.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4.这本书大约写于1973年，但是由于该研究项目的组织者——也就是列斐伏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马里奥·加维利亚（Mario Gaviria）认为该书对项目要求来说过于抽象，便没有将其纳入出版。2008年，列斐伏尔研究者卢卡斯·斯坦尼克（Lukasz Stanek）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城 （Saragossa）加维利亚的家中找到这部本已被埋没的书稿，经人译成英语后，于2014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fn>手稿中，他从古罗马浴场、古印度的古普塔王朝的艺术、中亚地区土库曼人的帐篷，特别是女性居住的帐篷等典型的城市建筑形式中，跨越诸如哲学、人类学、历史、建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符号学、修辞学与经济学等学科描绘了一种“极乐的”（jouissance）城市建筑乌托邦，他认为这种游戏的愉悦的城市建筑是对“日常、劳动、交换经济等等的否定。它也是对政治的首要性与国家方面的否定。它是以‘极乐’作为出发点，而致力于以一种新空间概念的建筑谋划”。列斐伏尔将这种建筑想象为一种身体的空间“教育法”及其节奏，它就是我们全方位的感觉的形成，它不是按照单一的建筑功能而是按照游戏、欢乐以及丰富性来建造的。它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和开放性。对列斐伏尔来说，真正极乐的城市空间“不但充满了各种瞬间、对阵、友谊、节日、休息、安静、欣喜、爱、感官声色，而且包括理解、谜语、神秘、已知、奋斗和游戏”<fn>Henri Lefebvre.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Translated.by Robert Bononno.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4.pp.148-152.</fn>。这一点当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从超现实主义开始、经过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一直到情境主义国际延续下来的，把科学技术和艺术相结合来建造魅力的城市，这是一种现代主义，从本雅明、勒·柯布西耶、德波、康斯坦特等人身上都有这种传统<fn>超现实主义者布列东在1924年的《超现实中宣言》中指出现代艺术的革命潜力在于挑战传统的城市空间，设计一种能够集体参与的“游戏空间”。这一观点被情境主义国际继承下来，尤其是被纽文斯·康斯坦特通过其建筑设计“新巴比伦计划”充分地发挥，他将情境主义者反对都市主义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充满娱乐精神和游戏的城市。布莱恩·埃利奥特：《建筑师解读本雅明》，金秋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21-127页。</fn>。实际上，列斐伏尔在这方面与他们是意气相投的。

左为列斐伏尔《刍论极乐的建筑学》目录手稿，右为2014年出版之英文版书封。

今天很多网络游戏开发大多都是与城市人的生活节奏：快速、敏感、复杂、迷宫等社会现实是紧密契合的。网络城市时代，网络游戏或者游戏的城市空间理论包括一些电影、音乐、游戏等可以从列斐伏尔身上得到很深的教益、灵感和借鉴<fn>Benjamin Fraser. Toward an Urban Cultural Studie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Human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5).</fn>。例如，西班牙都市文化研究学者本杰明·弗雷泽认为对电子游戏的研究不仅与文化的或者技术的批判家密切相关，而且与都市空间理论家密切相关，后者借助于哲学与地理学理论的阐释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感知、构想与体验空间的，通过这一视角电子游戏就可以创建一个更加可视化、具象化的模型，以及运动的具身化体验去理解我们如何形成对空间环境的知识，“电影的符码其实就是现实的符码，电子游戏的认识的模型就是现实的认识的模型，在电子游戏中就如同在现实生活空间，对于体验者而言那种结果是真实的私人的唯一的，而不是集体的抽象的静止的。”<fn>Benjamin Fraser. Toward an Urban Cultural Studie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Human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5).p.171.</fn>对电子游戏的研究与对现实物理空间的研究都得到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支撑，网络游戏作为空间再现的一种类型不是被动的静止的再现，而是一种作为过程的、积极主动的、流动的、具身化的空间再现。对网络城市、网络游戏的研究不仅离不开对巨大的现实都市空间生产过程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中的城市空间的理解与体验、甚至前者可能塑造了我们对城市空间的建设与认知。<fn>Benjamin Fraser. Toward an Urban Cultural Studie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Human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5).pp.173-177.</fn>

（3）作为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分析的教育哲学家<fn>Sue Middleton, Henri Lefebvre and Education, Space, history, theor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2014; Sue Middleton. "Rhythms of Place: Henri Lefebvre and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zhes, December 2012.</fn>。列斐伏尔晚年的最后一本书《节奏分析》是对其毕生的日常生活哲学与空间哲学的深化、细化和总结。列斐伏尔本人也讲过空间生产理论说到底就是一种节奏分析的身体哲学，身体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教育哲学。通过对巴黎的街道、广场、公园、建筑以及整个都市的节奏分析，列斐伏尔深刻地勾画了现代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的节奏化组织，以及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抽象精神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节奏分析是对传统的、视觉的、几何学的无身体化的知识的批判，列斐伏尔颠覆了视觉领域的霸权，主张我们不能抽象地思考，必须动用全身的触觉、视觉、听觉以及嗅觉的社会化的身体化的实践活动。例如，列斐伏尔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节奏研究的灵感来自于音乐，它不仅仅是诗歌、也是散布、跑步”。于是，节奏分析与那种支配性的、抽象的充满规则的时间统治相反，“它是与合理的人类最无理性的肉身相关：生命的、肉欲的和身体的”<fn>Henri Lefebvre, S. Elden, and G. Moore. Rhythmanalysis :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Continuum, 2004.p.14, p.9.</fn>。所以他心目中的未来哲学是马克思与尼采的完美结合：既保留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资本、对都市日常生活节奏的抽象统治批判底蕴，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生产、消费、循环和休息的线性节奏<fn>Henri Lefebvre, S. Elden, and G. Moore. Rhythmanalysis :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Continuum, 2004.p.73.</fn>；又坚持尼采式的未来哲学——是一种用艺术的目光看科学，用生命的目光看艺术。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所谓的改造世界就是把艺术、科学与生命融合为一体的实践活动与哲学创造，并声称自己的辩证法是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观与尼采的身体创造性、诗歌艺术思想对黑格尔的“矛盾的扬弃”（das Aufhebendes Widerspruchs）思想的彻底批判。

总体来说，列斐伏尔思想中的基础性辩证法，是以创造性和诗学实践作为解决社会思想与社会行动之间矛盾的一种综合补充<fn>Rob Shields. Lefebvre, Henri, 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1999. pp. 30-32.</fn>。由此列斐伏尔认为作为节奏分析家必须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运用自己的整体身体和所有感官，跨越学科界限，以哲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变化，揭示现在、未来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从微观到宇宙的具体总体。节奏分析家既不是形而上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经验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位诗人或者戏剧家，将艺术、诗歌、音乐、戏剧等等”<fn>Henri Lefebvre, S. Elden, and G. Moore. Rhythmanalysis :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Continuum, 2004.pp.22-25.</fn>带入日常生活，如同倾听一场交响乐一样去“倾听”“一座房舍、一条街道、一座小城镇”的生命音符，充分恢复感觉在理性与意识中的作用，创造崭新的现代都市性日常生活。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不是去形成一套系统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对众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来看，列斐伏尔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与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前中国而言，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实践上的紧迫性。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与理论需要，都市与空间理论必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它给予我们以下两点启示：

（1）城市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整体关系的复杂问题，也是城市居民的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生活方式问题，中国城市化建设必须从总体的视角来统一规划和部署，并与地方的城市经验相结合。列斐伏尔认为在整体维度上理解都市化的问题式，需要不同的学科的聚合，人们应该致力于综合理解现象的总体性。对列斐伏尔都市与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城市问题研究视角，而这一跨学科的方法恰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研究所急切需要的。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思想之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研究著作<fn>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空间话语与中国实践，《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第8-11页。</fn>。

城市化发展的迅疾性和城市空间的复杂性，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与价值追求，传统狭窄分工的人文科学研究受到严峻挑战，要求建设一门跨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新的都市文化研究科学，来面对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现象学维度、曼纽·卡斯特尔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大卫·哈维所代表的或突出的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的综合研究，为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城市社会理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石。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两极化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以及地方的城市实证科学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城市化建设必须既吸收西方城市建设的智慧和经验，充分享受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但同时也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霸权对我国城市建设的资本化、同质化趋势。应该在学习、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就此而言，列斐伏尔所呼唤的“进入城市的权利”的设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梦具有诸多共鸣性，“居者有其屋、老者有所养”是中国梦的核心思想之一。当然，中国梦并不仅仅等于是每个人都有住宅，而是每个人都有进入城市的权利。这不是个人的私人的商品所有权财产权，而是集体的幸福安全的城市生活权利。列斐伏尔所预言未来的人类文明将是以城市的诗意栖居为特征的教育学实践场所，与中国传统文明发达的教育伦理的生态的哲学思想，例如“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与“元气论”等具有高度对话性，老子《道德经》、庄子《齐物论》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明代刘宗周在《圣学宗要》 中说：“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阴生阳，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 。《管子·禁藏》 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生态化、小型化、生活化的城市文明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建设生态文明那里找到重要的证明，例如《周礼·考工记》就有对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模型<fn>《周礼・考工记》将城邑分成三个等级，即“王城，城邑，采邑”。《左传・隐元年》记载“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管子・乘马》中记载：“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二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fn>。

而古人对于城市的选址也非常注重生态和谐、适宜人类居住的特定地理环境与人文状况，这就是说所谓“风水”文化观念。例如《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及《管子・度地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肥饶者。乡山，左右绕水若泽”。列斐伏尔晚年关于节奏与身体问题研究，既在中国现实看到它的相应对应物，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高度的回应性，《周易・乾卦・文言》中所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天、地、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节奏的城市概念，与列斐伏尔关于未来的富有和谐节奏的城市革命的展望一致。所以，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吸收传统思想智慧，尊重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处理好全球、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

总之，在列斐伏尔看来，没有生产出自己空间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而不断地进行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革命<fn>Cf.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pp.53-55</fn>。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建设有自己政治与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也算是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可能性意义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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