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絡，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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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新自由主义“文化创意产业”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词汇有着多重的意义 --- 潜在地造成了混淆。让我们试着区辨在当代艺术脉络下使用自主性这个词，与在（激进左派）政治、社会运动与理论圈当中，对自主性这个词的运用。在这篇短文中我倡议检视当代网路文化作为一个活跃地 --- 虽然是临时性 --- 实际上存在的自主性实体，并且看这可以如何地应用在鹿特丹的脉络上。
在艺术领域中，自主性曾经被指涉为艺术家，相对于赞助者与博物馆、画廊世界的独立位置。吊诡的是，在 1970 年代这个概念达到最热门的高峰时，西方福利国家也同样到达其最高峰的状态。当跨进新自由主义政体四十年后，自主性仍然意味着艺术家能够对市场（同时在很多国家中，这也意味着相对国家）独立，但却在艺术家将如何谋生的这个（政治）问题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这个词也意味着：从监督与引导艺术家的生活与作品的角色，如教师、策展人、评论者与文化政策公务员等这样的专业阶级，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解放艺术于是也是艺术家的斗争 --- 从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创意过程 --- 的故事，同时开启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制作艺术作品成为自身的崭新旅程。自主性于是便代表着激进地美学上的自我反映，理解于是解构游戏规则与社会的影响。反映的成份元素导致了大规模的学院研究与研究领域，试图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为一种实践。其中一个容易混淆的点在于：公开否定“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态度的“自主实践”。这种状况常常发生 --- 自主艺术曾经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种深刻地介入社会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实践。简要地说，抽象-概念性的作品与政治介入，并非是互斥而对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识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众，有能力“阅读”艺术作品以便于讨论。博伊斯所谓的“社会雕塑”创造了一种对“解释产业”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评论人、新闻记者、导览者与教师们都扮演着各自的关键角色。当代艺术能否有可能具备“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时也将自己从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来？还是它会变得更为依赖周围环绕着艺术的基础建设，变得无法自我支持、昂贵到无法再加以生产？
要打破与权威的牵连，常常导致朝向社会的移动（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现为放弃、精准地拒绝介入的自由形式）。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启动者的自主性：它引导着与镶嵌着真正既存的自由，无论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自主性作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决（self-determination）也有着一个强烈的政治传统在此需要被讨论：超越传统的个体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例如自我觉察、自我动机技巧来独立地行动，以及在（国家）机构或其他权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员、类似社会因子）的干扰之外，执行计划。
在艺术论述中的自主性，有时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运动中反叛的心理状态。这个词汇诸多根源之一，是义大利工厂工人的自主性 --- 够反讽的是，独立于共产党与工会，同时也独立于基督教民主势力与社会民主（工党）势力的影响之外。在这个脉络中，自主运动是那些对资本与国家、同时拒绝谈判与妥协，并且动手建构再现系统、聚焦在合作社与集体运动，践行着不合作破坏与抵抗行动，同时结合著一种对自主基础架构强烈的信念 --- 这些基础架构如无住屋者运动的占屋（squats） 、酒吧、书店、电影院、剧场、脚踏车维修店与影印店、印刷厂等。在阶级社会运动颓圮的同时，我们也可目睹从组织的永续、自主性形式（随着时间一一展开），朝向短时间、在特定空间中的一种暂时性的表现（例如“占领立法院”“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占领大学等的占领行动）。
今日的自我组织，与“社交媒体”出场前的世界，是激进地截然不同。脸书是预设的在地网路连结与组织工具，也同时在设计者、运动者、艺术家，与学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义。非正式的创意部门今日如何组织自身，并且这种挑战在被完成的同时，如何加以精进？在晚近的过去，这些工作主要透过 email、纸张、档案夹与电话。现在那一种工具最有效？让我们调查并且广泛地公布结果。会是透过 LinkedIn 群组，或者脸书群组吗？还是我们不如透过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这里有两种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当试图同步地取得人们同时的行动结果，以便听见他们的声音，试图让事情最终被完成时，网络需要被（相对地）开放。整体的目标应该被设定在创造所有参与者身上，可持续的时间轴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与脸书直播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草根运动吗？社会关系变成“即时性”的互动：这些要不是现在跟你相关，不然就永远再不相见。这种社交媒体临时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创造慢速的空间、区域来让人喘息，碰面与协力（如果这些都听起来太过嬉皮了，请自行置换术语，问题意识仍然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如何超越认同的问题，创造团结与交换的新文化？艺术家经营的空间如何保持经济上的能够生存？我们如何期待一个共享的工作空间，如果不变成一个政治牢笼的话？如何可以颠覆性地聚集，将白人种族性给激进化，甚至扩散到其他的议程？
鹿特丹为基地的“自主结构计划”（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来形塑位于在地性中的强连结，从艺术中的教育性结构开始（例如 Piet Zwart 学院），还有这些教育节点跟文化空间、以及对这个场景不可或缺的相关单独个体的连结。这个目标在于直接冲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弱连结”模型。对“强连结”的推广，是“组织化网络”概念的核心构想（我跟雪梨媒体理论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过去共同发展的概念框架）。为何艺术家与设计师需要建立网络？不只是互相认识、维系附近活动或远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组织起场域。人们可以把它称作“文化的自我防卫”。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能太过负面，但这些日子以来，甚至连非正式的结构都需要被捍卫。文化只在时间、空间中能够被展开；它不会“即时地”在某处现身。下一个问题是：于是如果应该鼓励组织网络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是否也导致：人们应该成立正式的组织？在此答案会有所分歧。也许成立一个基金会、一个工会或政策智库不够酷。基金会很无聊，所以要不要来个合作社？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择。总是有真实的问题在等待我们：就像非正式网络中的“暴君”，网络组织常常经历到缺乏方向。组织化网络的倡议正试着要克服来自两端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真实存在、对社交媒体“弱连结”的依赖。从好的一面来说，我们总会有聚会碰面、做出决定、合作与一起完成什么的真实欲望。
“自主结构计划”其中一个外显的目的，应该是对抗仕绅化（gentrification）、保护办公空间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础架构与交换知识的说法、交换如何在艺术领域建立“公共财 ／ 公有地”（commons）的资讯。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财当作动词（commoning），认为建立网络（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财的前置动作。传统地来说，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活跃的在地网络，其目的往往是游说市府与议会、改变文化政策。这也许仍然还蛮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场域中有多种角色与势力在发挥影响力。住宅处境，位于我们所关切的最核心位置。作为集体的存在，占领、建造与捍卫这些空间，是我们的责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写的：“一种美学的、展演性的抵抗，并非某些可以简单地向艺术家讨来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艺术家对集体感知结构的演化有所贡献，这样人们的未来将仍保持在我们美学想像可触及的范围，我们就得集体地保存住 --- 在我们的努力中 --- 在这还有可能的时候，所要创造的社会空间。”（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营利组织、新创团队与自由工作者所补缀起来的网络拼布，可能一个晚上就会荡然无存。我们的存在被视为很不稳定，是有原因的。这种不确定性是非正式网络 --- 鹿特丹“自主结构计划”所描绘的图像 --- 应该沿着自身的“强连结”（并且克服社交媒体的“弱连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欢这些个体层次新自由主义术语的话，绘图可以仅仅是整套提升自觉-自主性过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问题仍然存在：描绘这个网络的图像之后，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网络组织起来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