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陝西實驗藝術
第一届西安社区（艺术）实践季论坛活动，以“回到地方，进入现场，投身生活的社区艺术实践”为主题，邀请各方艺术家，以“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生活艺术家、社区实践中的各方主体、社会性艺术及其教育的构建”等四个议题，谈论社区艺术的现实与发展。让我们以艺术为名，以社区这样微小而具体的特定区域为载体、为价值、为对象、为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去行动、去营造，完成“艺术-社会”的双重实现。
黄孙权老师演讲现场
基本上我个人做的一些策展跟作品大概在2014年的北京红砖当代艺术馆（无地之爱）已经展示过一次了，今天就回到我们现在的展场呈现上来。
“乡建中国”这个计划从2016年开始做，陆陆续续做了很久，因为内容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介绍。2021年4月9号到5月7号，也就是展览的同期，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两天的会议，叫做“乡建实践者大会”，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建筑师，规划师，当地的环保团和村民，没有艺术家，因为不熟，就没敢邀请。最后我们整合了一个特别大的资料库，且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增添内容。
乡建中国相关海报
我其实不太赞同我们在做的事被称为艺术介入社会，这是非常蠢蛋的，就好像在暗示艺术外于社会，社会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分开，否则艺术怎么介入社会？我们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你做不做，你都是这个社会既定的利益阶级或既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重点是你怎么翻译你自己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跟自身的工作做反省，反省以后才有办法跟社会碰在一块。虽然英文叫做说Socially Engaged Art，但是我觉得艺术介入社会是个特别不好的说法。
第二个是社会性艺术这个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社会性艺术”这个词应该是我第一个如此使用的，我那时候用英文词跟我们现在谈的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来说社会艺术叫social art；而我那时用的是sociality of art，是艺术的社会性，也时候也用 Societal art, 不是一般认为的“社会艺术”。早在18世纪初现代性之初，法国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一派是河左岸，整体都在搞人民公社，搞art for people。另外一派就是河右岸，比如大家熟知的印象派。法国印象派的那些人反对两种艺术，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嫌没有艺术家的主体性；一种是为皇家服务的，比如说拿一个commission就帮忙皇室贵族画画肖像，所以他们只能排斥性地建立自己的艺术主体，就是我不为人民服务，也不为贵族服务，只为自己服务，自己做艺术，art for art sake, 艺术只为自己服务。这群人其实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把问题推给别人。我在转译成中文的时候，特别用sociality这个词来取代social，因为现在social变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而sociality这个词从16世纪在英文中就有一个非常淳朴的概念，我跟你手拉手一起干一件事，手拉手的概念是社会层次的，不是我跟你朋友圈见过的那种关系。
我们其实一直在筹谋我们自己的乡土，我们并非存在于本质上固定的、凝固不动的地方。我们是边住边改造，也就是寓居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的话，工业化从未停止过，大概从1980年开始，政府颁布城镇化的政策，土地慢慢私有化，农村盖上了房子，农民上了楼。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奉献给工业，然后再把农村的剩余转变成城镇化，2000年后开始我们都熟知的信息化，全部都是国家出台的政策。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现在已经把水泥路都铺到农民家门口了，怎么样把所有的农民拉到一个全球化、金融、资讯、信息交换的世界里头？这一过程就叫做信息化。我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出发，想要弄清楚，这100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民国时期，有非常多人......我们大概研究了二三十个非常重要的民国初期的教育家，我通常说这个时期叫做没有建筑师的乡建，因为他们都是教育家，他们不懂空间，也不懂营造，更不知道什么叫社区营造，但是他们干了很多事情，我们到今天都在不断重复着。像陶行知那时候在南京的晓庄书院，他把北大戏剧系的老师抓到村里，和农民一起演戏。我们现在搞的社区剧场，哪能超过他们那个时候的。而且他们用的舞台就是草台班，跟赵川老师做那个草台班一样。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做什么社区剧场，社区艺术很进步，实际上是退回到了1920年。像高践四，黄炎培是第一批倡导职业教育的。沈定一在国内有点争议，他是共产党最早的创始党员，参加了后来的西安事变，是比胡适还要早，第一个写出白话诗的人，是杭州市的萧山区的议长，萧山是全中国第一场农民运动、抗税运动的起点，沈定一发起了第一次农民抗税运动。他那时候能干，是唯一一个读书人，带着萧山的土帽，用萧山的土话告诉农民，你们怎么被压迫，怎么被剥削，然后要反抗，可他自己是地主啊。
我最想提到的一位是朱其慧，我们都听说过陶行知、梁漱溟、沈定一、晏阳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叫朱其慧，朱其慧是中华平民教育委员会董事长，也是整个定县实验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且是一位女性，一般的乡建史或者教育系统很少提到这个隐藏在背后的女性。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各位可以去我们这个资料库看看。
接下来我们说三个村子，第一个是十里店，十里店是1947年第一个土改的村子，是在共产党还没有统一中国之前，他们在1947年就自己把富豪给埋了，埋富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埋的有时候不是富豪，而是恶霸。克鲁德夫妇是英国左翼非常有名的摄影师，1947年在这个地方拍了非常多珍贵的照片，我们的展场中呈现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那就是克鲁德夫人，她去年讲的整个中国农民运动中，底层阶级的权力的确复苏了，但女人的权力其实一直在不断减弱，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现在各位去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村子本来是分成上寨跟下寨，上寨的村子是非常好的，我们去的时候，保存上寨后来就也没有下文，整个村子都一模一样。可惜的是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克鲁德纪念馆，里面放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照片的村子本来是实存的，但全部都更新掉了，所以我们只保留了博物馆跟照片，实际的村子变成新的村子。
第二个是北碚的故事，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镇的规划，就在重庆北碚，这个地方有太多故事，包括引进中国的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个市民活动中心，第一个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一九二几年到三几年第一个西方意义的public park，北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搞的。
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在翟城村，1905年左右，他们就把西方的学堂教育搬到中国来，然后在1912年，成立一个小学校，1915年成立了第一个女子学校。翟城村当初也是定县实验的实验基地，非常重要的核心试点。今天有机会去翟城村的话，只能看到晏阳初幼儿园，这个村子跟一般河北的村子一模一样，感受不到这地方曾经有过中国最早的民主学校、公社、合作社、教育事业、村训。这个是温铁军他们搞的乡建院，关门了，开始的时候村民很高兴的捐了一块地，原本废弃的高中，温铁军他们搞乡建院，想要恢复晏阳初的影响，结果一下子就倒闭了。
这百年来其实尝试了非常多东西，我有被嘲笑过，一个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中国大陆这里的历史？可能正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因为只有历史可以把我们两个地方连在一块。
除民国时期以外，中间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做总建筑师时期，这段我就略过了。后来我们讨论当代的时候，大概分成几类，第一类叫做美丽乡村运动，这个在国外已经讨论过很久，就是重新透过绿色来化解城市的痛苦，但这种绿色只是绿色资本主义，好像这个城市中有公园有花园，就能变得更好，也只是个形式逻辑。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用西方的规划史的话，会觉得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很重要。但如果各位去读读梁漱溟先生写的都市化乡村，就知道梁漱溟那时候描述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城市中的人都很像是风筝，我们都是风筝的孩子，这条风筝线一直拉拉拉拉拉，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出生点农村。梁漱溟当时有个更好的更儒学的想法，他觉得整个村子就应该像学校，村长就是校长，我们要用教育体制替换这种现代政治的学校，很多人笑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他的理想是非常美的。
第二类就是田园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我那些同届的研究者就在做，他们每天都在生产一样的图纸。其实背后有非常多资料，各位知道就好，但是这个东西是最能受到政府支持的计划。
第三类是合作社组织，其实特别有意思，各位知道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开始立法允许成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不是公私合营的，中国大陆有很多组织称为合作社，其实就是公司，不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山西的永济蒲韩合作社，他们的社里面有6000多号人，真的是从底层下来的。还有南塘合作社，我非常熟悉的，他们组织者原本是一个抗农民税的运动家，然后回到农村，把村民组织起来，他们合作社有4000多个成员，都是农夫，他们叫合作社，开会时训练农民民主表達意見，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农民记不了，他们就戏称为做萝卜议事规则，让农民学会举手才能发言，培训他们如何讲话。相对于前面的田园综合体，我更觉得合作社是一个希望。
这个是南塘合作社，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活动，从性别角度来说会有点过于父权，但是整个村子是非常和谐的。我说父权是他们有条村规，就媳妇要服侍亲夫的，你们知道这意思。这一张是他们村民自己出钱，帮他们设计他们自己的人民合作社内部的大礼堂。这张就是永济合作社，我带着空间生产研究所学生跟他们合作社的干部合作、商议，在他们的房子里，我们做了很多模型，然后问他们的需求，需要什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我觉得村民自发参与设计规划，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淘宝村，它非常复杂，按照2021年的统计，全国大概有5425个淘宝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财富一直不断的积累却分配不均，被某些村落或是某些人家占有，农产品的上行远比都市下行的工业产品少的多，所以不要高估淘宝村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很典型的画面，老公在这边喝茶，看着手机，母亲要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做客服，每个冠冕堂皇的淘宝村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家庭就是工厂，客服就是前庭。这是非常典型的小作坊模式。走访的多，会看到更复杂的场景。这是宿迁，宿迁是全中国最大的多肉植物盆栽生产的地方，因为整个中产阶级的兴起，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很多中产阶级家里都需要绿色植物，这些植物2/3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这里面故事非常多，我就不细讲了。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人口的比例，东部大概有96%，西部有4%；贫困人口的比例，西部有83%，东部只有16.4%。一直到2020年前，GDP20强，西部一个都没有， 2021年后开始有所进步，重庆起来了，成都起来了，西安也起来了，西安GDP在全中国的第十九位。脱贫攻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西部给脱贫，在脱贫的过程中，我们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第一个代价是最后一里路。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如果要强迫一个农民，他生活在按照季节运作而不是按照时间运作的农村，就必须把季节给摧毁。比如说让他不再按照春夏秋冬过日子，按照20分钟要做完一件事情这种时间过日子，才达到一个工业化的标准时间。
那大西部我们要开发，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怎么样把这种固定的东西卷到一个规则化的生产体系，这就是空间修补（space fix）。我只讲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中洞苗寨，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的洞居部落，他门住在一个大山洞里，后来这个地方要建缆车，强迫他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爬了很久的山，没有信号，我在里头还损失了一台航拍机。这里面还有将近20几户人家，已经住了100多年，他们不是不愿意下山，他们是不想下山。他们活的非常好，在洞旁边耕种，什么都有，条件还可以，里面还有民宿，农家乐。其实政府很好，在洞下面盖了新房，希望他们可以搬出来，也害怕住在洞里有危险，但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进行。后来村支书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让他们盖章，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被清光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空间修补。
这是贵州的大方，这里有一个个梯田，是很漂亮的。因为需要脱贫攻坚，国家在城镇中盖了一批新的房子，然后把这数十个村，不管是侗族，水族，苗族，贫困的人口全部都抓到这里大家一起住。这个地方，政府是委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盖的，人搬到里面住后，房产公司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商业城，这个周围都是商铺，像是一个缩小版的西安不夜城，规模很小很小，叫大方不夜城，旁边还做出那种梯田的样子，居民呢就住在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脱贫攻坚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对居民好像很好，因为有新房子可以住，可是那些人进去新房子以后，第一个他不太会用现代设备，所以他们常常把吃的食物放在厕所，因为厕所离水很近。最主要是开始需要他们使用现金，一个月管理费十块钱，这些人可能都拿不出来，他们去哪生现金？政府把两三千个人聚在一个社区里，是要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农民他在山上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按照现金的标准他很穷，可你把他们搬到那边去，他就没有了生活能力，虽然政府在当中不断的提供各种工作，厨师、裁缝、机械、电脑设备什么的，但这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的工作，特别是他们选的那个地点，都在二三线城市的边缘，根本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处理的问题。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三个第一村中间的北碚，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大量的文献，还有几个作品的纪录片，我就想说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重现一种地方，比如说用在场的方式来重现这个北碚。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图，这是我们建模师帮我们建模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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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广告，因为建模工作非常的复杂，招聘了志工很多人来帮我们建模。我们的展区有一个稍微完整的纪录片，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第一个社会教育科学馆，像是建成的集会中心。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区块链上，很多老外会来，他们更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接待台，向大家解释说这是中国北碚。每天都要讲很多事情，后面我还做了一个布告，有点像是公共广场的那个东西，我们会议的内容都会即时的放在这个北碚里头，这些老外可以看网站开会，这是比较特别的。采访过程中录了很多北碚当地居民的声音，还有他们唱的歌，通过任何一个游览器都可以听到。我刚刚留的那个网址（beibie.city），只要进来就可以跟这个唱片互动，按这个唱片就会听到访谈者的声音，这样就把访谈文献跟整个空间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前面两句话其实是海德格尔的说法，他主要讲寓所。他说寓所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盖我们自己的家，这是可以拯救地球的，但是，拯救地球或拯救一个社区，并不是把他们从问题中抽离出来，并不是解决，而是让他们“set something free into its own presenting，”就是让他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什么地球优先，环境优先或社区优先，这种拯救的概念非常可怕，关于这些问题海德格尔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第二个是说寓所或栖居这个词，它有能力达到一种人类跟事物、人类跟机器、人类跟技术中间的协调。那么地方营造应该是一种恢复根源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把我们寓居这种稀缺的方面自然重建一种艺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可以再想两位作家，第一个是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这篇文章很有名，艺术家常常喜欢做二流的人类学家，二流的社会学家，他们搞东搞西，反正做的也不像，而且还有借口，因为我们不是人类学，即便做得烂点，也不会有人骂我们。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是要挑战那个很有名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后者讲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生产者上才可以知道，简单讲，知识分子就不是工人，但是如同工人一般，才能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整个大齿轮的一部分。如果你也是工人，那么应该要夺取制造的机器，而不是对工人表现感到可怜。另外一个是George E. Marcus，Marcus是个人类学家，他说人类学家应该要学习艺术家，艺术家要有一种跨领域的合作，掌握象征能力的功夫。而人类学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事业，有很多不好的传统，他感到害怕，因为这个学科带有帝国主义属性。所以希望人类学家应该像艺术家那样敏感的、创造性的去发展一些东西。刚好这两位学者的说法都可以让我想象自己的工作。
最后就是七零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篇文章〈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他是第一个提出空间转向，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突然意识到如果你不谈空间，是没有办法谈历史的；没有谈空间，就不可能谈社会；不谈空间，根本不可能谈文化艺术。福柯的文章把整个社会学的理论或哲学上理论转成必须与空间相关。后来有非常多有名的人出来，比如说列斐伏尔，他把空间生产当做是一个新的哲学态度，就说你不可能跳过理解空间，去理解别的东西。现在的空间转向，背后是因为整个新社会开始了，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资本主义用空间换取时间、用时间换取空间的问题。
90年代有一个社会学转向，关于武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对话性艺术，另外一个是可能各位很熟的苏珊·雷西（Suzanne Lacy），讲的新类型公共艺术。这些人在90年代开始都在谈这个社会转向，这个社会转向跟情境主义那种知识分子从白箱子逃离是不一样的，苏珊娜·雷西是美国人，所以新类型公共艺术谈的是美国情景中的那种。你做一个公共艺术，你好意思说你在做公共艺术吗？你只是接项目，对吧？你跟公共没有关系的，新类型公共艺术强调对话、强调冲突、强调矛盾、强调计划型的而不是作品型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开始在减缓空间遭受痛苦的症状，也就是说，艺术家莫名其妙地成为全球性新自由主义跟地方性冲突的抚慰者。我们做了过多的社会性艺术、社区艺术，其实我们在阻碍这个新自由主义跟地方的冲突，这些冲突本来是归国家管的，本来是市民、社会可以解决的，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只好自封救世主，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痛苦的团结者。我觉得能够做个痛苦的团结者也不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好。
在社会艺术的过程中，要么作为补偿性的桥梁，就跟捐款一样，我做一点好事顺便赚钱养活自己，要么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方案的行动者。换句话说，艺术家不要太担心，艺术家要做的就是社会学介入。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是研究工业化社会的专家，柯司特（Manuel Castell）的老师，他有一本书《行动者归来》，他说社会学家都犯一个毛病，老是在这个社会外观察社会，然后为这个社会提出一定的纲要跟关系。他认为自己本身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我进到一个社区以后，我要跟人民一起讨论，想出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是可以解决当地居民的痛苦，对当地人民是有效的，而且对这个社会行动，对这个社会学家也有效，他把这个叫做行动者社会学。就是我去那个社区，我想解决他们的困难，同时解决我的困难，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也要向我学习，一直都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不是我给或者我说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向这种艺术学习，不是简单的归纳为这是艺术家或者社会学家的问题，或是艺术家人类学家的问题。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社会性艺术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大胆的进入社会，不要管别人。认同很重要，识异更重要，识异就是认识的识，异就是差异的异。就是认同很容易的，走中国骄傲认同很容易。但要让你同行的人理解少数民族，理解城市的城中村的居民非常难，所以你要有识异的功能，因为识异的功能就是这种社会学介入的第一个方式。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