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危机——另类经济实践的浮现

本文选自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若奥·卡拉卡[Joao Caraca]、古斯塔夫·卡多佐[Gustavo Cardoso]主编的《余波：经济危机下的文化》，第四章〈超越危机〉，第9节，210-251 页--超越危机：另类经济实践的浮现。 作者：[西]乔安娜·科尼尔 [美]曼纽尔·卡斯特 [西]阿马利亚·卡德纳斯 [美]丽萨·塞温 翻译：卢睿洋   ｜ 校订：黄孙权 ｜  校对：唐晓林、袁安奇、王世桦

2008年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欧美上百万人的生活根基。突然间，就业形势不稳定，信贷紧缩，消费缩减到必需品，社会服务大多中断，孩子们的未来乌云密布，家长打消了对下一代的高度期望。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危机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不指望在“资本主义”这一主导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标签之下，自己的生活会变好。他们看破了这个赖于周期性危机的系统的稳定外观，并且拒绝它的基本原则。他们反对每况愈下的生活：人们拼命挣钱来消费毫无意义的商品与服务，吃化学食品慢性中毒，在愈加暴戾的世界中与同胞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反对所有这些荒谬之举。环境破坏让他们愤懑，那相当于提前终结人类在这蓝色星球上的历险。 那些敢于探索另类生活方式的人，基于另一套经济实践，寻求生活的使用价值和充满意义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团结、支持、实验的网络。他们并没有脱离社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有正规工作，享受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他们在运用这些资源的同时，投身于生产、消费、交换、教育、医疗、住房、都市生活、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多样形式，正是这些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以合作的模式一起行动，逐渐建立起相对的自治，以此对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制。所以当危机降临时，他们有备无患。的确，从他们的角度看来，紧随危机而来的戏剧性事件不但没有让他们窘迫，反而确证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呼吁。从此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因为突然间他们似乎成了明智的群体，而不再是反文化的边缘人群了。 而对于做着消费梦度日、惧怕脱离常态的人而言，当危机打断了他们的日子，些许让他们瞥见了别样生活的案例就像一扇希望之窗。他们并非突然之间扭转了意识形态，而是市场规则下的生活实难维系。失业和信贷低迷截断了他们的消费之路。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担保他们的生活，这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上升。政治精英们在为他们解决问题时显出的无能使他们对处理危机的相关机构丧失信心。唯一的安身之所是自己家，但家也随时有可能因为被剥夺抵押赎回权而消失。进而，围绕那些不依赖银行或政府的自治经济实践来重建日常生活的这一观念就变得比传统的经济行为模式更加现实了。这并不等于说全世界的民众都加入了另类经济文化的实践，而是说把文化变革和经济幸存结合起来，变得越发可能。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结合在多大程度实现了，它基于特定的国家状况、当地状况、经济环境和社会团体。只有通过严格的调查才能建立档案。这就是我们在本章要呈现的研究目的。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另类经济实践，其中一些是残存的前资本主义文化，一些是有意重新发明生活方式的计划，还有一些在努力适应当前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局势。在各种语境下涌现出了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它们论述了这些实践及其对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意义。（Adaman and Madra, 2002; Gibson-Graham, 2002, 2006;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North, 2005; Miller, 2006） 本章我们将聚焦从加泰罗尼亚地区这一特殊背景中崛起的另类经济实践。尽管加泰罗尼亚总被冠以反叛、文化创新、挑战强权的社会运动这些特质，但我们并不想强调我们的田野有多么特殊。的确，我们相信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的另类实践同样成果丰硕。选取加泰罗尼亚，仅仅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便利条件直接对其社会转型过程做经验研究，这对理解欧洲多国出现的新社会动力至关重要。 研究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必须区分有意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另类经济实践和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资本主义实践，后者出于生活所迫或对非商品化社会形式的维持。所以我们的研究中有两个不同的焦点，我们试图在分析中整合两者。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些网络、组织和个人，至少在业余时间中，有意地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模式，而依从对自身有意义的规则与价值。再一方面，我们也调研了危机期间这些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广大民众的行为中。虽然我们的发现只是初步的，但已经显示出，有意的另类经济文化与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共鸣比公认的要大得多。 这一假设可以解释我们的方法论，在这里先简述一下这些方法，相关技术细节请参阅本章方法论附录。首先，我们研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有意的另类经济实践的总体状况，步骤有三：

1.我们标定了投身于这些实践的网络和组织，并依战略角色和对实践的了解，采访了70个个人。

2.基于这些采访，我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fn>详见：www. homenatgeacatalunyaⅡ.org. （譯註：現在網站已不復見。但用来研究的纪录片可在youtube上看到，西班牙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_7MTLnXbw </fn>，与国内和国际的更多观众交流我们的发现。

3.我们用这部影片激发八组座谈会的讨论，以此理解多种多样的另类经济文化中的意识构成，并与那些没有参与这种文化的个人做对比。

基于定性研究的结果，我们制作了调查问卷，对加泰罗尼亚地区有代表性的人群样本做了调查（受访者数为800人）。这一调查意在测定每种被标定的另类经济实践在社会中的传播程度，确定在经济危机期间促进和抑制其传播的因素。本章将呈现这些研究的成果，并阐释我们的观察的意义。

当很多经济实践不再符合那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所结构的模式时，在一些案例中浮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试图将这些实践连接起来，形成一幅生活意义的另类愿景。本节里我们将着重理解这些有意导向使用价值经济的实践，以及围绕这些实践的话语。会涉及到以多种方式组织的实践，如网络、协会、集体或组织（多种法律地位的合作社）。 首先我们要标定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有关的实践。虽然我们的观察集中在2009-2011年，也就是经济危机期间，但这些组织和相关实践中有很多出现在危机之前，它们也在寻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参与者达数千人，其中多数是年轻的成年人（平均年龄约35岁），基本都受过大学教育。 为了更加清晰，我们将这些组织和成员的多样总体按如下类型分组（图一、表一）。

表一：加泰罗尼亚地区大部分积极投身于另类经济实践的组织类型学，对组织数量和参与者数量的估算（2008-2011）。 [caption id="attachment_1912" align="alignnone" width="810"]

图一：加泰罗尼亚地区另类经济实践总体情况。该图描绘了2010-2011年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最普遍的另类经济实践的结构。[/caption]

该地区最重要的另类生产形式是生态农业耕作、食物加工。生态农业不仅指有机生产，而且还包括生产者们所下的这个定义，“维护土壤、生态系统和人员健康的生产系统”。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许多生态农场，上百位农夫分布其间。 在城市中也有生态农业生产，一些项目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在巴塞罗那，我们统计到十五个都市社区果园，由邻里们耕作照料，人数达600人。一项重要的生态农业活动是组织、维持种子银行，这能保护当地蔬果多样性，减缓全球范围里原生种子灭绝的趋势。这些种子银行还组成了种子银行网络。 在相关的非农业活动领域，自足生产[self- subsistence production]有增长的迹象，比如面包烘焙、家禽养殖以及在私家阳台和花园里的蔬菜种植。也出现了家用器皿的手工生产。大多行为都被整合到支持、建议、共享的网络中。

近年来，生态农业消费合作社增长迅猛。它们通常只由消费者组织，但有些案例也结合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虽然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生产－消费网络方兴未艾，但它们链接了法国南部的类似协会，比如强有力的“保护农民农业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 Maintien de l ́Agriculture Paysanne]，以及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活跃协会，如塞维利亚市的“荨麻” [La Ortiga]，马拉加市的“无花果” [La Breva]，格拉纳达市的“安西纳日”[El Encinar]。这些协会建立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牢固的承诺上，以团结互助为纽带。在加泰罗尼亚有超过100个生态农业消费群体。复杂的内部讨论保证了消费者与生产者达到各自利益的公平。这些团体大多起于2000年前后，它们的壮大既源于另类政治文化，也源于人们对化工生产系统导致的食物健康问题日益关心。2008年，人们组织了一个“会议空间”，聚集了上万个消费合作社运动的参与者展开讨论。这次聚会名为“里程碑”[La Repera]，人们拒绝组织正式的协调，因为大家相信各团体应该自主，围绕另类的食物消费这一共同目标所展开的运动要采取何种形式、设立何种目标，应该被开放地讨论。在众多参与者看来，合作社的工具层面只是他们集体计划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审议的网络，来决定如何依照生态和伦理价值生活。家长们组织的自主学校食堂实验是消费合作社的延伸，以此确保孩子们食用的是生态农业产品。同时还出现了建立合作管理的生态农业餐厅的趋势。

有大量实行货物和服务的物物交换的交换市场和交换网络。大多数市场每周在公共广场组织，首先服务于当地居民。其中不涉及金钱交易，而是基于自愿估价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换过程会延伸到邮件列表中，有一系列当地居民使用的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list]。最活跃的交换网站是巴塞罗那格拉西亚区的“柴格拉”[Xaingra]，有超过一千名成员在邮件列表中。这些交换系统的普遍特点是信任一个特定的网络。服务交换也很重要，人们交换技能与时间，时间银行系统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我们在加泰罗尼亚标定了46个本地交换网络，在巴塞罗那有14个。

社会货币是一种正式印发的货币，表示只被当地网络内部使用或者与当地网络相连、购买当地货物或服务并为其他网络所接受的价值单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与当地的生产、分配的联系，由于其价值取决于网络的参与者，所以也避免了资本累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发达的社会货币网络是蒙塞尼区的“生态智惠”[Ecoseny]和“塔拉戈纳的回声”[Eco of Tarragona]。有时候，这些货币也流通于包括巴塞罗那在内的其他地区的交换网络。而且这些货币已经融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交换系统中，2010年整个系统包括254个社会货币网络，遍布31个国家300个地区（其中有51个在美国）。关键在于协调当地与外地的交换，最终目的是发展出一个另类的货币系统，它基于信任与等值交换，排除累积、通胀和不公平交易。社会货币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它在经济交换的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广阔背景中的意义。根据采访，我们看到这里涉及了不同的经济层面，就像由小到大的同心圆，它们需要既不同又互补的规则才能正常运作。第一层面是免费，你与你的家人、好朋友处于这个层面，它是你最信任的一环。在这里无需衡量每个人带来了多少价值，只需尽你所能，取你所需即可。下一层面是直接交换，它也是一个紧密的网络，但没有了家庭单元中那种高度信任。下一环拓得更远，但仍然是直接的，其中的关系直接而稳固，包括如社会货币一类的东西。社会货币能帮助我们替代目前靠欧元来运转的任何事情，而欧元的价值我们无法把控，银行说了算。我们可以运用委员会以参与的方式制定的规则，来尝试适应我们所信赖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都是公平的。所以每个人的贡献和收获能达到平衡。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第一层面最终能替代其他各层面。但如果反过来，社会货币最终替代了所有较低层面，就很糟糕。社会货币必须去替代更高的层面，替代欧元经济。如果我们之间的信任较少，就只能接受低额度的信用，只能创造少量的货币，如果我们有更多信任，就能承兑更多信用，创造更多货币。如此一来，你就能逐渐通过物物交换来满足所需，而不必使用欧元。这意味着一个在逻辑上、在你自己的时间里、在日常中、在工作中、在你对工作的定义中的巨大转变，你将改变对工资劳动的看法，或许你的工作会越来越脱离工资，通过物物交换，你将越来越多地为别的东西工作，而且不用花钱。纸上谈兵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去实践，亲身体会。<fn>这段文字整理自两次采访记录。</fn> 类似目标激励着道德银行与另类金融合作社实践的兴起，加泰罗尼亚已有近三万顾客和会员参与其中。据“57金融合作社”[Coop 57]的一个创立者说，他们的业务“非常简单：从会员那里募款，为会员提供传统银行无法提供的利好条件”。非盈利金融实体“我想说”[Fiare]的董事这样描述他们的活动，“以社会利润率为重的银行，强调社会价值而非经济价值”，但是“项目必须能盈利，否则无法成长，甚至无法生存”。着力于道德目标，绕过中间商，他们既能高效运作又能保证价值导向。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类似实体，如“57合作社”和“我想说”都显得毫发无损，这非常有趣。的确，他们正在发展壮大，以良好的财务状况为符合他们道德观的项目提供贷款。

被住房问题困扰的人们对经济适用房的缺乏感触颇深，尤其是年轻一代。解决住房危机的另类实践包括住房合作社；与房东达成协议，帮助修缮空房换取低租金；帮助照料荒废的田地，共享收成并换取住地；自主搭建各式违章建筑——这是在权力雷达之下一种逐渐增多的实践方式。 此外，占据空闲公寓和建筑的实践也特别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区别个人或家庭被迫非法占据空屋和有意识地非法占据整栋房屋，并以此为另类生活方式物质基础的实践（占屋运动［Okupas]）。后一行动构成了“占据社会中心区域”[Occupied Social Centers]的运动，由文化和社会行动者组织，向邻居们开放。这些行动还提供自行车免费维修、法律心理咨询、服务交换和免费技能课堂，包括音乐和编程学习。截止2010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已有62个这样的中心（52个在巴塞罗那和它的主城区），其目标在于落实差异城市、差异文化的愿景。它们常常遭到警力驱赶，有时引发暴力冲突。

一些团体试图创立教育机构，提供另类教育。另类教育主要包括三种：知识共享网络、自由大学和另类的托儿家长网络。知识共享网络通常基于特定的邻居，在相互认可的基础上，人们互相传授各自掌握的知识。自由大学通常在占屋中举办，由志愿教师提供广泛的课程：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有一技之长而且愿意帮助、教育广泛人群的人。他们提供正式的课程，每堂课都有固定时长、特定规则和教程。其中包含了一种哲学，也就是拒绝空洞无用的正规高等教育，以实践证明，当教学是参与式的，当课程内容聚焦于个人发展而非按一般大学逻辑那样为了获得官方学位，那么学生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2011年巴塞罗那的一家名叫“韵律”[La Rimaia ]的自由大学在招生方面大获成功。2010年在加泰罗尼亚有五家自由大学组成网络，共享教程和资源。 受家长把控的托儿网络源于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在当前机构中所受照顾的批判。这些网络受自由教育哲学的启发，其目标是儿童人格的全面发展。在专业教育者的帮助下，家长们全情投入。这些实践大部分是私人的、自我管理的实验，有时也包括家庭学校。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不少免费Wi-Fi网络，它们是开放的、中立的，靠人们在阳台上自主架设的天线运作。免费虚拟网络guifi.net链接了用户，已有超过九千个节点。Guifi.net起初是为解决某些农村地区缺乏网际网路而发展起来的，如今已拓展到城市中，成了加泰罗尼亚的免费Wi-Fi。Guifi.net的等候名单上的潜在用户数以千计。 另类沟通网络还包括自由电台（到2011年已有近30个）、出版社、各种杂志和各类快报。他们把自己标识为“自由”，意思是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要求。比如电台通常使用无归属的频段，而这是违规的。“走私”[Contrabanda]和“愤怒电台”[RadioBronca]是其中最流行的。它们的运作打破了一切标准的电台生产常规。有一个叫“尼科西亚电台”[Radio Nicosia]的流行节目，它的听众全是精神障碍人士。围绕这些核心的另类沟通，遍布着书店、出版社、网站，它们都是非法建立的，传播着另类文化的印刷品、图像和声音。 自由软件和各类黑客也是另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抗议地点架设无线网络时，它们至关重要。有一个黑客实验室网络，它既是行动者的培训基地，也是升级自由软件程序的创新中心。它们也教人们如何架设点对点网络来获取免费下载。这些黑客实验室连接着全球黑客行动者[Hacktivists]网络以及其他网络，比如“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虽然严格说来剧场、电影、音乐、造型艺术和诗歌都不算经济实践，但我们希望将其纳入我们的观察，因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思考中，“文化工业”的作用极为突出。所以强调这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蓬勃发展的另类文化创新是很重要的。的确，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艺术与社会抗争总是联系紧密。音乐是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但也许戏剧才是最为开放的批判性媒介，因为它直接传达出对资本主义建制的抵抗。有一个自称为“压迫者剧场”[theater of the oppressed]的戏剧团体网络“压迫者剧场自治平台”[Plataforma Autonoma de Teatro del Oprimido (PATO)]。他们基于志愿劳动、自我管理的生产、导演和演出。他们在街头、公共空间和社会中心区域演出，从而接触到那些高等文化场所之外的观众。 总之，这些经济实践体现出另类文化的多维面貌。我们还需要问，这些实践对于实践者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调查这些另类实践对于实践者自身的意义，我们分析了八组座谈会的内部讨论，这些会议根据我们的假设来设计，根据本章方法论附录中的步骤来研究。总体目标是对比三者：有意地主动投入另类实践的人所运用的话语和自我表述；同样卷入这些实践但并未深入反思自己的行为的人；仍旧继续主流的经济实践，与另类实践罕有交集的人。清晰起见，我们把第一组标记为“文化变革者”，第二组为“另类练习者”，第三组为“文化适应者”。取这些术语的基本原由将随我们的分析而逐渐清晰。需要强调，各讨论组中都包括这三个范畴，分布比例也是多样的。但我们的分析将集中在各讨论组中浮现出的关键主题上。这些主题表现了经济文化变革的兴起与其他两个范畴的对照情况，我们将辨别不同参与者在每个主题里的不同位置。

很显然，当2008年危机全面影响西班牙经济时，另类经济实践就增长了。无论他/她的实践如何，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并受其影响，但人们对危机的感知以及评价却相去甚远。对变革者而言，危机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结果，并非意外。确实，他们肯定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所以提前就拒绝按资本主义的规则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显现于社会中之前就开始了别样的生活，在今天的状况下，他们感到一定程度上自己的防御性措施被证明是对的，他们在被迫改变之前就展开了另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认为自己与那些无力维持危机前的消费模式、水平进而做出改变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有时甚至不愿承认危机之后新的实践真的有所增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处于永久危机之中，问题在于意识到这一点并逃离那种生活为工作、赚钱为消费的陷阱，生活就是生活。他们的自我定位是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在政治上彻底解决危机，而非适应其影响。另类练习者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位置，危机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理解。危机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无形的怪兽，影响了一切他们熟悉的做事方式、思考方式，适应新情况颇为艰难，充满困惑。他们改变了实践方式：减少花销、分享资源，变得愿意尝试团结网络、物物交换和种种别的实践。如今他们陷于经济动荡之中，这些实践更合时宜，但他们不清楚这些实践的意义，不知这些实践通向何种未来。变革者们预见了危机，而练习者们如今才做出反应，边做边学。而且他们跟着媒体把这个新世界叫做“危机”。与这两者不同，适应者们无法接受新状况，他们等待着，忍受最坏、期盼最好。随着危机加重，从适应者转变为节衣缩食的练习者，成了当前最明确的社会变化趋势。

“工作文化”[culture of work]曾是工业社会的核心，这一社会的大部分民众是加泰罗尼亚人口中的成年和老年人，开始出现老龄化（25%的巴塞罗那居民超过46岁）。在我们的座谈会小组中，退休人员坚守工作文化，认为它不仅是必要的经济实践，也是道德原则。而且工作伦理不仅影响老年人，对有意实践另类经济的更年轻的群体也产生影响。他们的特点是，不区分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对他们来说，关键区别在于值得做的工作和被迫做的工作，前者包括创造性的、享受的部分，而后者是无聊的，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他们重视那些符合自己日程安排、补充自己兴趣爱好的工作。他们把工作视为自身选择和自主性的表达，而非无意义的苦役（在采访中，有时他们将其等同于奴役）。大多数变革者似乎都有能力获得技术性的工作或弹性的工作时间。他们是自我程控[self-programmable]工作者。实际上，在与自我程控相同的各种能力的集合里，它尤其需要依靠自我管理的网络，另类文化正基于这些网络。其中的多数人都受过充足的教育，能获得报酬丰厚的工作。然而他们审慎地拒绝了这样的工作，因为那会限制他们的自主和自由时间。 按他们的定义，生活品质高于金钱，他们有充分的安全感来优先考虑生活品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人们通常要面对各种限制，难以调和工作与个人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文化资本使得他们有选择权，因而也希望其他人能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一障碍完全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认为个人态度和优先选择也很重要。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会被指责为精英，感到不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承担了走自主道路的风险，所以并不内疚，认为自己值得拥有这种用安全保障换来的自由。 变革者相信人们应该首先明确真实的经济需求，而非落入不断盘旋上升的消费中，市场的诱导才让新需求层出不穷。他们切断了不必要的开销，所以无需挣很多，把自己解放开来，找到弹性的工作，获得生活本身的时间。他们的话语基于弄清需求、满足最有价值的需求这组关系。他们从个人生活偏好出发，由此组织自己的需求，而非从市场逻辑下的消费者偏好出发。需求决定了他们必须挣多少钱，以及他们赋予自由时间多少价值。通过这个计算，他们选择找份特定的工作或者优化这个自我定义的需求组合。但一些人敏锐地觉察到这里头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他们能以更少的钱而活得更充实，那是因为他们享受着资本主义的补助服务。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实践并非在系统之外，他们活在其中就是个矛盾。再者，他们有时感到自己是社会中有选择权的精英成员，而非大多数。他们安慰自己，说他们只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 工作的核心性话语在练习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歧义。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生活的快乐高于工作。他们的确乐意拿更少的收入做更少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幸福取决于一个人依照自己的日程安排和行为偏好而选择工作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感到在当前经济状况下找工作很难。他们被按揭供款、预算紧张和家庭责任死死拴住。他们尽可能地参与到另类经济中，想象着与他们的个人幸福相应的新生活方式。但在严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他们感到这种计划近乎不可企及的梦。 对于适应者，工作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生活支柱。然而有趣的是，他们也乐意拿更少的钱做更少的工作。然而支配着他们的话语和感知的是为生活中各种事物买单的需求。他们不厌其烦地谈及房租、养车、水电费和一切家庭开销；为此他们还是需要一份尽可能好的收入。所以生活可能变得不同，可能变得更好，但它依旧如故，在他们固化的生活方式里已没有回头路，他们无法摆脱其中的限制。他们顺从社会建构的生活模式，任何对惯例的挑战对他们来说都是扰乱和破坏。 把座谈小组中年轻的成年人（18-24岁）与退休人员的话语做对比，能更好地理解从工作文化到个人满足文化[personal fulfillment culture]的转变。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另类经济实践是最称心的生活方式。但有时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抽象的，因为他们通常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尚未步入职场。他们大多还在学习，所以试图把自己当前的努力投射到未来以获得意义，想象自己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干自己想干的，学有所用。他们也接受工作文化，但有所选择，只接受有意义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所以他们同时表达出对有意义的工作生活的向往和对目标难以实现的沮丧。 这与退休人员形成鲜明对比。对他们来说，工作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工作，或者愿意为了少做工作而减少收入。他们隐隐蔑视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制工作的年轻人。已然饱尝生活苦乐的人和正在筹划生活的人的心理表征对比强烈，从中能充分地看到，工业社会与当前社会的文化差异。

在当前的机构环境中，投身另类经济实践是有一定风险的。个人投入这些实践越深越广，风险也就越大。我们对座谈小组的分析中有一点很明显：承担风险的意愿决定了一个人能否逾越障碍、采纳基于个人偏好而非被劳动力市场强制的生活方式。比如，适应者和练习者害怕一旦脱离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等到退休时就没有拿社会保障金、养老金的权利。然而在那些深度投入另类生活的人们的话语中，对风险的恐惧被一种强大的解药消除了，那就是信任。他们信任身边的人，信任相互支持的网络，所以他们感受不到风险。而且，他们也不会接受风险。这就是他们希望的生活。他们相对年轻，当考虑到未来的问题，如社保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救济，他们是乐观的，认为当他们到了需要救济时，各种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当我们问及他们如何获得必要的帮助时，他们预想社会将改变，相信呈指数增长的团结网络将足以照应不时之需。而且，他们并不指望传统福利国家，而把希望放在自我管理的互助网络中。这一话语其实可以追溯到先于现代福利国家的互助者运动的源头。 而且，在另类生活方式里面临迫近的风险问题时，变革者说，他们感到真正有风险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所揭示的。在他们看来，风险在于失业、低薪、信用波动、基础社会服务缩减——而人们的生活正依赖于这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组织。相反，自主经济实践、低水平消费、让生活意义超越消费领域，这些实践不依赖民众无法掌控的商业循环、金融投机和败坏的公共治安。还有人提到，不断忧心未来实际上辜负了当下的快乐。未来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从一个个有意义的当下动力中建构别样的未来才是明智之举。 与这些热情洋溢的态度不同，其他人在这些实践带来的风险面前进退两难。他们往往被更多的自由时间、自身经验的拓展所吸引。一旦考虑到这些实践的可行性，在他们的谨慎选择和辞职时，社保和退休金就成了决定性的砝码。他们认为多挣钱能带来保障和稳定，即便大家都知道金钱不等于幸福。幸福在另一个宇宙中，更接近另类实践呈现出的生活图景。但那就像是一个将他们拒之门外的伊甸园。 相互支持的网络让另类实践持续发展，网络规模扩大，危机感就减弱。网络越大，团结越紧密，随之建立起的信任也越多，安全感就越大。巨大的网络营造信任，小网络传递出不安，而且生活在与社会的支配性逻辑紧张对立的小世界里让人疲惫。当支持的网络成长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组织方式时，相关的风险感就荡然无存了。网络尺度的影响力解释了这些实践的指数级增长，尤其是消费合作社、交换网络和道德银行。我们都知道，一个网络的价值将随节点数量的增长而呈指数级成长。信任和安全感也将随着某个实践网络中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同时风险感、恐惧感将随之下降。一项实践要变得重大，就必须达到一个关键的数量阈限，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和组织参与其中。 适应者并未感到风险，因为他们压根没想投入另类经济实践。他们对这些实践者态度消极。退休人员认为这种经济实践的形式简直错误，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相抵。另一些人没有表达出非常强烈的批评，他们相信变革者们实际上并没有承担任何风险，这出于两个相反但通常相连的理由：一个是，变革者是精英，他们能为风险买单，因为他们其实受到社会的保障；另一个是，某些人其实没有机会按系统的规则出牌，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损失。然而，对于拒绝投入另类经济实践的人们，风险的恐惧是如此真实；它铺天盖地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去考虑如何应对，以至于视而不见，同时他们憎恨、蔑视那些狂徒，认为那些人是本就生于其斥责的系统的精英和蛀虫。

那些有意投入另类实践的人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他们把自己定义为投入非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出于自己的信念，要为这个腐败的系统寻找替代方案。他们的动机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与出于经济需求而参与类似实践的人很不同。他们通常把“我们”与“人们”对立起来，“我们”对“他们”，“我对其他人”。在他们看来，成为变革者、有意地参与另类实践造就了别样的天地，一个新的社会，它与主流和墨守成规的世界一刀两断。 在小组讨论中，出现鲜明的两极：力行另类文化者和拒绝者。然而这并非截然两分，因为其中有一组说“我不参与，但我认识参与者”，另一个有意参与的小组说“我参与，但我也认识拒绝参与的人”。所以各类实践间似乎是连续的，但在意识上和身份上说，有两个极端。这一身份的建立很大程度依赖于社会环境。接触到同样对社会组织方式持批判态度的人、已经实践另类生活并承担必要风险的人会促成另类身份的建立。比如在一个小组中，有一位女士说自己愿意实践另类经济，但屈服于朋友和家人的压力。然而另一个讨论者说，面对周遭的不解，他改变了自己的朋友网络，寻找与自己观点接近的文化家园。两个案例都显示出社会环境会以某种有力的方式塑造实践。 一个有趣的讨论涉及“另类”一词的使用。一些投入这类实践的人乐于使用它，从而与惯常的社会划清界限。但另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实践视为一场运动，对运用策略扩大运动更为敏感。他们不设置术语障碍，以此吸引更多同意另类实践的内容而又拒绝给自己贴上特殊、隔离标签的人群。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愿意申明自己的身份或仅仅参与到实践中取决于是否有一种有利的环境来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资本，这些因素有助于个人公开地与主导社会规范决裂。另一方面，练习者常常只同意变革者所作所为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不愿看到整个社会都围绕另类价值来组织。他们把这种企图视为“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所以不值得追求。然而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的改变是可能的；他们已经准备好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不会去改变世界。他们试图设立一个实践的圈层，也就是熟人圈。在这个圈内他们看到了社会改变的可能。理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人们的互信建立在直接的了解和互动上，由此新的社会规范才能有机地生长出来。在更大的群组中信任是难以建立的，那里都是陌生人，信任陌生人太难了。 总结起来，信任对于参与另类经济实践至关重要。社会支持建立信任，与共享类似实践的人群所组成的网络有私人接触也能建立信任。私下接触获得的知识让实验不再那么可怕：如果大家一同实验，那么个人犯错也能被原谅。然而如果网络不达到一定的规模，私人接触就会很难发生。认识某个人，他/她又认识熟悉类似另类实践的人，这种链条能提供安全感和学习经验的机会。分享越多，共担实践的机会就越大。

座谈会的讨论突显出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另类经济实践的广度、强度都未察觉。有一个共识是，越多人意识到有这么多人投入到另类经济文化中，这种实践就扩散得越广。所以问题在于如何传播这一信息。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角度。一方面，有人认为建立另类文化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内部沟通，所以错失了协同与合作的机会。一方面，某些变革者相信，有机的过程会让人们自发地发现别人做了什么，从而连接起诸多努力，外在于这个过程的导向组织是不必要的。这个角度的优点是，人们只会联合他们感到对自身经验有益的、可取的事物。关于新兴的经济实践的组织动力学有一场讨论：是通过精心安排的议程来建立有组织化的努力，还是让网络经历更缓慢的过程自己成长配置，靠这个过程来融合各种实践的价值，最终巩固它们的连接。变革者，尤其是那些有意投入另类实践已经有些时日的人，把这些实践看做一个过程。这些实践的发展会随着时间逐渐增强含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一过程产生了实践。在另类文化实践里活出新文化形式，新文化形式又嵌入新经济实践中。这个实验过程的目标是开放的，分享学习的过程引发了新的生活形式，这并非起先有意为之的，相反是最终发现的。人们并不会奔向一个编排好的目标。他们在边做边学的过程里发现自己的目标，也发现了自身。

也许我们的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几乎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97%的调查对象）自2008年，也就是当前的经济危机爆发那年起，都投入到某种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fn>在这里我们用“另类”一词作为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缩写。</fn>。尽管这些实践之一的道德银行会涉及用钱购买货物或服务，有时寻求盈利，但在这里考虑的绝大多数实践都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它们的目标不是盈利，而是追求个人意义。事实上，这些实践中的大部分都完全不涉及金钱支付或交易。这部分的研究聚焦于2008-2011年，意在观察危机冲击后人们的实践和态度。 我们的调查显示，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并非少数人参与的边缘运动。表二显示出调查对象参与每种行为的百分比，从中可见，参与百分比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到了广泛的经济行为，从都市园艺到托儿合作社，它们都是不涉及金钱交易的。从这些实践的广度、深度以及参与者的类型，我们能证明这些实践的牢固程度令人惊讶。

表二：巴塞罗那人口代表性样本数据，2008-2011年 表二描绘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总人口中参与到每项实践的人数百分比。<fn>我们特别分析了从2008年起参与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人，意在聚焦经济危机后的时段。这一组调查对象是有代表性的，占收调查总人数的88%。</fn>我们把26项实践分为三组——自给自足、利他、交换与合作。自给自足实践包括人们为自身工作而非到市场上购买货物或服务。比如有近二成的调查对象种植蔬菜自用，对于高密度的都市区域来说这是很大的比例。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自己修缮房屋，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自己修理家用设备；自制或修补衣物的人也超过三分之一。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的人数（21.5%）和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件的人数（16.1%）相对较少，但也很重要。根据文献和我们自己的定性观察，这些人可能是为了节约，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钱去购买这些东西，或者他们享受这种实践本身。 第二类行为我们称为利他实践，是为他人服务而不获取金钱补偿的行为，而这些服务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21%的调查对象为他人修缮房屋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1%的人帮助修理别人的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6%的人照顾儿童、老人或病患，照顾对象并非家庭成员，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为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 第三组行为称作交换与合作，包括以物物交换一类的方式交换货物或服务，不使用金钱媒介。近65%的调查对象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近22%的人交换衣物、家用电器或其他货品而不使用金钱媒介。24%的人参与教学交换、17%的人参与服务交换而无金钱支付。超过17%的人与非家庭成员共享一辆汽车，34%的人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或家用设备。 惊人的是，有97%的调查对象至少参与了一项实践。83%的人参与了三项或以上。调查对象平均参与六项实践，这么高的数值充分显示非资本主义行为已融入巴塞罗那人的日常。最近一些支持这类行为的技术工具出现了，较年轻的民众是第一批用户，这反应出他们不断增长的诉求。 800个调查对象中只有22人在2008年后未参与任何这类实践。而这个小群体中有77%的人超过64岁；他们中很多人有高龄健康问题，这是导致他们未参与的原因。 除了向人们询问具体的实践情况，我们还问了经济危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有62%的调查对象指出，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超过半数的人说危机对他们的支出和收入有损，并使他们对自己以及家人的未来担忧。近三分之一的人指出，就业受到负面影响。从抑郁、焦虑到药物滥用，压力导致的疾病的发病率随危机爆发而增长，很多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金融危机。早在2008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就曾发出警告，称健康问题和自杀可能增多，因为人们要被迫应付贫穷与失业。（路透社［Reuters]，2008）超过29%的调查对象告诉我们，危机导致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 我们也从调查对象那里广泛收集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转变的数据。这部分调查显示出，相当数量的人不再对资本主义系统抱有幻想。半数以上的人对“你认为资本主义如何”的回答是“差”或“非常差”，只有2.5%的人回答“很好”。除了消极态度外，大多数调查对象（77.4%）相信社会可以变得更好，67.8%的人认为自己能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近60%的人认为，有可能的话自己愿意更少地工作赚更少的钱。这一发现，加上绝大多数人对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参与，表现出人们对资本主义系统的不满，以及寻找其他方式组织自己的工作生活、更好地把控自己时间的愿望。那些告诉我们自己愿意更少地工作的人指出，他们希望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相处，在新获得的可用时间里追求其他乐在其中的事物。

专门调查社会人口组别可以发现，有些组别参与这类实践的项目数量相对高，有些相对低。在这里我们深度挖掘这些组别，试图更加具体地了解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可能性会有高低。表三反映了我们所分析的组别参与各项实践的数目的平均值、每组数目的差异以及总人口的平均数（6.29项）。特定组别间势必有所重叠，比如年轻人和学生，他们处于光谱的上端，比如老年人和退休人员，他们处于下端。

表三：从社会人口各范畴上比较实践强度（注：***统计显著性水平：0.00；**统计显著性水平：0.01） 国外出生者参与实践项目的平均值为7，相对较高。这个组别中有很多人几乎参与了所有自给自足实践：40.6%的人修补或自制衣物，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修理自己的汽车、摩托、自行车，或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参与了交换网络，与表二的平均百分比对比尤为明显：1.照顾为非家庭成员的病患、老人和小孩不收取金钱报酬（32%比16%）；2.给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48%比34%）；3.照顾别家小孩换取对自家小孩的照顾（6%比5%）。国外出生者集中参与交换网络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倾向于聚集居住、互帮互助。有趣的是，接受采访的国外出生者过得都相对稳定。他们中半数以上在巴塞罗那生活超过10年，另外有四分之一在巴塞罗那生活了5-10年。<fn>我们并未询问他们何时移民到西班牙，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更长时间。</fn>68%的人年龄在25-49岁之间，37%的人称自己是雇员。国外出生者的收入属于中低水平，35%的人收入为1000-2000欧元/月，另外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为2000-3000欧元/月。还有五分之一收入低于1000欧元/月，这部分人数与该组调查对象所说的19%的失业率相符，也接近巴塞罗那的总失业率。我们把对国外出生者的实践的分析与我们的移民座谈小组的结果联系起来，结论是移民比当地居民更愿意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当然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从相对传统的文化移民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中：这就显示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非资本主义实践并不足以带来舒适的生活，但他们可能出于人际关系而乐于参与这类实践。 学生也是另类经济实践中的活跃组别。与国外出生者相似，他们的行为也集中在自给自足和交换导向的类型。超过三分之一（34%比样本平均值16%）的人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品，31%的人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这个组别较少参与居家的自给自足实践，如种植蔬菜或修缮自己的房屋，因为他们是我们调查的各年龄段中最无拘无束的组别。从交换导向的行为上看，近90%的人（平均数为65%）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58%的人（平均数为34%）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或家用设备。学生有学生的优势，很容易接触到其他学生的网络，在既有系统里与同辈交流，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大量参与交换导向的实践。 从就业情况来看，中层经理非常积极。构成这个组别的大多数是男性（64%），年龄大多在35-49岁之间（43%）。46%的人单身，同样46%已婚。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获本科文凭（71.4%）。86%的人修缮或粉刷过自己的房子，100%（平均数为65%）的人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64%的人（平均数为34%）给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64%的人（平均数为40%）曾从互联网上合法下载软件。43%的人（总平均数为16%）曾无偿照料小孩、病患或老人。 男性比女性参加了更多实践——7.1项比5.6项，但这可能是由于人口中的老龄组别里女性比例更高，而老龄组别很少参与另类实践。我们从男性、女性所参与的行为类型里看出很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也许并不奇怪，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家庭中和其他行为中依旧存在。比如55%的女性自制或修补衣物，而男性只有20%。近一半的男性调查对象修理自家的家用设备，而只有22%的女性这么做。男性更可能参与科技相关的行为，54%的男性（对27%的女性）从互联网上下载软件，34%的男性（对16.5%）使用过自由软件。 未婚夫妇在另类实践中特别积极，也许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家庭通常都是文化独立的。新来的巴塞罗那居民（居住时间少于5年）也非常积极。这符合人来到新环境中会有的一种创业精神和自治的模式，这是人所共知的。 失业者参与项目数高于平均值，达7.6项。他们的行为集中在自给自足类型的实践中，这也不奇怪。30%的人（样本总体是19%）种植蔬菜自用。近半数的人（对35%）修理自己的家用设备，近70%（对56%）的人修缮自己的房子。这是好理解的，因为这个群体在失业后有了更多时间，也只有更少的钱。

我们的调查分析显示，受到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人比那些自称未受影响的人有更大可能性参与更多的实践项目（6.52项比6.29项）。<fn>我们计算了每个调查对象参与实践项目的数量。把这个数字当作他们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程度的指标时，我们是很谨慎的，因为我们并未询问他们每天或每周实际上花了多少时间从事这些实践。</fn> 在受到负面影响的组别里，就业状况遭受冲击的一些人参与实践项目数最多，平均数达到7.4项。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经济危机爆发使得另类经济实践的强度和广度有所增加。 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之间也存在着有趣的关联（见表四）。总体上说，那些不再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并希望看到变化的人，参与实践项目数也较高。认为资本主义“很坏”的人平均参与了7.6项。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损害的人，平均参与了8.9项，乐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平均参与了近7项。我们还看到，那些相信自己能为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人，参与数也较高，达7.1项。

表四：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 有趣的是，那些愿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基本分布在社会经济光谱的中低部分；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收入少于2000欧元/月。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较少地工作挣较少钱（56.3%比46.4％），这是好理解的，因为持家和照料行为往往由女性承担。持这种态度的组别的年龄分布相对平均；占比最大的次组别是35-49岁（27%），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达到稳定，而且需要对一家老小负责。半数以上的人已婚，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配偶也能对家庭收入有所贡献，那么少挣一点对他们来说可能较易接受；然而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单身或独居。 最年轻的组别（18-24岁）并未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强烈的负面态度或认为自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认为自己能对世界造成积极影响的人群大多分布在25-49岁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好。我们的猜测是，由于大多数18-24岁的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尚未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的残酷。 我们希望了解怎样的调查对象对资本主义会有消极或积极态度。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把针对“你认为资本主义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好”、“非常好”、“坏”、“非常坏”拆解开来。在性别、教育程度、年龄上，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差别无法体现，直到我们考虑了收入情况。对资本主义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中，有45%的人收入低于2000欧元/月。其中的大部分年龄超过64岁（26%）。 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两个关键发现。第一，人们所参与的非资本主义实践项目的集合是广泛的，从降低生活开销，到连接当地或较远地区的社群，到帮助他人，到自给自足。第二，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它的圈套非常不满。而且祛除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与参与更多实践项目（高于参与项目数平均值）之间的关联显示出，对主导的经济配置不满的人们，正在退出这个系统，尽管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寻找另类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时间。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他们是乐观的，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相信自己能成为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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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9日，上千名“愤怒者”聚集在太阳广场。 (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PEDRO ARMESTRE/AFP/Getty Images)[/caption] 2011年5月15日，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其他城市的互联网上，人们号召走上街头，主张“现在就要真正的民主”，而这就发生在市政选举前几天。这个倡议由一组行动者发起，他们要对执政者在错误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出的无能和不诚实提出抗议。在没有任何组织或领导者的情况下，几万人响应号召。马德里的游行结束后，有近30位游行者在城市主广场太阳广场[Plaza del Sol]宿营，讨论如何扭转不负责任的政客们造成的破坏性的失控局面。第二天晚上，一组人决定在巴塞罗那的主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做同样的讨论。他们用推特联系好友，邀请他们加入。几百人赶来了，他们继续发推特，三天后广场上出现了几千个帐篷，马德里市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市镇还有几千帐篷。他们称自己是“愤怒者”[The Indignants]，因为他们的抗议源于对大规模失业、流离失所、劣质教育、公共服务削减，以及他们体验到的各种不义的愤慨。他们将愤怒倾泻到银行家、政客、政治机构和政府头上。他们认为，并非真的有什么危机，所谓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败坏，它无法给人提供体面的生活，而虚假的民主机构则没有能力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扎营数周，在多场会议和委员会里讨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正式的领导权、意识形态或恒久的组织。只有在集会中靠数小时相互尊重的讨论与公开的投票才能做出决议。近一个月后，各地的集会决定离开帐篷，转而在邻里间和全国各城镇组织集会，进一步抗议示威，反对政治机构，动员起来反对欧盟[European Union]强加的财政紧缩，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来避免整个国家破产和欧元下跌。据著名的日报《国家报》[El Paı ́s]的调查，84%西班牙人对“愤怒者”表示同情。政客与市民之间分歧空前、鸿沟相隔，西班牙国会开始讨论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方案，以求政治改革，但“愤怒者”对任何政治开放都深表怀疑。 从我们的分析角度看，众多我们在本章提及的参与了另类经济实践的调查对象现身于“愤怒者”运动中。对于他们，远离常规、远离资本主义机构和抗议政治领导者对他们的侮辱，在逻辑上是连续的，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人导致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和欧洲的大部分的人民陷入劳动力市场危机和社会服务危机的绝境中，同时银行的利润却创出新高。而且，我们所发现的在有意投身另类经济实践的少数人与参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巴塞罗那广大民众之间的共鸣，也体现在公众意见中的大多数（2011年7月19日和2011年10月15日，几万人游行示威）对广场上推动另类民主计划的扎营者的支持中，两者仿佛一对镜像。而且，这些抗议都是自发的，没有正式的领导者，没有任何工会或政党参与其中。同时，抗议源于对经济危机及其社会代价的反应，但抗议者的诉求不仅限于通常的经济要求，相反，他们提出了基于各种另类实践的新经济计划，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在研究中观察到的。然而从运动的角度来说，这些计划想要成功，就必须发展新政治。它是必要的杠杆，让边缘的社会力量成为生活的新社会组织方式。所以，当大多数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返回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的美好时光其实非常可疑时，那些出于对资本主义先知先觉的批判而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兴起的另类经济文化实践便上升为公共讨论的前线。舞台上顽固不化的、干瘪的金融资本主义和不断深化、广泛传播的另类经济正面冲突，后者曾是敢为人先的少数派的生活。而这场直接的政治冲突会决定危机之后数年间我们将生活其中的世界。

我们的研究设计由4项不同的操作组成：

1.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对关键人物的访谈，标定和分析另类经济实践。

2.基于研究中的访谈制作一部关于另类经济实践的纪录片。

3.组织八组座谈会，讨论另类经济实践中的价值和问题。影片用于激发讨论。

4.基于定性研究制定调查问卷，调查巴塞罗那人口的代表性样本（800个调查对象）。

在此我们总结了每项研究操作的特点：

2009年10至2010年5月，我们采访了七十位另类经济实践的参与者。采访时做了影像记录和文字记录。为了挑选受访者，2009年我们首先在几个另类经济实践的组织和网络中做了参与式观察。我们建立了实践的类型学，范畴如下：生产、消费、交换、社会货币、道德银行、住房、教育、沟通、信息技术和艺术。在每个范畴下，我们挑选了特定的网络和组织，并采访了参与其中的个人。我们依据参与者本人的建议来标定最重要的实践和最重要的受访者。对那些范围最广的实践（消费合作社、交换网络、都市果园和生态农业生产者）我们选取了几个案例进行分析，有三个标准：对比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的实践；实践牵连的网络的大小；对比都市和农村。 大多时候，集体本身来决定谁应该接受采访，有两个标准：应该同时有男性和女性；有三年以上经验的人和三年以下经验的人应该同时存在。 所有采访都在实践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同时，我们会观察并拍摄会议场地，可能的话还会拍摄实践本身。采访时间从40分钟到2小时不等。57%的采访在巴塞罗那进行，其中有97%在巴塞罗那的都会区进行（包括巴塞罗那市），其中3%的采访在农村进行。3%的采访在塔拉戈纳的农村进行。 55%的受访者是男性；45%是女性。年龄分布如下：

我们设置了八组座谈会。每组的流程相同。会议前大家观看纪录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II 》[Homage to Catalonia II]（一小时）。会议开始后，他们参与讨论，由研究团队依据事先准备的主题大纲来主持协调。讨论时做了录音和文字记录。座谈会的设计所依照的标准有，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强弱程度，以及社会人口组成。因为我们试图理解不同组别的文化态度，比如年轻人、退休工人、负担家庭的女性、移民。以下是我们所研究的组别：

1.高度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

2.较少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

3.高参与度与低参与度混合组；

4.高度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母亲；

5.失业人员；

6.18-24岁的年轻人；

7.工人阶级退休人员；

8.移民。

除了特定年龄、性别的小组，每组中都包含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人。移民组包括来自摩洛哥、罗马尼亚、乌拉圭、古巴和萨尔瓦多的移民。每组的参与人数在7到12人之间，只有较少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这组是5人。座谈会在2010年11月到2011年5月间进行，通常安排在大学的教室中，失业人员、退休工人和移民组的会谈在他们各自所属协会的所在地进行。

我们用包含四十三个问题的问卷对巴塞罗那人口在统计上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调查。在2011年2月9日到10日间，我们做了800个电话采访。问题集中在二十六项另类经济实践清单、对资本主义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以及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问题清单由我们的研究团队制定。样本设计、采访测试和采访由技术团队“置评机构”[Instituto Opina]实现，它是一个在西班牙领先的私人调查研究组织<fn>详见：www.opina.es</fn>。样本设计、访谈以及问卷的技术细节可通过申请获得<fn>详见：accardenas@uoc.edu</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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