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人类世：跨学科的爱恨情仇

作者：吳易叡／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 作者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原文链接：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

如果讀者們追學術研討會、期刊專號和大型講座，像追韓劇一樣認真，不難發現過去兩三年來這些場合最熱門的關鍵字，絕對少不了「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 輸入Google Trend，圖表一目了然地顯示了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針對人類世的討論開始穩定增長，一直到2016年數量到達顛峰，之後才開始微微下滑。這個詞彙在千禧年於舉辦的會議上，由荷蘭大氣化學家Paul Crutzen提出，到今天也算是「成年」了。1995年，Crutzen和其他兩位同事因為發現了一氧化氮對臭氧層的破壞力而獲頒諾貝爾獎。他萬萬沒想到若干年後，一個近乎意氣用事的表達，讓他從此變成世人所認識的Mr. 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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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荷蘭大氣化學家、「人類世」先生 Paul Crutzen（圖片來源：Max Planck Institute網站）[/caption]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圖2    在Google Trend輸入anthropocene的結果[/caption]

Paul Crutzen在墨西哥的會議上提出人類世概念時，其實有些支吾其詞。他說：「現在開始停用全新世(Holocene)吧，我們身處的是…是…人類世！」他想強調的當然是人對環境造成的巨大威脅，但這個詞彙卻惹毛了地質學者。這個由anthropo(人類)和地質學全新世(Cenozoic)年代單位組成的新觀念，某種程度上在地質學者的太歲頭上動土，藐視了地質科學的專業。在地質學中，年代的劃分必須要有清楚的岩石證據，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觀察到沉積物的地層。地質學家習慣用鐵路工程結束時所用的黃金釘(golden spikes)來比喻特定岩層序列裡的特定時間點。可惜人類世從概念的提出到現在，科學上仍然找不到強而有力的遺物。在人類還活蹦亂跳的時候，就宣稱自己的活動未來能夠在石頭裡留下紀錄，的確有些大膽海口。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圖3    「現在開始停用全新世(Holocene)吧，我們身處的是…是…人類世！」（圖片來源: Ray Troll/Troll Art）[/caption] 不過就算地質學者氣急敗壞，卻無法阻止人類世這個概念深入其他學界。爭議字眼的普及使用，和學界大舉討論氣候變遷、第六波物種滅絕等等議題脫離不了干係。影響波及了環境科學、人類學、歷史學，公共衛生、STS甚至文學界。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也是「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計畫的主持人Dipesh Chakrabarty就認為，人類世觀念的提出改變了許多人文學科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轉向為以地球為中心的分析和書寫。<fn>Chakrabarty, D. (2018). Anthropocene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51(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hith.12044</fn>在這新的時間框架中，許多有關人類處境的討論不再限於自然災害，而是人開始扮演上帝之後帶給環境和生態的種種汙染浩劫。2017年《柳葉刀星球衛生(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的創刊號裡，雪梨大學星球衛生教授Anthony Capon便不假思索用了人類世這個字，描述了英國快速工業化和都市化對於城市居住者的健康影響。<fn>Capon, A. (2017). Harnessing urbanization for human wellbeing and planetary health.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1(1):e6-e7</fn>除此之外，也因為人不再位居書寫中心，於是開始與其他非人物種平起平坐。2015年，挪威的Stavanger大學便舉辦了人類世裡的動物研討會。世界一夕之間變得活潑多元、眾聲喧嘩。

生米煮成熟飯，人類世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遍地開花，沒想到地質學者也煞有其事地開始挖掘證據。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乎英國Leicester大學，由地質學者Jan Zalasiewicz領軍的人類世工作小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簡稱AWG)。他們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展開調查，宣稱在地表已經發現了許多非自然力量所的礦物；此外，包含人造地礦物性同位素、塑膠、飛煙、鋁製品、殺蟲劑和水泥，都具備了成為地層沉積，進而改變地球的條件。 近年來，人類世的定年則成了跨領域的課題。困擾大家最大的一道問題就是：人類世從到底要從何時起算？這些定年方式都離不開觀念剛開始提出時，學者們的共識：人開始擁有力量改變自然。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力量可以大到改變地形地貌甚至留下岩石裡的證據，就莫衷一是了。有人認為十七世紀或許是人類世出現的起點：1610年大氣中突然減少的二氧化碳，和新舊大陸之間人類接觸，開始進行經濟交換的時間點不謀而合。Paul Crutzen自己則傾向把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濫觴視為起算點。今年年初AWG甚至提出，1952至1955年間的核子試爆和原油燃燒，帶來了另外一個地質改變的明顯訊號。但也有人類學質者認為，地質學者執著於在某一個地點標誌黃金釘的方式其實沒什麼意義。<fn>Bauer, AM & Bhan, M. (2018). Climate Without Nature: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thropoce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n> 今年六月，倫敦大學的Mark Maslin和Simon Lewis高調出版了《人的星球：我們如何製造了人類世》。<fn>Lewis, S. & Maslin, M. (2018). The Human Planet: How We Created the Anthropocene. Penguin.</fn>在《自然》雜誌、BBC、衛報等各大媒體都同時間出現了他們的書評，足見兩位地理學者爭奪人類世話語權的處心積慮。他們有備而來，對人類世一開始以來的爭議與發展瞭若指掌。但當然他們也做足了反省：如果把十七世紀初畫為起點，那也許會把環境變遷正常化，因而減輕了現代人的責任感；但如果把起始時間劃定在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那或許又會過度苛責某些國家。他們的反思直指著一件事：作為「類」地質年代的人類世，其實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學科實踐。

我們或許又會問：人類世對歷史學又有什麼影響？早從1970年代開始，歷史學者便因應風起雲湧的環境運動，開始討論人類活動如何與自然生態交織，開啟了環境史領域。剛剛過世的Alfred Crosby在1986年出版的《生態帝國主義》書中便大刀闊斧地梳理了一整個禧年之間，物種和疾病如何隨著歐洲殖民者傳播至新大陸，造成當地人類及物種地死亡甚至滅絕，因而成就了帝國的膨脹。<fn>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n>但Crosby以降的學者，包含Edmund Burke、Kenneth Pomeranz，或許是礙於傳統歷史學可用的論述架構，很少人會脫離這種以帝國為分析中心、人做為征服者的環境史寫法。<fn>Burke, E & Pomeranz, K (2009).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n>一直到最近才出現更新穎的論點，比如John McNeil就認為：環境史的書寫必須脫離達爾文以降的地理決定論，取消人類活動的邊界。他以生態經濟的角度寫非歐洲中心的環境史，內容觸及環境治理政策、文化和知識活動，分析自然和人文的力量如何消長，儼然就和「人類世」的視角不謀而合。<fn>McNeil, J et al. (2010)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If Nature Exis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fn>不出幾年，他便提出了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的概念不假辭色地呼應人類世，分析二戰之後全球能源耗損和人口增長如何造成環境的崩壞。<fn>McNeil JR & Engelke P (2016).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fn> 不過，人類世觀點本身也極度矛盾。好比那位演講經常兜圈子，最近才去過台灣巡迴兼迂迴的Bruno Latour在他剛出版的新書《面對蓋亞(Facing Gaia)》第四章，便仔細羅列了人類世的種種問題。<fn>Latour, B (2017).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Books。Latour在台灣的巡迴演講請見洪廣冀(2017) 筆記：拉圖說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泛科學http://pansci.asia/archives/120066</fn>除了證據的艱難，他舉例子說明了這道觀念在認識論上的衝突：2015年《自然》雜誌第519期、7542號的專刊介紹了人類世。雖然期刊定義了這個新的紀元為「人類的紀元(The Human Epoch)」，封面的插圖和專刊內容裡面討論的卻是人類的消失、甚至滅絕。雖然這本書出版之前，他的系列演講都標榜著人類世，但他自己對這個詞彙的使用其實相當小心。新書出版時，副標題用了一個詞彙：新氣候政體(New Climatic Regime)。Latour認為更能夠精準地表達他所要描述的整個人、非人與自然互相影響和牽動的系統。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320"]

圖4    2015年《自然》雜誌第519期、7542號專刊 The Human Epoch[/caption] 人類世作為一個當代批判理論所捎給我們的訊息，似乎都是悲觀的。但人真的從此成為輸家了嗎？這則廿一世紀的醒世恆言似乎無法完美解釋人作為面對環境的施為者，同時具有正反意義的能動性。好比海洋學者Jeremy Jackson一路從愛荷華州驅車南下做田野調查，揭發了玉米燃料工業如何摧毀美洲大陸和海洋的環境生態。但他也不忘提醒我們：新型農業的誕生對於扭轉悲劇的其實仍然充滿希望。<fn>Jackson, J & Chapple, S (2018). Breakpoint: Reckoning with America’s Environmental Crisis.Yale University Press</fn>我和前同事Lisa Onaga，也剛剛在新一期的Positions: Asia Critique中，針對一系列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的有害物質暴露危機，提出跨領域的專家和受害者如何在證據闕如的狀況下，於特定的時空條件(我們稱之為現場，genba)中，造就情境行動，重建現場的歷史案例。<fn>Onaga, Lisa & Wu, HYJ (May 2018). Articulating genba: The particularities of exposure and its study in Asia.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6:2 https://read.dukeupress.edu/positions/article/26/2/197/134779/Articulating-GenbaParticularities-of-Exposure-and </fn>這些研究都不一定要宥限於人類世的框架。

如同Charkrabarty所言：人類世出現以來就具備兩個身分，一個是科學的，另外的是道德政治的。在科學上，包含了量度的爭議和證據的問題；道德政治上，便是環境倫理的提醒。人類世就算擁有多重身分，卻依然有學者覺得不足以回應變動劇烈的世界，而出現更多新語(neologism)，比如Donna Haraway提出的人類世親屬：Capitalocene、Plantationocene、Chthulucene。<fn>Haraway, D (2015).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159-165</fn>其實若把人類世放在科學史之中，似乎就不難理解它多重的社會身分。地質學者出身的科學史學家Naomi Oreskes最近就以水力學、氣候變遷和地震學為例，說明在這個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交纏現象之中，人類活動已然成為地質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地質學的學科性(disciplinarity)也逐漸消解。<fn>Oreskes, N (2015). How Earth Science Has Become a Social Scienc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40(2):246-270.</fn> 進一步追問地質學的歷史，我們甚會發現這個學科的型塑和它的應用功能息息相關，幾乎無法宣稱它是一門「自然科學」。以精神醫學史聞名於世的Roy Porter，第一本著作其實是改寫自博士論文的英國地質學史。<fn>Porter, Roy (1977). The Making of Geology: Earth Science in Britain. 1660-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n>他強調地質學是現代歐洲文明「選擇」去探索地球的方式。這個主觀意味濃厚的選擇，大量仰賴了社會和機構的基礎。在十九世紀初，連地層這個當前地質學家擁抱的概念，在當時都受到相當大的質疑。新興科學除了依賴十七、十八世紀科學家所打下的觀念和物質基礎之外，其實有更複雜的組成，交纏了不同領域的愛好者、科學事實、各種想法，企圖心和控制慾。而讓它真正成為「科學」，則是「田野觀察」方法的產生。而方法學的背後，則是大英帝國在文明擴張時期對礦物和地下資源的覬覦。照Porter的說法，地質學的研究方法，必然會隨著變動的社會基礎而改變。這似乎也說明了當前地質學家不再墨守地層記號為「黃金釘」唯一證據的堅持。 要能充分理解人類世，系統性是回顧是必要的。今年上半年，至少有兩個作品展現了這樣的企圖心，包含歷史學者Chakrabarty寫的Anthropocene Time和AWG成員Erle C. Ellis寫的牛津大學出版社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fn>見註解1以及Ellis, E.C. (2018). Anthropoce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fn>但或許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更長鏡頭的分析，一部人類世的史學史，能夠完整鋪陳這段不到二十年的歷史，誰是主力玩家？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帶來什麼作用？限制又在哪裡？<fn>作者感謝與地質學者吳頌安的多次對話，並從而體認回顧工作的迫切性。</fn>往後十年，我們必然會看到這個概念在更多人手上演化、共同詮釋，甚至激起意外的波瀾。如此，面對不斷變動的環境，我們也才能具備更有力的理論工具來告訴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