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Matthieu Lietaert（ML） 受访者 Trebor Scholz（TS） 原文链接 翻译 卢睿洋
最近我有幸采访Trebor Scholz，他是新学院大学文化与媒体专业的副教授，也是新书《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2016年polity出版）的作者。他最近在欧洲游走讲述平台合作主义。
如他所说，平台合作主义是“借助在线劳动力市场参与点对点的（peer-to-peer）合作社式的运动，同时坚持所有权共享和民主管理的方式。”我与他讨论了这场新兴的运动的起因和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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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bor Scholz PHOTOGRAPH BY MICHAEL NAGLE[/caption]
ML：纽约第一个平台合作社的事件已过去一年半，后效如何？
TS：新学院大学事件并非纽约第一个平台合作主义事件，但我从一开始就发现某种非同寻常的参与度。工人、工会、劳工权益人士、合作组织、法学学者、设计师和公民技术员都卷入其中——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在现有系统里看不到清晰的未来，对这种更加现实但略为不同的道路热情满满，以求更好地抓住自己的人生机遇；面对自己的未来的更为整体的画面时，这个问题产生了：我们希望如何生活？
面对数码封建主义——换言之，一种风险社会化而利润私有化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日常，人们越发为一个工资与劳动脱钩的世界，一个由拿普及基本收入的平民百姓维系的全球公共领域做好准备。对Paul Mason的著作《后资本主义：一部未来指南（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的共鸣充分表明人们对改变的欲望。点对点运动对此有着绝对重要的贡献，例如杰出的共用对等（commons-peer）产物FLOSS和Wikipedia，但就促成转变来说，还缺乏充分有效的提议。
短期来看，这一运动尚未实际、直接地满美国劳动力中临时工部分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生存需求。他们包括独立合同工、零时工和自由职业者。2010-13年间，已有超过一千万人靠在线平台获取收入。他们没有国家支持、社会福利或劳动权利保障，他们被忽略了。这显然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也很严重，Airbnb和Uber在那里已经开始掌控短租和运输市场，尽管那些国家有丰富的合作主义传统。
有些部门似乎特别合适尝试在线平台集体所有的模式。比如在家庭健康管理方面，这种围绕技术的社会组织模式就能取得更大规模的效果。在《重新发明组织（Reinventing Organizations）》里，Frederic Laloux就描述了在荷兰的一个在这种类型的成功案例。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合作所有的在线平台能让难民自救。重点是，这些平台在第一天起就需要在难民协助下来设计。在布鲁塞尔，我遇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他们很明显对这种想法抱有希望。
有必要研究现有合作组织的需求。然而平台合作社的想法也许只适合于合作所有书店、照片库网站或者清洁合作社，它对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并不奏效。
ML：市民们是如何接受这一观念的？
TS：平台合作主义的事件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柏林、巴塞罗那、巴伦西亚、伦敦、奥克兰、阿姆斯特丹、温哥华、墨尔本和波洛尼亚。巴塞罗那市议会刚刚同意把平台合作社当做他们当地发展创新计划的一部分。在柏林，由Ouishare的联络人Thomas Doennebrink和创新资源中心超市（creative resource center Supermarkt）的创办者Ela Kagel召集下，一个平台合作社已经开始定期集会。
为了让这些积极势头走得更远、有所建树，我于2016年11月11-13日再次在新学院召集了“平台合作主义：建立合作的网络”大会。共享市政厅（Shareable and Civic Hall）已经确定为这次活动的合作伙伴。
ML：那些无法来纽约参加的人怎么办？
TS：我们应该会有直播。
ML：下一步计划是？
TS：考虑到比如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夥伴）对合作实践的威胁以及欧盟委员会最近出台的针对“合作经济”的方针，这次活动的一个愿景就是让各个“造反城市（多谢哈维）”的政策制定者，比如柏林的、巴黎的、巴塞罗那的，来商讨和全球性地协作，制定规章回应“共享经济”，特别是来促进依靠数码合作组织的社会创新和实验。我们的目标是让平台合作社与支持共有（ pro-commons）的运动以及团结经济更加广泛地连接起来。
我和Nathan Schneider都认为去年11月的活动是合作社、去中心化网络的出柜晚会，而今年秋天的聚会将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平台合作主义能如何贡献公共，而且要考虑法律方面——比如区块链技术——平台设计、资金、社会组织、管理——比如拱廊城市（Arcade City）这种去中心化自动组织——生态可持续性、数据透明度，以及更加深入地理解它超越以金钱衡量的岁入的社会影响力，理解协会、学院、信用社和自治区的角色。我们应该创立孵化器和加速器来提升这一工作，尤其是要靠现有的适于这种劳动组织模式的合作社的力量。为了把握这些主动权，我们需要创造性地、非常规地使用公共图书馆和美术馆。
Nathan Schneider创立了网站internet of ownership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联络簿，可以查看、跟随新兴的项目。Nathan已经广泛提倡了这种模式。
而且我们平台合作主义未来的工作要更加清晰地注意到跨代际和男女平等方面的批判，Mayo Fuster Morell已经恰当地指出了。对合作社未来工作的讨论也必须考虑社会再生产。
ML：你有考虑就这些内容出版什么？
TS：2014年我写过“平台合作主义vs共享经济”，去年秋天我出版了一个更详细的介绍文章，现在已经翻译成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语、法语、中文和葡萄牙文的翻译正在跟进。今年秋天我的新书《工作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会由plity出版。
与Nathan Schneider一起，我编辑了一本名为《 Ours to Hack and to Own》，我访问了很多设计师、工人和其他去年秋天活动的参与者，让大家回答他们会与想要发起平台合作社的人说些什么。这本书今年秋天也能看到。
ML：你去年谈过要建立一个基地？
TS：不全是这样；我们的确在搭建一个平台合作社联盟，来帮助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实践者们相互连接，连接那些可以帮助他们转变认识、注入真正价值的组织，这也是一个对真实的人们更加公平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