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贵州田野报告
对我来说，能去探索当代那令人着迷、激动又充满活力的前沿，看着那条长长战线上繁华各异的舞台，聚光灯下的主角创造着自己的史诗，是何其有幸之事。这次贵州的田野报告，乃是我们回馈场景中主角们赠允我们的礼物：所有的人都在故乡飘泊，借由聆听交谈，无论有形无形的距离，都回到了家。
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网络社会研究所向来关注技术、文化与社会的互相结构关系，探索实践可欲之地的理论；视觉中国的空间生产小组，则是将理论变成可欲之地。两者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这次终于在贵州会合。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多，尽管有着事前事后的无数讨论与阅读，我们仍震撼于贵州强大的致幻力，魔幻的力量来自一个巨大的社会技术装置（social-technical device ），通过它改变地景，组织社会、介入生产，这就是「乡建中的中国」。这次参与研究生的田野报告，当视为对人民礼物的回馈，也是一次次企图描绘这个巨大社会技术装置的当前状态。由是，我们放弃呈现田野中美丽的景致，美食，无数善意诚挚，还有那些总是脱了线的傻笑与惊奇，仅仅以快照式的感性田野与访查资料，尽可能勾勒这些主角们的真实处境，无论他们身处在中国第一楼盘，贵州第一个淘宝村、党建合作社成功典范、黔东南少数民族自治区、扶贫易地安置社区，还是高楼盘底下的青竹巷里。他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都市，我们的乡村，以及辩证理论思考的田野。 ——黄孙权
撰文：张骋
网络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历史与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
“一个国王，也可能为爱而痛苦，就此而言，他与乡巴佬是可以互相沟通的。”[1]——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2009
摄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贵州调研
语词的象牙塔
“西方理论早已不足以描述中国当下发生的现状”或许已经是中国都市社会研究中最常见的话，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任何时代都有对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抽象观的捍卫者，而在此基础上，真正需要明确与描述的是西方理论不足到怎样的程度，事实上“套用”已有的理论以验证在地的适用状况其实从来也并不属于“好的”研究。一般来说，接着上一句论述往往会出现的是：“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______化的时代”，通常这里最常填入的有“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抛开如何定义这三个词，以及这三个概念之间并非可以以等号连接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清晰地回忆起社会研究源起于工业时代以及之后在理论取向上发生的论战与变革，直至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离不开的三种基石的奠基者：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威·柯司特（Mannel Castells）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威·柯司特 Mannel Castells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诸多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者（这里甚至称不上是“研究者”）又确实成为了马克思最反对的人——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对语词的占用并不等于实践的真相：他们依然深信历史决定论，或是在分析过程中去历史地难以掩饰地流露出一种精英人文主义的优越感。但无论成果如何，中国大陆疾速增长的内需不仅拯救了西方资本体系，也滋养了世界学术体系，敏感的研究者如柯司特与哈维早已将将研究的视野投向中国，事实上，要理解流动的全球信息技术资本体系，中国的角色与经验在今天来说已经不只是政治阵营的差异，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状况。
而在今天，上述填空题还有一个需要迫切更迭的部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被预言的网络社会已经崛起，无论是已经成为长三角互联网节点城市的杭州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在目睹贵阳在五年内发展成为了中国大数据行业的核心基地之一，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正迅猛地组织起全新的中国都会区域与社会结构。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正步履不停地推进，自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15年“一号文件”确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到乡村振兴实践的不同途径与精准扶贫的攻坚战，乡村也正在参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巨大变革。当互联网都市与网红都市正在这片大地上描画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区域地理版图，点睛之笔的魔杖背后已不是工业社会的运转逻辑，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型塑新地景的力量已经不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理论可以应对的，也正是基于此，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希望尝试以信息世代之理论捕捉当下的种种变革，来描述与回应正在发生的真实与虚拟交织的嘉年华背后的动力。
尽管人文主义取向的经济、文化、社会研究都主张一种并非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或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就清楚地提醒我们存在这两个词语之中的观念史对立之根本在于工业社会的崛起与危机，但是当我们开始使用“城市”（或“都市”）“乡村”（或“农村”）的措辞时，似乎就自动开始谈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县道，摄于调研途中
这种像被文字与观念施了幻术而牢牢套住的强烈感觉就发生在本人参与网络社会研究所于2019年6月中旬前往贵州的田野调查途中，并且在经验整理的过程中不断地浮现出来：我们该在哪个层面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二元论的判断中呢？面对地理空间中真实而连绵的大地、土壤与空气，是否有哪一条河流，哪一座山脉界定了城市与乡村，又是否有哪一条高速公路，哪一条高铁轨道提醒着我们知识与认识的边界。
在贵州潦草地停留几天之后，我在田野日记的最后记下了一句描述非常不到位甚至是有点古怪的话：“在进入农村时，似乎看问题的感觉没有在都市好。”当回收经验时，我才开始跳出过度自省的死胡同（一般对于进入问题的困难，第一反应是自己的观察力、敏感度以及知识储备等基于主体的问题），在负责项目的黄孙权老师的建议下开始对于所谓的“感觉好”源于什么、基于什么，又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新一轮的追究。
贵州贵阳市花果园，摄于调研途中
毕竟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进入贵阳花果园地区，我就可以把问题意识洋洋洒洒地从建筑形式象征、命名的文化投射列到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模式与速度，或是在青竹巷的城中村想到所有关于城市违建聚居区域中的被剥削状况、肉体的异化乃至性平等问题。而在面对驱车一个小时之后的曾经是贫困村的某村今日面貌之时，却感到一种乏善可陈或者说是对于乡村研究议题捕捉的“理论方向感”的迷失。这种方法论上的贫困感并非第一次出现，或许只是今天的我才渐渐有自信将其确诊为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问题，而并不只是用经验（包括视觉经验与体验）的陌生或者是作为“他者”的目光来一笔带过。
贵州贵阳市息烽县团圆社区，摄于调研途中
当日正在进行异地扶贫搬迁的劳动力培训班
而在他继续戏谑地称我为“都市理论版‘乡巴佬’”的一瞬间，让我想起了在息烽县拜访易地安置的项目时，负责的王书记大方地向我们分享了一些村中贫困户迁入新现代社区时的琐事：其中有一件是关于村民抱怨“门打不开”的。——很多村民常常因为无法快速分别独户所装的现代式保安门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钥匙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以及转几圈的问题而打不开门，真的非常“乡巴佬”。而当我们调整态度来审视这个故事，那现在的问题意识版本就不应该村民“乡”“不乡”，而是关于“方法”和“惯习”（mental habit）的问题。
第一，依旧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都市”与“乡村”之文化结构中确实在进行着区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厘清这种区分背后的脉络是什么，而不是知识分子式地先行地抵抗与拒绝这种已经存在对立。即当村民毫无过渡地被安置进“新社区”，面对的除了格局一致的样板房之外，还有模板式的“现代生活”逻辑，这些浮现出来的关于“进步”与“土”问题，意味着何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上的差异。
第二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如果说“乡巴佬”被视为一种认知层面的贫困，那可不就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处境吗：这不仅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一代青年人进入乡村时缺乏主体的关于乡村生活经验的问题，更令人碰壁的事实是，我们操持着已有理论进入农村时，大部分关于都市分析的“好感觉”有了方向不明的阻力：面对着一扇扇打不开的门，仿佛拿着一把钥匙却不知左转还是右转，该把门拉向自己还是朝向前推。这里并不是说已有的方法论有问题，列斐伏尔依旧反复提醒着我们的空间的三重性，还有塔夫里意义上微观史学的可能性，以及“地方志”、景观社会等操作方法本身都没有问题，唯一不合身的是，这些理论同样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之下，是一套分析都市、应对都市的方法，而乡村的空间逻辑与都市并不相同，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是都甚至都缺少关于乡村研究的认识论。以及具体到贵州地区在地理上、地缘意义上的存在地方性，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观察与调动更多的既有知识才能准确描述出我们还缺乏什么。
毕竟对于“议题”的关心并非等同于对“方法论”的关心。尽管走在前方的研究者们确实开拓了属于我们的乡村社会状况研究基础，如：乡村治理、三农问题、城乡流动以及这几年渐渐被关心的农民工问题。但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方，进入新环境的研究者就像一只巴普洛夫的狗，已有的知识系统和经验训练是所谓的“学术警铃”，会敦促人快速地从理论的工具箱里拾起有效的操作方法面对视觉印象与空间感觉，潜在目标是直达其背后再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潜意识里那套自认为“有效”与“对的”的分析系统需要快速地起作用。而某些时候，很遗憾地，所谓的“新环境”可能只意味着“都市环境”，甚至是“现代都市”环境，或者落入“中国太大”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我圆场之中。不太理想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确实在用“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在阅读乡村，好像默认了乡村是城市是剩余价值；又或者用韦伯意义里已被批判透了的并不适合亚洲城市“公共性”去谈乡村；或者又或者亦如上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一般视大都市为精神的荒原与坟场，而将未来的希望一厢情愿地安插给乡村。
所以，我们到底在试图开启什么“门”，又只能用手上的钥匙吗？
“贵州加速度”，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2019年6月24日
最后，是在关于这次田野的分享报告会[2]中出现的一些涉及田调时的主体性、田调与自身关心议题的互动、田调与行动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等古典社会学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处理在艺术学院中，或者是在非专业社会学/人类学训练出生的跨专业行动者中的存在方式显然又有些许不同。在今天，田野调查的目标既不是猎奇也不是关怀，如果没有进入并理解地方（place），不具备正确介入当下的觉悟，或许也就难以获得分析与解释地方的能力，哪怕是归来之后的创作也只是依旧对着镜子反复描摹自己而已。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有机会去到某地，搜集到了与身边人不同的信息与经验还以此沾沾自喜，那与称自己为“旅人”的观光客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像如果我们进入贵州却不能超越诸如被《路边野餐》所调动起来的散文诗情怀，那和近百年来被《湘行散记》打动的一波又一波的文艺青年也并没有区别。
此处我们或许可以回顾一下夏铸九对于台湾省少数民族达悟族家屋的研究《重读达悟家屋：达悟家屋之空间生产》[3]作为可参照的具体研究范本之一。
达悟人，图片来源于国家地理中文网，见：www.ngchina.com.cn/news/3535.html
文中除了对“因躲避强风、严寒与地震等自然因素，围着户外前庭，依次兴建地下主屋、半地下高屋、凉台，形成了聚合式家屋的实质形式”的物理空间分析，还指出当时台湾政府因行“山地现代化发展”政策而将达悟族家屋粗浅地“视为与‘现代化’反其道的‘穴居而野处’的‘原始’与‘落后’住居”而进行重新建设举措的不恰当。以及，进一步地基于家族日常生活、社会组织生活、仪式等层面对于达悟族家屋的空间文化象征展开了分析。以及研究中所言明认同克里弗‧葛兹（Clifford Geertz）对田野的研究态度，即“并非将研究者变为当地人，而是因为研究者认同与接近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以‘经验接近’方式逐渐体验与贴近地方社会认识（Geertz, 1983）。”应该也较好地解答了关于他者与主体的问题。
确实，如果采用现代主义的形式分析而没有阅读空间的能力，我们或许会“看不懂”乡村确确实实地正在对我们讲述它自己的历史故事，就像如果认为少数民族的家屋是“落后”与“反现代”而应该直接拔除，难免也让人想起伟大的柯布西耶曾建议将“旧巴黎”拆掉重建成“光辉城市”的提案。任何一个时代总有“先进”与“保守”观之博弈，很在一时之间定夺错与是非。而在这洪流之中我们可能做的，或许只是让这两者之间的对诘再有更多机会呈现，让关于未来的可能在更多横截面上展开。
未来的解谜
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地方分析是一门需要借用各种知识的实践，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加上所经济、政治的因素，这或者也意味这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已有知识是不足够的。并且，当前的多数高校研究系统显然难以像联合国基金会或者世界银行等机构那样组织与建立起一个涵盖各个领域的调查团队，并且有巨大的资金可以耗损在各个接洽与沟通的环节之中，所以我们这些甚至与真正运转的经济社会系统都可能保持着一些距离甚至不接地气的研究者，又如何顺畅地进入到一个更陌生的环境呢？
并且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想象力确实受到经验的局限，如果不经验社会，那《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发挥不了作用。就算在前往贵州前做了一些预习作业，但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也让人措手不及。比如当地的汉族日程生产方式如他们在重要节庆时所穿的服饰明显也受了少数民族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合作社经验与西方乌托邦理念的合作社之实践差异以及落到今天的乡村合作社，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地缘问题，种种庞杂的信息之中，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打捞这些沉积在那里的状况。
关于“无地之爱”
当艾伦·普瑞德（Allan Pred）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以“感觉结构”代替相对抽象的“地方感”的分析方法，以及雷蒙·威廉斯提醒我们的在都市与乡村的边界问题之中存在着一种变动中的基于地理的文化空间，而这个文化空间是一种模糊的、过渡的地带时，或许都带给了我们一丝推进的方向。但是同时，现实的当下早已超越了前人对千禧年的想象，全球化与一般化的的速度让上述理论几乎卡在了他们源起的位置，并未得到恰当的推进，而加速主义者们也只能罗列出他们的宣言，仿佛少了他们人民就感受不到社会进程与改变的速度一样。所以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承接与超越这些理论。巴迪欧谈及为爱痛苦的国王与乡巴佬，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们或许“爱”是可以直面政治并且超越政治的力量，那么关于地方之爱的恋地情节（Topohpilia）或许也确实可以尝试以“无地方之爱”（U-topophilia）[4]来更替。
如果贵阳花果园的确如诸多信息所说那样是“中国第一神盘”，那它的建设和哪怕只是驱车40分钟所能抵达的乡村面貌所形成的反差或许就值得一谈了：
贵州贵阳市花果园，摄于调研途中
贵阳作为都市的吸纳能力与周围扶贫对象诸村所诉诸的希望，吸引人口回流的目标似乎有些相悖，我难以想象一座拥有三十多所高校的，肉眼可见的狂飙城市以偌大的胃口吞吐人口，繁华吸引着年轻人的同时，周围贫困的乡村可以保持甚至回收人口。如果说威廉斯的希望来自于文学创作中细腻地对于这种空间中社会变迁的捕捉，那艺术创作与记录，或者说是任何有主体性的介入是否都是我们行动开始起点的可能。
基于中国美术学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于2019年6月中旬前往贵州的田野调查，这篇笔记或许更像一次松散的、基于个人的自我分析与整理过程，也或许称不上是一次严谨的学术反思。团队虽然是一个小组，但每个人又切切实实地带着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日常所关心的议题：有生长于贵州，来到长三角求学的同学希望回到家乡，用已获得的知识重新理解、诠释故土；有关心精准扶贫完成的不同形式的在地落实过程，如村子本身所使用的合作社制度或者是异地安置中的新社区建设、旅游小镇规划；以及在贵州也出现的被网络社会所结构的“淘宝村”。
贵州贵阳市息烽县立碑村，摄于调研途中
作为团队中年纪稍长的参与者，被鼓励（bi）着需要在千头万绪中整理出一些有效的东西来，希望可以简单地作为研究所关于“乡建中的中国”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起点与引子。经验不是我们的温柔乡，经验的生产应该是我们的战场，是我们抵抗我们所怀疑之事的基础，是让创造聚拢，形成创造之力的可能。
在朝前看的同时，愿我们不要健忘，永远勇敢、坦荡。
相关注释：
[1] 阿兰·巴迪欧，邓刚译，《爱的多重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页130。
[2] “贵州加速度”，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2019年6月24日，见：http://caa-ins.org/archives/5280
[3] 夏铸九，“重读达悟家屋：达悟家屋之空间生产”，《异质地方之营造：理论与历史》，台北：唐山出版社，2016，页245-307。
[4] 引自黄孙权谈“无地之爱”：“无地之爱，U-topophilia 。Utopia的“u”希腊字源来自“ou-topos”，即无地方，接近英文的”a-topia”。“u”也可解释成eu-topos，意味着快乐美好。Topophilia则是地方之爱，场所之爱。U-topophilia，同时包含了爱无地以及地之爱的冲突意涵。”，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