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重现汉江奇迹

原载于2008年6月《东方企业家》封面故事

采访：陈俊、WING 摄影：何政东

和那些相信神秘轮回的中国人一样，韩国人也爱讨论十年一次的国家剧变。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功举行，把实现“汉江奇迹”、焕然一新的韩国呈现在全球世人眼前；而10年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突遭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国家资产和人民财富折损一半，不得不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

又一个10年之后的今天，韩国又面临一系列挑战：以“大韩民国CEO”自命的新总统李明博提出了雄心勃勃的“747经济发展计划”，即韩国经济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10年内实现人均GDP4万美元、让韩国发展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然而，美国次贷危机与石油、粮食价格的暴涨却一一袭来，令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90%的韩国非常被动。不少专家指出，今年完成7%的增长目标已不可能。而近期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的引咎辞职，则证明韩国的财阀体制仍然需要更为剧烈的改革。

在中国、日本两大经济体的夹缝中，韩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并实现东北亚良性互动？在李明博访华前夕，《东方企业家》特派记者赶赴韩国，亲历首尔、仁川、釜山、大田等经济中心城市，试图解答以上问题。

“一定要去清溪川看一下。”在韩国逗留期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建议 —— 从最新版的韩国旅游指南到当地朋友的热心介绍。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下午，我们来到了坐落于首尔市政厅北边不远处的清溪广场，清溪川西起的源头。广场水泥地面上，一条人工开凿的浅浅的水沟曲折东去，几个穿着韩服的小女孩顽皮地在水流两边跨来跳去，再往前去，小水流陡然变为倾泻而下的人工瀑布，伴着水声、拾阶而下，一条清澈蜿蜒的河流展现在眼前。河的两边，游人在漫步，孩童在嬉戏，情侣三三两两坐在河边细语，卖艺的歌手和画家在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河中的灯饰、石板，河上形态各异的步行桥，交织成一幅幅悦目静谧的景致，令人浑然忘却这是一条穿越繁华又嘈杂的市中心的溪流，河岸两边矗立着无数高楼大厦。

三年之前，这一城市绿色空间还不存在。全长近6公里的清溪川是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河道，在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中变成露天排水沟，市政府随之用水泥板把严重受污的河流覆盖起来，并花了20年时间顺着溪流的方向架起了四通道的高速公路桥，汽车川流不息，日车行量达20万辆。

力主拆除高架桥、挖开被覆盖多年的河道、引汉江水重回清溪川，并将沿岸改造成绿色花园的，正是新任韩国总统的李明博。从2002年到2006年，他担任韩国首都首尔特别市第三任民选市长，这一超级大都市集中了全国1/4人口、1/5GDP。“这一工程真正让老百姓领教李明博为什么以前在现代集团会被称为‘推土机’。”《东亚日报》记者宋慧珍说。2003年，“清溪川复原工程”是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开工的。尤其是高架桥两侧的商铺主们，强烈反对恢复河道，认为这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甚至有人采取极端方式抗议。然而，李明博不为所动，在挨家挨户耐心说服市民的同时，也为示威抗议者安排好了消防队员和医生。

耗费3.6亿美元、经2年时间改造，2005年10月，拥有复原的古建筑和生态公园的焕然一新的清溪川重见天日，所有的怀疑和反对一下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21世纪城市革命真正的开端”、“清溪川神话”等一片赞美之声。“呵呵，这就是韩国人性格的典型反映，”宋慧珍说，“性子急，凡事希望立竿见影；一边倒，毁誉转换一瞬间。”

清溪川不仅在国内成为首尔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而且在去年让李明博以“世界环保英雄”的美名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蜚声国际。市长李明博另一项让市民满意度飙到97%的政绩是首尔公交系统的改造。在首尔，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地铁和公交了，每天至少乘坐两次以上。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每次我们只要循着车站指示牌上用不同颜色标识的交通线路，很快能找到目的地。据介绍，2004年7月起，首尔市政府对巴士路线的编号和颜色进行系统改造，乘车费用也改为根据距离支付，不限换乘次数，使得市民出行更方便。不久后，这项缓解交通拥堵的改革又扩展到了首尔周边的卫星城。我们在去采访为三星电子供应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因塔思电子的路上有了亲身感受：从汉江以北的市中心钟阁到因塔思所在的首尔卫星城安养市，坐地铁就换了一次城际轻轨，半小时就到了目的地，便利又快捷。

李明博这两项的突出政绩在去年大选中颇有说服力，有48.6%韩国选民毫不犹豫地投了这位首尔前市长一票。“总统就得选李明博这样踏实能干的人！”崔秀贞说。她的祖母是中国人，早年嫁到了韩国，因此她有1/4中国血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如今业余常常为中国游客当导游。崔秀贞毫不讳言自己是现总统的“粉丝”，在为我们导游非军事区的途中，如数家珍般地说起李明博获得“推土机”这一绰号的由来 ——1965年，家境贫寒、学业优异的李明博在当时还是一家中小企业的现代建设工程公司谋到了差事。有一次李明博负责一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工地上的推土机几乎天天出现故障，更糟糕的是，技术人员态度蛮横，使得工程进度一再推迟。一天晚上，几台推土机又出了问题。李明博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将出故障的推土机统统拆开再重新组装，因此完全掌握了其构造。这一下子把所有技术人员都镇住了，从此对他言听计从。不久，这一插曲传到了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的耳中，对李明博大为赏识，自此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勤奋果断、敢于提出问题的作风和性格，让李明博在现代集团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青云直上。1977年，年仅36岁的李明博成为现代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CEO，缔造了韩国企业界的一段传奇，并被拍成了电视剧。

“相比之下，卢武铉就不行，”崔秀贞说，“虽然他和李明博一样都是贫苦出身，但他搞经济不行，而且面对外界批评和压力没有做总统的样子，居然说‘这样的总统不当也罢’。”

振兴经济，这才是崔秀贞选择李明博最重要的理由，而对他从一介平民奋斗成为“打工皇帝”的传奇经历的津津乐道，则证明了李明博的个人魅力。

在卢武铉执政的过去5年里，韩国经济保持了年均4.5%的增长。平心而论，这一增长率不算太差，人均GDP翻了一番，从1万余美元增长到2万美元，股市上涨了两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处于低位。但是，这些数字对崔秀贞意义不大，这两年她亲身感受的是房价暴涨、内需萎缩、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中低收入阶层生活负担在加重。

4.5%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汉江奇迹”时期的年均8%的增长率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1997年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执政那5年的年均7.2%的经济增长率。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组组长李平馥常年在海外工作考察，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切身的体会。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他最担心的是韩国陷入“三明治”般的困境：西边的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融入全球后，每年经济至少以8%的速度在增长；东边的日本也已告别了经济停滞，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上与韩国进一步拉大差距。

“我每次到中国，总是被你们国家那股蓬勃向上的干劲所震动 —— 这股干劲我们10年前曾经有过。”李平馥感叹道。目前韩国对中国仍享有技术优势和贸易顺差，但李平馥认为这一优势并不持久，“作为百度的忠实用户，我知道，中国要追上韩国在IT方面的优势，很快！”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李明博把竞选纲领紧紧扣住“振兴经济”这一主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747经济发展计划”，即韩国经济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10年内实现人均GDP4万美元、让韩国发展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 —— 就在去年，韩国在全球GDP总量排序名次从第11滑落至第13，刚刚被印度超越，第一次全面落在“金砖四国”之后。

“提出747目标，是希望创造第二次‘汉江奇迹’，”李平馥百分之百支持李明博制定的这一目标，“韩国在过去10年里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愿景和激情。人人关心的是怎么把蛋糕切得更均匀，结果呢？不但蛋糕没有分得更均匀，而且越变越小，这才明白民主不能当饭吃。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院院长李景台的分析则冷静很多，“绝大多数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经济年增长率都低于7%。当然也有新加坡、爱尔兰这样的例外，它们的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还能够保持平均每年增长7%的速度，但是这两个国家经济规模过小，韩国与这样的经济体比较，并不科学。尽管如此，这一目标还是指出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然而，当李明博竞选成功、开始筹组新政府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外部负面因素一一呈现：去年夏天开始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蔓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把美国经济拖至衰退的边缘，2008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已成定局。与此同时，石油、粮食、初级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无不影响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90%的韩国经济。

新政府已经意识到，今年达到经济增长7%的目标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李明博还未正式就任总统之前，政权交接委员会就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不过，即便要达到这一目标，许多专家学者也认为困难重重。

所有经济研究机构发布的2008年经济预测中，数三星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最为乐观：展望韩国经济今年将增长4.7%。而据李景台院长的分析，美国经济变动一个百分点，将带动韩国经济变动0.4%.按最乐观的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9%，比去年下降两个百分点，这将带动韩国经济下降0.8%。他说：“我的建议是，不要过于迷恋追求所谓的经济增长率，而是要重视改善经济结构，加强竞争力，推动韩国完成经济转型。”

走在韩国街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近年来闻名世界的三星不只是生产手机和电视机，一个韩国人的生活需求几乎全能被它满足：你可以在地铁里用三星手机打电话、上网、看电视，出了地铁可以在超市刷三星信用卡买零食，然后走进三星建造的房子，打开三星液晶电视或者是三星笔记本电脑；投资股票你可以委托三星证券，结婚你可以去三星酒店办婚礼，有了孩子全家可以进三星爱宝乐园游玩，怕出意外你可以在三星保险投保，身体不舒服了还可以上三星医院看病……

“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的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东亚日报》记者宋慧珍向我们如此形容三星在韩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去年，三星集团实现1500亿美元销售收入，占韩国9750亿美元GDP总量的1/6，集团旗下三星电子的年出口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5.像三星这样的巨型企业集团还有现代、LG、SK、乐天这些每天到处都能看到的招牌，这些被称为财阀(chaebol)的大企业集团对韩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大的30家财阀几乎控制了40%的韩国经济。

在韩国期间，最为轰动的便是4月22日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辞职下台的新闻，这让我们有机会观察金融危机10年后财阀本身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在赴韩国采访之前，我们就一直联系采访三星电子未果，不仅是因为韩国大企业内部请示流程慢，更重要的是因为其母公司已经陷入了一场长达半年的丑闻之中。去年11月，三星前首席律师金勇哲指控三星设立秘密资金用于贿赂官员、法官和记者，今年1月，政府任命独立调查小组展开司法调查。在我们抵达韩国的第三天，三星的丑闻推向了高潮：因涉嫌设立总额4.5万亿韩元的秘密资金并利用匿名账户买卖三星子公司股票获利5643亿韩元（1美元约合1000韩元）、逃税1128亿韩元，被起诉犯有逃税和背信罪，李健熙与其他9名三星高管宣布引咎辞职。

宋慧珍评论说，李健熙是一名卓越的亚洲企业家，他的远见卓识、战略决心和大胆投资让三星电子在近10年内成为全球性最有价值品牌之一，并在不少领域把日本对手索尼远远抛在后面，令许多韩国人自豪，但他的公司治理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为把集团的控制权和财产转移给儿子，不惜进行暗箱违法操作，违背了当初把三星建设成为受人尊敬企业的诺言。

不过，如何对待三星集团这样的财阀，韩国社会心情矛盾又复杂，特别检察官赵俊雄虽然决定起诉李健熙等10位三星高管，但没有把他们送入牢狱羁押，担心这10人的入狱可能给韩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对司法的网开一面，有人浑身写满标语在清溪川附近静坐抗议；与此同时，也有三星的支持者焚烧三星丑闻揭发者金勇哲的照片，指责其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企图毁灭韩国最知名的国际品牌和企业。

“像三星这样的财阀，是推动韩国实现‘汉江奇迹’、在短短40年内从当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新兴发达国家的功臣，”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部主任权纯说，“它植根于韩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土壤。彻底否定消除财阀体制，未必对韩国经济有利。”

随着20年前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财阀与政界的勾结、排挤中小企业的负面作用开始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和限制。10年前，金融危机重创了大肆借贷、大举扩张的财阀，财阀体制受到真正触动，1998年起执政的左翼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要求财阀严格改善企业财务结构、消除财阀内部各关联公司的交叉持股、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度、专注于核心业务、限制内部转移定价和继承权的非法安排。

10年来，大宇集团彻底破产，LG、SK等集团完成了从传统财阀到现代控股公司的组织改造，只剩下韩国最大的财阀三星还没有完成，权纯解释说这一改组需要花费40万亿韩元来增持各子公司的股权，目前财务上尚难以负担。

在李健熙宣布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三星集团还公布了改革计划，除了高管辞职、解散战略企划室这一控制集团中枢神经近50年的部门的举动之外，对集团改造为控股公司一字未提。《韩国时报》（Korea Times）社论批评，三星这一改革计划是在做表面文章，等风头一过，老戏照常上演。宋慧珍说，来自财阀的李明博上台推行亲商政策，很可能让财阀体制改革脚步放慢，甚至受阻。

与财阀体制基本未变相伴的，是韩国在经历金融危机10年后，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制造业仍然扮演韩国经济主角，韩国在经济转型仍有漫漫征途要走。

10年来，韩国出口始终以两位数的速度强劲增长，即使在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经济三年来最为疲弱的一个季度，其出口增幅仍在18%以上。“2001年后全球经济繁荣、需求旺盛和出口市场日益多元化是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李景台院长说，“遗憾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另外两股动力投资与消费都增长缓慢，使韩国经济成为严重依赖出口的跛足经济。”

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放弃了以前对企业的近乎百分百的保护和救助，敦促它们改善公司治理、加强财务纪律，把资产负债率由危机前的平均400%降到了100%，改善了企业财务状况。但与此同时，国内投资则日益谨慎、不愿冒风险，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会力量强大，动辄罢工停产，导致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与海外，尤其是中国相比），外资不愿进入，本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海外。这都造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连年下降。相应的，由于投资增长下降导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国内居民预期收入增加有限，因此不敢花钱，导致消费需求不旺。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55.2%降至2007年的53.5%。制造业是帮助韩国实现“汉江奇迹”的主力军，进入21世纪依然是韩国经济的强项，IT电子、汽车、钢铁、造船和化工，制造业“五朵金花”在全球名列前茅：截至2007年，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平板电视及存储芯片制造商、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商；现代汽车是全球第六大汽车生产商；浦项制铁是全球第四大钢铁厂；韩国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国，总共占据了全球约40%的市场份额。

而且，制造业的优势也延伸到了资本市场。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理事长李正焕告诉我们，除了上市费用全球最低之外，对制造业的理解深入、市盈率高是交易所吸引海外企业赴韩上市最独特、最重要的卖点。他说：“55%在韩国上市的公司属于制造业，投资者对制造业理解深入，市盈率相对较高，因此制造业企业能以较高的价格公募上市。”

相比之下，服务业在韩国就不怎么发达了。对不懂韩文的外国人来说，且不说韩国绝大部分餐厅的菜单没有英文说明，就是在仁川国际机场里的免税商店“韩流馆”，销售商品的价签上除了美元符号和阿拉伯数字，标的全都是韩文。据权纯介绍，韩国服务业贡献的GDP不到总量的60%，在经合组织(OECD)这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排名倒数第二，这一比例在过去10年中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为了保护国内市场、限制竞争，韩国服务业的800种职业中有3/4设置了准入限制，结果导致服务业的高价格、低质量。

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和OECD最新发布的报告披露，2007年韩国服务贸易赤字创206亿美元新高，2006年为190亿美元赤字，因此连续第二年名列世界第三，排在德国和日本之后。造成赤字有一个最独特的原因是很多韩国家长送孩子去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外国留学，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而韩国去年在旅游项目创下的151亿美元赤字则表明韩国旅游业十分薄弱：去年有1356万韩国人出国旅游，但只有645万外国人到韩国旅游。

只要跟李明博新政府有关，亲商环境（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促商政策（pro-business policy）便是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两个字眼，也成了官员的口头禅。

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崔重卿在接受《东方企业家》专访时解释说：“韩国过去10年是左翼政党主政，对企业不够友好，资本主义的韩国却总是牵制大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环境很难鼓励商界投资发展。新政府的首要措施便是放松管制、营造亲商环境。”

为此，李明博先对政府机构动刀，原有的18部4处18厅10个委员会的政府组织精简为15部2处17厅和5个委员会，裁减近7000名公务员，成为韩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力度最大的机构改革。

这一发生在韩国的“大部制”改革果然雷厉风行，我们亲眼目睹有一位下岗公务员在首尔市政厅前绝食静坐；到首尔江南地区采访企划财政部时，发现这个在新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和司法部、知识经济部、劳动部、国土交通海洋部、环境食品农业渔林部一起集中在专门建造的大楼群中办公。

李明博还通过一系列颇具象征性且醒目的举措让公务员换脑筋。韩国中小企业厅次长宋在希说，现在公务员成了“早起的鸟”，因为新政府把上班时间从9点提前到8点；此外，还给仁川国际机场开列名单，让原先政界军界要人专用的贵宾室也向重要企业家开放，以示对企业家的重视。李明博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给国内102位工商业领导人，宣称随时聆听“来自企业的鲜活声音”，来表明政府将成为企业的最好帮手。

在青瓦台的推动下，新政府各部门纷纷推出各项放松管制、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措施，连韩国驻外大使回国述职开会之余，都要参加外交通商部组织的展会，向200多家参展韩国企业提供拓展海外市场的信息和建议。

对新政府倾力营造的亲商环境，企业界做出了积极响应。在4月28日李明博与28位财阀代表的碰头会上，30家最大的财阀承诺今年投资98万亿韩元，比去年增长23%。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韩国也渐趋积极。微软董事长比尔 . 盖茨5月初在韩国访问时宣布，微软与韩国政府和韩国企业三方将投资3.13亿美元开发汽车、电子游戏和教育方面的信息技术。

不过，对新政府目标明确、动力十足地全面贯彻促商政策，有不少人并不是很放心。一位在大田开出租的司机和我们闲聊时感叹，“李明博动作很大很猛，韩国经济在他的带领下，要么腾飞发达，要么就会很惨。”宋慧珍对李明博的“推土机”风格颇不以为然，“他盯住一个目标不放，确实能把事情做成，却会忽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而这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很难听得进，也不喜欢通过讨论争辩来达成共识。”

连接首尔和釜山的“大运河计划”便是一个例子，李明博希望继续清溪川神话，把这一政府领头投资的基础工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据新政府测算，“大运河”运输网比公路交通节省1/3的费用，并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还能改善水质、刺激旅游业。然而，计划一出台，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其环境、运营风险难测，客观上却助长运河两岸的地产投机。尽管如此，“大运河计划”仍然列在李明博政府刺激经济193项计划清单之中继续推进。

刚抵达韩国的头两天，我们在首尔坐地铁公交、在户外走街串巷，很难察觉有什么巨变的迹象，韩国人仍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和习惯工作生活着：年轻人用手机收看电视、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逛街，白领匆匆忙忙地走入写字楼，小贩们在地铁车厢里叫卖着各种小商品……在即将离别韩国时，感到在这一片平静的情景下，却涌动着对增长、变革的渴望和不安，国民这股情绪又投射在声称要当“大韩民国CEO”的李明博身上，期待着这届政府能否做到鱼和熊掌两者兼得：短期内鼓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长远着眼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来实现韩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2008年，新的挑战在等待着韩国。

1989年6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越过“三八线”，成为南北分裂50年后第一位访问朝鲜的民间企业家；1998年，83岁高龄的他再次赶着500头黄牛越过板门店。一次次穿越寄托着他对南北和解、祖国统一的渴望。

1999年3月，韩国现代集团下属的现代峨山公司在郑周永的统一梦想中成立了。金刚山、白头山的旅游开发，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建设，韩朝铁路与公路的连接工程，以及建立朝韩间体育文化交流中心成了现代峨山集团致力于南北经济合作的五大项目。

在几大南北合作项目中，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区和南北铁路公路建设，这三大合作项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开城工业园区以中国深圳为蓝本，期望建设重化工业与尖端产业设备领域的工业园区，把园区培育成东北亚经济据点是其战略定位。通过这扇窗口，朝韩双边贸易额2005年已突破10亿美元。

位于朝鲜东南部沿海的金刚山，紧邻象征朝鲜半岛分裂的非军事区。自1998年，郑周永与朝鲜就开辟金刚山旅游达成协议，韩国游客在朝鲜半岛分裂半个世纪后终于能到朝鲜观光游览。截至2007年6月底，金刚山旅游项目已吸引来自韩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万名游客。2000年金正日与金大中发表的“6 . 15共同宣言”，为南北相隔的离散家属带来重逢的机会，而永久性的团聚地点就选在金刚山。

作为以民间资本开发的项目，不免陷入商业利益、民族情感和政治纠葛的复杂漩涡。2001年，金刚山项目长期亏损和献金丑闻败露，韩国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突然跳楼自尽，举世惊愕。2003年政府停止了向金刚山旅游提供经费补贴，让现代峨山陷入了恶劣的经营困境。

尽管近年来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1999年以来尚未赢利的金刚山项目已有扭亏为盈的趋势，但南北关系，甚至朝核六方会谈的起伏可能随时改变朝鲜政府的宽松政策，所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都取决于一个前提—— 外部政治环境的缓和。

“阳光政策”主导的对朝援助一开始便政经不分，而李明博上台后对朝政策向“实用主义”调整也让现代峨山的项目增加更多不确定性。今年3月韩国统一部长官金夏中一句“如果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开城工业园区项目难以继续扩大”，使得本来就对新政府对朝政策反感敌视的朝鲜下了逐客令，11名韩国官员不得不从园区撤离。

尽管充满曲折，现代峨山仍然满怀信心。现代峨山公司副会长、金刚山旅游项目总经理金永炫说：“南北合作从开始就注定了双赢。”

东北亚经济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相连：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国，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夹在中、日之间的韩国发现，成为“东北亚枢纽”是一场需要内功的战斗。

仁川国际机场，DHL去年10月决定在此建立洲际物流集配中心，也正是韩国建设东北亚物流中心战略的内容之一。只是，我们出发起飞的上海浦东机场随后便与DHL签署了建立北亚枢纽中心的协议。

这是一个多年的理想。从金大中时代开始，韩国便有了“构筑东亚经济中心国家”的构想。到了卢武铉政府，更是提出了在5到7年内把韩国建设成为“东北亚中枢国家”，确保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显然，这是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后渴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心理反应。

但是，韩国经济赶不上日本，又被中国追赶的“三明治”处境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那些了解中国、颇有国际观的韩国人手上都捏足了汗。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组组长李平馥发自内心地频频感慨令我们印象深刻：“中国变化太快了，眼花缭乱。”

我们踏上釜山的土地时，并没有感觉到韩国第一大港的繁忙与喧嚣，更像是美丽、悠闲的旅游城市，或许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文艺气质多少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但是，从去年港口吞吐量排行榜来看，釜山港落后于深圳港，这与它多年前提出的与上海港一争高低的目标相去甚远。而随后的行走证明，釜山的忙碌级别在韩国还算是高的。我们还去了1993年举办过世博会的大田，大部分副部级政府机构集中在这个曾有望成为韩国新首都的城市，意外发现大田的地铁才刚刚开通一周年。

经济发展缓慢成就了李明博。性急的韩国人无法再忍受每年4~5%的经济增长，更无法再坐看中国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北亚中枢”是一个熟悉又虚幻的口号，对于韩国在东北亚角色，首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根说：“东北亚均衡者，这只是一个理想，非常不容易。”而李平馥对于李明博上台的反应是：“韩国终于有救了。”他甚至想好了让韩国成为“东北亚枢纽”的几个行业：物流、金融，还有以尖端医疗为主的服务行业。

务实的新政府不再强调“东北亚”概念，而是以“拼经济”为己任，但并不意味着李明博的广角镜里没有收进东北亚区域概念。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为日后实现“东北亚枢纽”这一理想修炼内功，是为再战东北亚做前期准备。没有“东北亚”字样的外交，实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力。

姑且不论等待国会批准生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我们在韩国的十天，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为“牛肉”争吵的新闻，但政府不会改变向美国全面开放牛肉市场的立场是可以预期的最终结果。李根所长回忆当年农民抗议韩国与智利签订FTA时淡淡地说：“现在看来，当时的抗议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韩国只种葡萄是没有前途的，要发展加工业如葡萄酒，这样才对韩国农业有好处，这是必然的趋势。长远来说，农产品本身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是要再制造。李明博政府把农业改革的焦点放在此。”当民众为来自美国牛肉的“疯牛病”隐患而忧心忡忡，农民为本土“韩牛”急剧跌落的价格怨声载道时，政府开始重新启动韩日FTA谈判，李明博总统5月底访华也将中韩FTA谈判列入了议题。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深川由起子对韩国对韩美FTA的积极态度表示不解：“美国、欧盟、中国的FTA都以邻为先，而韩国政府似乎对‘东亚’的认识比较淡薄。”可见，韩国新政府的经济外交是全方位的，为再战东北亚作铺垫。

在李根所长看来，是否与中、日两国签订FTA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哪一个会更快。“我觉得韩中FTA应该快一些，比韩日容易。中国政府比较积极，韩国方面只要农业方面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而韩日是因为历史上的纠葛，还有政治上的不妥协，加上日本方面对农业有保护政策。此次李明博访日期间谈判时，也是因为农业才中断。日本已经和东盟和墨西哥签订了，所以不是那么迫切。”

当然，韩国的视角与日本一样，并没有局限在东北亚区域。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李景台对我们强调东盟10+3的大好前景，企划财政部2008亚欧会议（ASEM）负责人李庆文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会议，今年初有一本广受媒体和学界关注的书也是《东北亚共同体与韩国未来》。

因为，韩国人对于东北亚的复杂感情一言难尽。除了近千年受外国欺凌，还有半个多世纪的分裂现实，使得韩国对东北亚的身份认知上有某种“受害者情结”。在不久前朝韩关系跌入冰点时，韩国官员曾经说：“东北亚发展中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朝鲜。”正是朝鲜，恰好是迄今韩国拿捏不准的一个烫山芋，阻隔了韩国连接广袤大陆的通道。

记者一行在南北非军事区参观都罗山火车站，修建一新的候车室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坐满等待开往平壤的地铁的乘客。遗憾的是，由于目前韩朝关系紧张，韩朝联合组建拉拉队，从首尔出发，经都罗山前往平壤，再到北京观看2008奥运会的协议能否落实还无法确定。“都罗山不是终点，而是始点”的标语一时间变得遥远、模糊。当初，朝鲜半岛南北中断铁路——京义线和京元线的修复，再经中国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贯通，与蒙古铁路连接，如此一个东北亚区域合作展望，在未来多年，只能继续成为展望。

韩国是否还以东北亚发展为起点？李根所长不以为然：“李明博撤销东北亚时代委员会，并不是说明东北亚不再重要了，这只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而已。委员会撤销后，相关功能转移到了半官半民的组织，也是充分利用民间资源，现在部分经济咨询议题由我们研究所接手了。”

外交安保研究院统一部教授田奉根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朝韩关系的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韩国已经习惯了朝鲜一贯的姿态和做法。李明博的对朝政策只是策略的调整，并没有根本性的方向转变，南北交流与合作仍将继续下去，新政府还是希望双方的互相交流形成良性循环。”

韩国有“东北虎”之称，有首民歌唱道：“白头山东北虎啊，活着的话就吼一声，告诉我你在北方过得很好。”当两个Korea不再各自有前缀时，或许再战东北亚是更加清晰可见的目标，不再是虚幻的理想。

韩国地处太平洋航线的重要位置，港口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北亚经济圈的日益活跃，一方面给韩国的釜山港与仁川港这样的大型港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港口建设的强劲势头也使韩国建设东北亚物流枢纽的战略目标变得任重而道远。

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的釜山开港于1876年，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釜山港获得了朝鲜半岛“南部门户”的地位：东南濒临朝鲜海峡，西临洛东江，与日本对马岛相对峙，水深5到15米，且位于从东北亚地区到北美任何港口的主航线上，从公海很容易进出。

釜山港分北南两港，其中北港为主港，大型集装箱船舶可以自由进出。全天候开放的釜山港，并不需领航船舶也能自主定期挂靠。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这个天然良港在20世纪初由于京釜铁路的通车而迅速发展起来。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更给釜山港提供了充足的货源，而在韩国集装箱码头管理局的监督下，民营介入、私人投资，也解决了主要枢纽港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它担负着韩国全国海上运输货物一半以上运量，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港口，也是世界第五大集装箱港。

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设备老化、釜山旧港难以继续扩大港口规模，因此在其25公里以外濒临大海的丘陵山坡处建设的釜山新港，成了韩国政府构建东北亚地区物流枢纽的核心。经历了4年多斥资92亿美元的韩国釜山新港正渐露峥嵘，首期三个泊位已投入营运，前总统卢武铉将该港定位为东北亚物流枢纽，可接卸1万TEU超大型集装箱船，设计能力约800万TEU，预计整个工程将于2011年完成。在港口后方建设有物流配送园区，被政府制定为自由贸易区。区内中转货物深加工、物流配送等业务的费用相当低廉。

尽管釜山港的十大航线中国占半，它的优势地位正受到中国大陆上海港的冲击。2005年到2006年，釜山港的吞吐量增速明显放缓，由原来的10%缩减至仅1%，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担心过剩的风险正在悄悄逼近，港口扩张遭遇短期内过剩的盛世危言开始流传。

对此，韩国政府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使韩国现代化集装箱枢纽港以其独特的优势超过它的中国对手，并力图打造一个“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一揽子运行系统来缓解增长瓶颈：实施一系列低价策略，给予优惠的税收和资金支持；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建立后方物流区，提供增值服务。2007年业绩表现上的大翻身，证明了其策略的有效：2007年1327万TEU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在韩国的西海岸，由新加坡港务集团和三星集团共建的仁川港新集装箱码头，保持着全韩三大港湾中最高的增长率，过去三年中，仁川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保持着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7年全年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66万TEU.相比于釜山港，仁川港的地理优势体现于离首尔仅仅30公里的距离，与此同时，它也占据着对朝及对华交易的最佳地点。对内，它是首都圈的关门港；对外，它位于朝鲜半岛的中国一侧，更接近全球最大的市场。

作为对华交易的枢纽港，它是与远东地区，特别是与中国进行交易量最多的港湾。至2007年底，其对华交易量在整个集装箱吞吐量中所占的比率达到65.88%，并以37.56%年均增幅不断上升。

仁川港的另一大特点还在于其立体化的复合交通运输网络：与具有世界最高货物处理能力的仁川国际机场相邻，使得它可以提供综合的货物运送服务。2009年，当连接仁川国际机场和仁川新港的仁川大桥完工时，仁川港将成为海上集航空、物流的最优港湾。

相比于釜山港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的目标，仁川港更力主打造环黄海圈的中心港湾，并建立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综合物流园区。目前，仁川港还在雄心勃勃的扩张进程中，为使超大型船舶可以靠泊，韩国正积极开放仁川新港，在30个泊位中建成23个集装箱占用泊位。另外，为了满足诸物流企业的需求，能够使仁川港成为东北亚物流前哨基地，139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区也已成为其腹地建设的当务之急。

李明博2月25日正式就任总统后，韩国的“大部制”改革随即旋风般地展开，把中央政府18个部委精简为15个部，为推行促进经济增长的亲商政策提供组织保证。其中，财政经济部与企划预算处合并成立的企划财政部最令人瞩目，这个新部门一并掌握原先财政经济部的经济政策、企划预算处的财政预算的职权，预算、金融、税制政府三大核心权限中二者归其所有，成为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中心，而企划财政部长的地位相当于被新政府废除的经济副总理，带领其他部门忠实地执行总统制定的政策。4月22日，新任企划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崔重卿接受了《东方企业家》的专访。

《东企》：财政经济部为何改组为企划财政部？

崔重卿：这一部门改组的目的是，把一些类似职能的部门合并在一起，建设“小而有效率的政府”。以前，财政经济院（韩国财政部前身，编者注）的财政和预算曾经是在一起的，后来分开了，现在又把财政经济部和企划预算处合并在一起。

《东企》：原来的企划预算处具有什么职能？

崔重卿：负责政府预算支出和国营企业管理。

《东企》：把这两个部门合并起来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崔重卿：提高效率。原先把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分开，沟通不算特别有效，甚至还有竞争关系，现在把收入与支出合在一起就更加方便沟通协调。

《东企》：与美国、中国的财政部相比，韩国的企划财政部的职责范围有何不同？

崔重卿：中国财政部有国际金融司，但不负责干预外汇市场，也没有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只负责国库、税收。美国的财政部没有预算管理权限，由独立的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负责，但负责干预国内金融市场，韩国则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国内金融市场。就管辖范围而言，韩国的企划财政部职责最广。总的来说，企划财政部具有国际金融、政府开发援助、税收管理、宏观经济、部门间政策调整、政府预算、国营企业管理这7项职能。

《东企》：企划财政部能管理其他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收支，是否意味着成为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重要的一个？

崔重卿：的确如此，企划财政部是No. 1。

《东企》：李明博总统提出了“747经济发展计划”，您认为制定这一计划的依据是什么？

崔重卿：过去韩国有过7~8%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是4~5%.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资本形成就变得困难，经济增长随之放慢了。所以要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话，就要鼓励潜在的投资。

目前政府采取的对策措施是：减税、放松管制、改善投资环境、活跃经济行为，使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东企》：747是10年后的目标，而李明博总统任期只有5年，在任期内能达成目标吗？

崔重卿：这5年努力是为10年后的目标打基础、做准备。

《东企》：今年全球经济不景气，达到7%经济增长目标是否可能？有什么挑战？

崔重卿：今年外部环境不太好，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6%。这是一个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所以要努力应对这一挑战。

《东企》：新政府将通过哪些努力来刺激经济呢？

崔重卿：李明博总统是商人出身，比较能理解商界的处境。坦白来讲，韩国过去10年是左翼政党主政，对企业不够友好，资本主义的韩国却总是牵制大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环境很难鼓励商界投资发展。因此新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放松管制。韩国有很多管制，比如包括首尔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内不能设立工厂，所以没法投资，现在准备放松这些管制。还有，就是减税，韩国有企业一年分两次纳税、税款预付的做法，所以年内应该可以看到减税的部分效果。另外，我们还有10万亿韩元（相当1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

《东企》：企划财政部迄今出台了哪些刺激经济的具体政策？

崔重卿：我们部门主要的措施是减税。首先，在李明博总统5年任期内，企业法人税将从25%减到20%。在今年6月上任的新一届国会上，先修法降到22%，剩下的2%在后续的几年内减掉，也就是说把5%分为3%和2%两个步骤来减掉。

《东企》：现在政府实行亲商政策，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谁更需要财政经济部的扶持？

崔重卿：我们没有明确的支持大企业的政策，如果有，那就是放松管制。中小企业能从我们预算中得到支持，如信用保证基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政府就会提供信用保证给他们，这就有风险，所以政府专门拿出一部分钱来抵御这些风险。还有中小企业振兴基金，是由知识经济部负责的，直接贷款给中小企业。另外的扶持就是降低中小企业的法人税。

《东企》：目前全球经济疲软、农产品、石油等物价高涨，作为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韩国将如何应对？

崔重卿：全球经济疲软、油价、粮价和初级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我们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第一，管住公共事业费用，不上涨；第二，服务行业费用不上涨；第三，改善流通市场。比如，在网上公布加油站的实际价格，帮助市民主动去找最实惠的加油站。还有，以前中国石油制品关税太高，现在放松管制降低关税后可以进口。更重要的是，打击不公正商业行为，如严惩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的不良行为。

《东企》：东北亚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韩国也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您怎么看待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崔重卿：我之前担任财政经济部国际金融局局长时就表示，希望东北亚三国之间有良好合作。至于FTA，从产业结构来讲，农业方面中国最受益，工业方面虽然领域不同，但还是对日本最有利，韩国夹在中间，位置有点尴尬。韩日、韩中、中日之间的FTA还需要专家研究和政府谈判，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将来亚洲经济要继续发展，货币有发言权才可以。就像欧盟有欧元，我想有亚元会不会很好？有人说亚洲各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问题比较复杂，文化也多元，成为像欧盟这样的共同体比较困难，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欧盟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业化”阶段到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阶段，再到今年开始的“先进化”阶段，李明博希望开辟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为恢复增长动力，振兴经济，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国家，新政府提出了以下经济纲领 ——

◎ 企业减税，激活投资◎ 放宽限制，吸引外商投资◎ 加强法治，创造新劳资文化◎ 废止出资总额5%限制，鼓励投资控股◎ 放宽产业资本不得持有4%以上的银行表决权股规定，推进产业银行民营化◎ 合理调整首都圈的限制性规定，提升国际大城市圈竞争力◎ 放宽农地、山地等土地利用的限制◎ 把新万金地区开发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 建设国际科学园区，引领全球化◎ 增强农渔业竞争力◎ 发展金融产业，建设亚洲金融枢纽◎ 放宽限制，增强服务业竞争力◎ 集中培育核心文化创意产业◎ 加强广播通信竞争力，激活融合服务◎ 建立世界顶级的IT基础设施和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 实现7%的增长和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

作为三星电子的最大手机外壳供应商，因塔思电子有限公司20多年来，在三星这棵大树下成长。

随着城际轻轨驶入首尔卫星城安养市，繁华都市的天际线渐渐远去，我们走进偏居工业园区一角的因塔思电子，两层的办公楼、俭朴的会议室仍保留着1981年成立时的草创风格，而因塔思去年销售收入超过了4亿美元，今年开始正式跨入大企业行列，再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小企业。

“纳品”是韩国特有的商业词汇，意为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此类供应商被称为“协力社”。据介绍，单是为三星电子提供手机外壳的“协力社”就有7家，其中因塔思的“纳品”占30%的份额，而这块蛋糕构成因塔思收入来源的80%，去年手机外壳带来的销售总收入为近4亿美元。因塔思1986年起为三星提供零部件，这为公司成长带来了强劲动力，2002年在韩国创业板KOSDAQ上市首日500韩元的发行价就飙升至了7600韩元，上市5年来，收入增长幅度一度超过了50%，被投资者称为“最具价值的隐士股。”

因塔思电子的前身是1981年创立的新英化学工业公司，两台生产塑料模具的机器便是创始人金在庚起家的资本。1985年入选成为三星电子“协力社”时，金在庚颇为公司过硬的技术自豪。因塔思公关部部长申益洙回忆道，“当时，我们提供‘纳品’的客户破产了，但我们的技术能力在业内颇有口碑，三星电子就找上了门，当时它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当然，成为三星电子的供应商，申请者要制定一份详尽的自我评估和自荐信，才有资格入围三星的候选名单。”当多少中小企业为成功入围三星等大企业的供应商而绞尽脑汁时，因塔思为三星电子提供的“纳品”从手机外壳扩展到复合打印机外壳，并维持着20多年稳定的协作关系。

10年后，新英跟随三星电子进军海外市场，在中国威海成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公司改名为因塔思（INTOPS），憧憬着成为手机外壳最佳制造商的远景。对于其他独立品牌的中小企业而言，海外市场开拓颇为艰辛，因塔思却是顺风顺水。在三星这棵大树的庇荫下，威海工厂投产第二年便获得赢利，随着三星电子在华业务扩大，因塔思天津工厂也于2002年投产，同年获得韩国政府颁发的“5000万美元出口之塔”奖项。在三星这一大保护伞下，因塔思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申益洙说，“三星认可我们的技术，一起带我们去海外，单单这一点收获很大。”

这就是韩国中小企业厅次长宋在希向我们强调的“相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相互支持、共同成长。但是，“相生”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因塔思与三星的合作，居然在没有任何供货合同的情况下持续了20多年。对于我们的惊讶，申益洙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你们看来完全不像做生意，但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个单纯的相互信赖维持了多年的合作。”

在韩国，大企业的多数供应商会成立俱乐部定期聚会、探讨如何处理与大客户的关系，三星的俱乐部叫“协成会”。申益洙告诉我们，能加入“协成会”就等于签订了一个与三星的无形契约，三星对会员很信赖，每个月都保证下订单，而订单就是唯一的合作依据。虽然明白了“协成会”的作用，但我们还是很难完全理解这种堪比“家族信任”的生意关系。

万一哪天三星停止下订单怎么办？申益洙说，“就是一切结束了，但这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在采访开始前，我们在会议室四周摆满了手机外壳、复合打印机和手机天线的玻璃展台的角落里发现了两把“因塔思”牌电子防盗锁，这便是因塔思2004年尝试自创品牌的例证，申益洙承认公司希望通过这一新产品摆脱对三星电子百分之百的依赖。“但是这真的不容易。”他说。因塔思多年来一直服务的是企业，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经验，也没有建立渠道的资本，不过一年的时间就铩羽而归。

其实，在众多供应商中，因塔思一直有意识与三星保持一定距离。韩国大企业与它们支持的中小企业有着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常有在三星这样的大企业遇到职业瓶颈的经理“空降”到“协力社”担任无关痛痒的理事等高职位，而中小企业一般无法拒绝。不过，因塔思没有一个三星的“空降兵”，因为只靠技术过硬维持与三星的关系，这在韩国是极少数的例子。而且，因塔思也坚持不接受三星对自己的资金支持，比如在中国威海和天津设厂时，因塔思都是用自有资金投资，这样面对三星施加的降价压力时，拒绝的腰板更硬。

近两年，韩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供应商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因塔思的年增长率也从两位数降为一位数。之前，手机外壳的供货价都是三星和供应商统一商定，从去年底开始却开始竞标，一些经营不善的供应商企图用低价来抢占份额。因塔思凭借技术过硬、质量稳定、交货及时仍保持领先，不过发展是越来越辛苦了。

对于增长几乎停滞的国内市场，因塔思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增加手机键盘或手机屏幕等新的零配件品质，加大对海外市场的投资。单单在天津，今年追加了1300万美元新建第三家工厂，在上海也刚刚设厂生产手机天线 —— 这是第一家与三星无关的工厂，或许上海的新厂是因塔思迈出三星大树的第一步。

按照韩国的《中小企业法》，早在2005年收入超过3亿美元的因塔思通过政府设定的三年观察期后，从今年元旦起正式成为大企业，而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小企业 ——只是，还在三星的大树下。

《东企》：设立中小企业厅的缘由是什么？

宋在希：韩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8%，就业人员占88.7%，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根”。根粗长，树才可以茁壮。为了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政府设立了支援中小企业的专门机构，1996年又把之前的产业资源部属下的中小企业局升格为独立的中小企业厅。

《东企》：中小企业厅的具体职能是什么？

宋在希：一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二是帮助解决日常经营困难。提高竞争力方面，帮助他们技术革新或经营革新，提供研发资金，培育创意产业等；日常经营方面，则是帮他们解决资金上的不足或人才不够或销路不好等问题。以今年为例，政府拿出4300亿韩元以补助金形式帮助他们研发。还有，在改进设备、设施时，政府也会提供3到5年的低息长期贷款。

《东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有什么演变？

宋在希：1980年之前，对于中小企业是实行保护政策，如大企业无法进入中小企业专门的业种、领域等，有壁垒设置。但进入90年代，韩国加入WTO，接着又经历了金融危机，所以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也转变为提升竞争力，不再是单纯的保护。政府把优秀的中小企业集中起来，通过“风险企业”政策帮助他们提升竞争力。进入21世纪，中小企业面临全球竞争，我们计划是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东企》：可是在我们印象中，政府好像对大企业更为友好？

宋在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政府的扶持战略的确是以大企业为中心，不过这些大企业的供应商实为众多的中小企业，如三星手机的零部件中80%来自中小企业的供货，三星的功能只是组装和品牌管理和市场渠道。大企业成长的话，中小企业也同伴成长。就像手背手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同伴生长”的。

《东企》：有多少中小企业是与大企业“同伴生长”的？

宋在希：韩国的中小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专门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从属型企业，制造业中60%的中小企业基本都是从属型；第二类，与大企业无关的独立企业，经营自有品牌，多为服务行业；第三类是前两者的混合。

《东企》：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什么变化？

宋在希：大企业倒闭让政府意识到大企业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下一个阶段将是中小企业的时代，大规模生产不再是引导者，现在越来越是适合中小企业的个性化体验经济。当时就出台了“风险企业”扶持政策。

《东企》：“风险企业”政策实行快10年了，获得什么成果？

宋在希：政策引导那些从大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出来创业的人员进入产业，给他们颁发风险企业认证书。目前有14000个风险企业，年产值过千亿的企业有100多个，大部分属于IT领域，所以我们国家的IT产业发展很快。

《东企》：产生自中小企业的新技术多吗？

宋在希：技术开发的源泉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出口额占到整个韩国出口额的32%，我们称之为“蚂蚁军团”。大企业的68%份额中，零部件也都来自中小企业。李明博总统说过，中小企业活跃了，韩国经济才能复兴。大企业可以自我发展，但中小企业需要支援，需要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亚洲，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orea Exchange，KRX）是第一家把证券市场的主板（韩国证券交易所，KSE）、创业板（科斯达克市场，KOSDAQ）和期货市场（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X）这三大市场整合为统一市场的交易所，经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及期货、期权等衍生商品等多种商品。在2005年1月韩交所成立之前，韩国的证券市场主要为国内企业服务，整合之后开始迈向海外，计划到2010年成为“东北亚最佳资本市场”、2015年进入全球前7大交易所行列。

三年来，韩交所国际化举措颇多，最新的进展便是4月24日在中国北京正式获准设立第一个海外办事处。4月28日，韩交所理事长李正焕刚从北京回来就在坐落于俗称“韩国华尔街”的汝矣岛的韩交所办公室接受了《东方企业家》的专访。

《东企》：韩交所迄今吸引了多少家外国企业在韩国上市？相比于纽约、伦敦、香港等交易所，韩交所具有什么独特优势？

李正焕：从去年8月开始，陆续有3家中国公司在韩交所挂牌上市，三诺是第一家在韩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华丰纺织是第一家在韩交所主板市场上市的外国公司，今年1月高纬电子在科斯达克上市。此外，有17家中国公司、3家美国公司和3家日本公司，总共23家外国公司与韩国券商签署了上市承销协议，今年有望在韩交所上市。

比起其他交易所，韩交所的优势应首推低廉的上市费用，韩国的承销费用约占融资额的5~7%，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是全球最低的。另外，在韩交所挂牌上市的公司一半以上属于制造业，投资者对制造业理解深入，市盈率相对较高 —— 以2007年底为基准，市场平均市盈率为16.84，制造业市盈率为19.19，因此制造业企业能以较高的价格公募上市。近年来，中韩两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加之产业结构类似等原因，韩国投资者对中国企业比较认可。不仅如此，韩交所具有丰富的流动性，赴韩上市的中国企业上市后可持续融资的空间较大。自2005年1月整合以来，韩交所全面推动中国企业赴韩上市，东北三省、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都是我们推介的重点。

《东企》：韩交所为什么把自身定位为“东北亚最佳资本市场”？

李正焕：我们所谓的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蒙古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除了地理位置，韩交所提出这一定位有一定根据：在衍生品市场，以最受欢迎的KOSPI 200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来说，我们是世界第一，股指期货是世界第三；以证券交易量来衡量，韩交所在全球排名第九。我们并不打算成为东北亚最大的交易所，而是最佳资本市场。

为此，韩交所不仅积极推动交易所自身上市、推动外国企业赴韩上市，而且与境外交易所展开全面合作，比如去年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达成合作协议，为KOSPI 200股指期货在CME全球交易系统交易打下了基础，今年也将与欧洲交易所(Euronext)洽谈类似的合作。另外，我们IT交易系统非常发达，去年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出口了债券交易系统。通过这样的技术援助，韩交所还帮助柬埔寨、老挝、蒙古等这些亚洲新兴市场开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的建设，目前没有其他亚洲交易所做我们这样的事情。

《东企》：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有香港、上海，日本有东京、大阪等证交所，韩交所如何与这些强有力的对手竞争？

李正焕：目前，外国人在韩国证券市场的持股比率已达到30.7%，而且境外投资者分布也比较广泛：美国36.3%、日本8.8%、英国7.4%，韩交所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交易所。近年来，各国资本市场在竞争的同时，也进行着紧密的合作。韩交所在中国争取企业赴韩上市可以说是与中国的交易所竞争，但是我们同上海、深圳的交易所也签有合作备忘录进行市场信息互换，就在不久前，韩交所与中国指数有限公司就双方在指数业务的合作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友好的竞争与合作，提高在全球市场中亚洲市场的地位，是亚洲地区交易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东企》：李明博总统上台后，韩国政府计划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这对韩交所将产生什么影响？

李正焕：对李明博政府正在贯彻实行的亲商政策，我们非常欢迎。制造业一向在韩国经济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造船、IT半导体、汽车、化工、钢铁这五大制造业在全球名列前茅，相比之下，金融服务业就比较滞后。去年7月，韩国政府通过了名为《资本市场与投资服务法》(又名“金融服务整合法”)的新法律，经过18个月准备期后，将从明年2月起生效。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目的是培育金融服务业这一新兴产业，并且把金融业从政府主导转变为以投资者为中心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体系。不过，伴随着管制的放松，交易所垄断的格局有可能被打破，从长远来看，会出现新的交易所、另类交易系统，或者出现大型投资银行与交易所开展激烈的竞争。为此，韩交所将通过提高投资者便利和降低交易费用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来提高自身竞争力。

《东企》：目前外资持股占韩交所总市值近三分之一，在全球次贷危机日益严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外资撤离韩国的风险大不大？如何防御？

李正焕：自1992年1月韩国开放资本市场以来，外国投资者持股比率持续增长，到2004年8月4日顶峰时为42.3%，从那时起开始回落。去年夏天开始蔓延的次贷危机让2007年全年出售股票净额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23.8万亿韩元，到今年4月23日，这一势头仍在持续，外国人持股比例为30.7%，出售股票净额达到14.7万亿韩元（1美元约合1000韩元）。尽管外国投资者持续抛售，但是对市场影响不大：2007年在全球43家交易所中，韩国证券市场指数（KOSPI）增长率位居第7位，涨幅达到32%；与2007年末相比，2008年4月23日的跌幅只有5%.金融市场不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是外国投资者出售韩国股票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虑到资金供给稳定、韩国经济颇具规模，以及新政府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政策等综合因素，这一难关是可以克服的。目前，韩国市场的投资魅力依然高涨，KOSPI即将被编入英国《金融时报》富时指数（FTSE）说明了这点。韩交所将继续扩大境外公司上市、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股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的同时，并积极开发碳排放权、原材料等新的衍生商品，大力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市场，来实现我们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