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经常路过很多地方，既然是路过，自然，我的身份就是过客，一个过客，即便路过的次数再多，也无法触及一片地理的内部结构。直到如今，我对往返多年、貌似熟悉的很多地方，了解也仅限于表面。这种不求甚解式的习惯，也随之反射在我对很多事物的理解上。它，本就这样，理应如此，从未探究过深层的肌理，比如为何这样、怎会如此？这样的思维习惯，着实令人惭愧。
我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多具有同样思维习惯的“我们”。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庸庸碌碌的表现，对一个群体或民族来说，这是缺乏文化自觉的表现。不管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乐于守成、故步自封、盲目短见，这是有悖于时代的考验和穆斯林群体的迫切需求的。
这是需要打破的惯性思维。现实的大棒，已经不容许个人懵懂度日。我们需要思考，需要进入民族肌理的深处，去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在“为何会这样，怎么会如此”的自省中迈步向前。
在我并不深入的思考当中，身处在眼前这个大时代下的穆斯林，最为迫切的需求有两样：内强素质和外树形象——词汇虽被用滥，可其功效刚好对症。外树形象需要整体的觉醒和表达去实现——我曾在一篇随笔《从反面辩诬走向正面表达》中粗浅谈过，而内强素质则需要完善的教育体系来完成，这也是这篇文章要说的内容。
教育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对于当前的中国穆斯林社会，却依然是新鲜的，或者说是需要大谈特谈的。
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穆斯林群体⻓期积弱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落后，回溯到最原初的地方，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对此，我做过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最后总结出传统、流亡、地缘三个关键元素。经过时光的搅拌，这些元素密集的凝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进不去也出不来的封闭式存在。封闭，在一定意义上对应着落后，守旧，乃至消亡。最严重的封闭，就是教育的缺席或者对其的规避，教育进不去，人就出不来。因此可以说，教育的缺失和无力，是导致落后的最大因素。
漫漫教育路，需要回顾以借鉴省悟。
回溯传统，还得回到历史当中。
依着史学家的记载，伊斯兰传入中国，是在唐永徽二年。那些漂洋过海，来自西亚的商客，出于种种原因，有一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准备在这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娶妻生子，安息度日。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融入的问题。
与异质文化的对接，最简单和有效的，首先是商业的融汇。这刚好符合来华穆斯林商客的身份。他们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积极地投入到了商贸往来，货币互易当中，乃至在唐以后的几百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这种单一的生态。以至于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这些高鼻深目的蕃客，全都是腰缠万贯，珠光宝气的富翁。尽管后来（宋代），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已经具有了一半抑或更多的中国血统，可这些，并未改变他们最原初的族群传统——经商。
唐宋以后，在华的穆斯林身份发生了变化。元代伊始，因为和蒙元帝国的种种关系交织，穆斯林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权利的最高庙堂之上；大臣、将军和各地的行政长官中，都出现了穆斯林的身影，打破了先前几百年间只重经商的唯一传统。可惜好景不长，在元代建国不足百年随即暗淡落幕的现实下，穆斯林无可避免的又回到了之前的社会位置，甚至大不如前。
那么唐宋元三代中穆斯林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大致罗列了一下：“唐宣宗时期（公元847——859年）的广州，穆斯林先民们在蕃客聚居之地开设“依伊斯兰⻛俗治理穆斯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回族教育史》）的教育形式，来履行“求知是穆斯林的天命”这一圣训。所谓“伊斯兰⻛俗”，实则是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制度，因为当时的中国，穆斯林没有特定的教育模式可以遵循，所以照搬了阿拉伯世界即有的父传子受式的教育方法，从而奠定了穆斯林在中国的信仰教育之雏形。
时至北宋年间，穆斯林在各地已零星开设了学堂。其教育模式，依旧沿袭了唐代的蕃坊阿拉伯社会的教育形式。有些远见的穆斯林在接受信仰教育的同时，也逐渐接受汉文化的汲取学习。广州和泉州一带，程思孟曾“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入学。”（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见《蒲寿庚考》）此外，宋代官厅也设有“蕃学”，其中不乏穆斯林子弟的身影，甚至还有应试做官者。
唐宋以后，穆斯林教育逐渐以官方形式出现，如元代设立的“回回国子学”，便是一家以学习波斯文来繁荣经济流通的的教育机构。但其受教人群局限很大，多为公卿大夫和富商子弟。”
可以看出，唐宋元是中国穆斯林或穆斯林在中国的最好时期，不管生活、商业、教育都比较自由，没有外部牵制。虽然如此，教育还是没有完全普及，甚至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可以享受，或者一部分人才有这份觉悟；绝大多数，依然游离在学堂大⻔的外面，依旧跋涉在积极融入这片土地的努力当中。也可以说，在几百年的传统中，大部分穆斯林的生活状态里只有经商和融入，没有教育。
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民族文化心理：小富即安。只要会做生意，能赚钱，让家庭生活富裕，其目的或目标已经达到，生活追求已经完成；而文化建设则陷入了“集体无意识”。
到明清之际，穆斯林在中国的处境渐渐变得艰难。或者说，明代是中国穆斯林生存状态的一个分水岭。从洪武元年推出的民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禁本族自相嫁娶），到清代咸同年间的极端暴力压迫，让业已成为中国土著居民的穆斯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劫难。尤其在清朝统治者的铁骑⻓矛下，千千万万的穆斯林流离失所，妇孺老幼向西望东，从富饶的八百里秦川一路扶摇，最后分化散落在无穷无尽的⻩土大山里，挣扎在千沟万壑的贫瘠绝地间。他们时时刻刻担心着从背后呼啸而至的追兵，他们不知道明晚的身躯将在哪里安歇、同行的逃难者中有谁会永久地安睡在脚下陌生的土地......
从此，穆斯林不用关心如何融入的问题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安定下来，如何在流亡中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的问题。
当然，也就在明清之际，穆斯林群体出现了诸如胡登洲太师（陕西学派）、常志美、李永寿（山东学派）、马复初、马联元（云南学派）、王宽等一批宗师级教育家。然而身处夹缝，他们的教育理念虽然流传深远，但在当时，随着社会的动荡，始终无法保持一种恒定的状态。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穆斯林在中国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中国穆斯林的信仰有今日的传承和接续，与明清这些大阿訇大学者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时，陕西咸阳大阿訇胡登洲目睹中国回教教育不振，“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他改革了历代以口头传授经文的方法，大量购买伊斯兰经典，并将学生招入自己家中，半工半读，随着学生日众，又结合了伊斯兰世界的清真寺办学形式和中国私塾教育模式，将课堂移到了清真寺里，慢慢的形成了现在所说的“经堂”。四方求学者接踵而至，可谓终结了中国穆斯林教育百代低迷的现象，终开一代之⻛气。至于“明代以前，清真寺内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随着“经堂”教育模式的日渐成熟，胡太师⻔下的弟子也日益繁盛。时至第四代传人之际，更是学者辈出。其中如“周老爷时，学问更为渊博，其讲解之严密，追求之细致，较前大为进步。而回文大学之林立，人才之辈出，亦皆在此时。”（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至此，中国穆斯林教育史上的“陕西学派”也终以一个完善的教育模式出现在中国大地。清代前期，受“陕西学派”的启发和影响，常志美（胡太师第五代弟子）创立了“山东学派”；相对于“陕西学派”在西北、中原等地的繁盛，“山东学派”的弟子多来自华北和东北诸省。清代中后期，马德新在云南创立了“云南学派”，马联元等著名经师积极致力于伊斯兰典籍的译著，推动了当地经堂教育的发展，办学之风曾盛极一时。
中国穆斯林教育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唐宋元以来，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随着日渐深入的汉文化影响，穆斯林固有的信仰和操守随时面临着被异化的可能，同时，明清两朝推行的民族同化、压迫政策也刺伤了穆斯林群体的情感，加深了信仰遗落的忧患。胡太师和经堂教育的适时出现，以及后代学人的响应和扩展，实则是穆斯林群体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性心理需求，其启迪至今仍见意义。
至此，胡登洲太师在历史性空隙中，以经堂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穆斯林教育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时至清末民初，随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积弱的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正式步入内外交困，动荡不安的时期。从现代的视⻆来看，或许也就是这个历史机缘，反而给历来屡遭压制的穆斯林教育给出了喘息的机会。也有学者说，近代的穆斯林教育是在民国政府和北洋政权无暇干涉的夹缝里成长起来的。在内患外辱一时并至的危难时局下，穆斯林当中的有识之士也受到“教育救国”思潮的启发，在各地兴起了开办民族教育的热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王宽，童琮等人。
1907年，王宽大阿訇从土耳其等国游学回来，力主“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的理念，在北京开办了“回教师范学堂”，同时在牛街创立“京师清真第一学堂”。其治学理念，是在明清经堂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改良，将穆斯林教育系统进行了升级。经堂教育是“退守教育”，满拉的学习框定在伊斯兰典籍的范畴之内，而王宽阿訇主导的教育理念是中阿并授，让学生在主修伊斯兰经典的同时，也学习汉文化和普通的科学知识，其目的是要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穆斯林人才，穆斯林新式教育也由此步入开端。
受王宽阿訇的教育理念影响，新式的穆斯林学校在各地竞相崛起，如之后的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等，在马松亭、唐柯三、达浦生、哈德成等先辈的努力下，从小学、中学到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穆斯林教育终于走进了系统和现代。
王宽大阿訇，以阿汉并授的施教理念，开创了中国穆斯林教育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然而就在这个教育辉煌的时期，伴随整体穆斯林的生存处境，依然是颠沛流亡，疲于奔命。二战以下，世界进入冷战。中国内部却如火如荼，宗教、文化、民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大背景下，寺⻔被关，阿訇被捕，典籍被烧，穆斯林教育消弭殆尽，前辈根基，付诸一炬。信仰教育呈一片真空，整整延续了近二十年。
直到改革开放，民族宗教政策解冻。这是新的历史开端，穆斯林的生活状态步入正轨。无需再关心用异域的面容去融入当地的问题，因为，经过一千多年的血脉交融，他们早就成了纯正的中国人了。也不用担心身后的追兵，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流亡和牺牲，他们挺过来了，终于可以缓口气安定下来了。
接着，就该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生存，首先对应的是地缘——也就是穆斯林生活在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中，以及这些地方对穆斯林生活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无需赘述，大西北绵延无尽的⻩土高原，甘宁青苍茫无限的皴山褶海，无水的绝地，焦灼的沟壑，成了穆斯林的栖息地，成了后代穆斯林的故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最迫切最需解决的，首先就是如何生存，如何生息度日。之后的光阴里，赶牛羊，开饭馆，跑大⻋，进藏区，摆摊设点，小倒小卖等等一切最底层的营生，全都成了穆斯林瞩目的行业。只要能挣钱，能养家糊口，再苦再累也要干，也想干。这一干，就干成了几代人的事业。
清真寺的大门，也在渐次打开，尘封的经堂桌椅一扫灰霾。信仰教育，在清真寺里逐渐回暖。全国范围里，负笈而来的满拉学子络绎不绝；甘肃、青海、云南等地成为信仰教育重地。这一时期，但凡清真寺，便有满拉；声望在外的阿訇开学，其经堂必然饱满。一时，念经求学成为穆斯林家庭的择业首选。重创之后，一个民族的疗伤方才开始。
与此同时，相对于清真寺经堂教育，有思想见识的民间人士也未空闲。他们在积极支持经堂教育的同时，也思考着、探索者更为贴合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如河州白哈阿訇诸人，在其多方奔走呼告之下，新的教育模式终于诞生，即阿校模式。这种模式实则是延续了王宽大阿訇的思路，重走成达师范的路径。依托阿校教育，规模宏大的留学潮也持续了三十多年......其后的状况，不必赘述。
可以望见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无论清真寺抑或阿语学校，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阿訇学者相继走出，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教育在中国当下的中流砥柱。这一时期，是穆斯林信仰教育的第三个黄金时期。
走到当下，社会格局日趋复杂，大步流星的城市化进程将社会带入了普遍的浮躁和功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求知状态于纷繁的多媒体时代，显然已成为明日黄花。而这只是初级的考验。教育的尴尬，正用另一副面孔堂皇登台：信仰教育的瓶颈，越勒越细；承接步履的道路，逼近了悬崖；理念的更新已迫在眉睫，旧药方无法医治新的病痛。
三十年前的教育道路走到今天，已到尽头。路到穷时向何处？这一问，响若惊雷。
或许一条新的道路的出现，需要的不仅是人的努力和时间的绵延；更起作用的，是某个时期的终结和新的历史的开始。你我能做的，只能是在眼下无路的罅隙间，尽量探一两步可容得下脚尖的实地。在无法筑高的处境下，先维护尚能锥立的地基。
是的，我想起了脚能踏到实地的那些年，父亲从“邦达”回来，把我从熟睡的被窝里叫醒。洗个脸，吃点东西，然后拿出“尔曼”，从“法蒂赫”，三个“顾里”，一天天地教念。五六岁的孩子，最是记性好。父亲让我诵念的，很快就跟着他念熟了。念熟之后，每天清晨，父亲抽查考试，多次复习，很快就能背诵了。
后来也短暂习学过其他经文，但时至今日，我拜中使用次数最多，背诵最流利准确的，是父亲儿时教我诵念的那些经文短章。
父亲去“撇申”“迪格”，都会把我带在身边，大手牵小手走进寺⻔。打铃上拜，我在殿檐台阶上玩，又或是跟着父亲进入殿内站在一列排开的班子中，都由我做主，父亲不命令。几岁大的年纪，心灵是一张白纸。父亲的行为神情，会在白纸上留下痕迹，深如镌刻。
光阴跑的飞快，就像成人之后的腿脚。可不管跑到哪里，身在滚滚浊流之中，父亲神情肃穆，面西而立的背影，总会不时地浮现出来，让人心里一震，脑中一清。
疫情期间，每每在家礼拜，都会有意无意地让孩子来书房里玩。孩子玩耍时，不时转头看着拜毯上的父亲，眼里带着好奇。有时候他顽皮，父亲一叩下头去，孩子就跑过来骑在后者脖子上，趴在其脊背上，父亲于是便低伏不动，待孩子见父亲没有反应，不陪他们玩耍，无趣地爬下颈背，父亲才继续礼拜。天长日久，这敬畏顺从的身影，会刻进孩子纯洁的心底。
这是儿时的启蒙，是家道门风的熏陶。若有什么能从小到老，生而不灭，那便是父母一以贯之，潜移默化的力道。有一种声音，会脉脉钻进他的耳朵；有一种动作，会时时映入他的眼睛；有一棵种子，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日，从他心里开出美丽的花。
扭曲的时代，不禁要发声保全眼下，更要思虑无路处的出路。天道于人心，而在未来不息的传承，下一步是孩子们。
（作者2015年5月初稿，2019年疫情期间有修订；搬运时有个别字词和标点调整。）
作者：MTZ@《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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