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石】006: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

本文节选自《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书的第十章“新的时代:在接近中疏远的两个世界”第六节“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仅供学习使用,侵删;转发请注明原作者及相关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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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紧张的争端之一,是因以色列的占领而出现的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对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影响,要远比西方专家们通常估计和承认的程度深刻得多。伊斯兰世界并没有把巴勒斯坦问题看成是一个单纯的领土争端,而是一个事关公正和人类的重要问题。而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则一直试图通过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者化,让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以色列政府到处散布自己身处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和平、民主和生存进行着斗争,为了争取西方国家和舆论的支持动用了从政治到媒体、从经济到游说集团、从电影到外交的覆盖广泛的一整套工具。西方舆论以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谈论的诸多理由对以色列编造的故事照单全收,由此成为这个中东最大争端的一方,有意无意地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当然,在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反对以色列的占领政策和对法律的践踏,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但总体上来看,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双重标准和背叛。1967年以后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并宣布这里为自己的“永久首都”,把地区的紧张形势带向了临界点。除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之外,以色列占领者(“定居者”)在某些时期企图占领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使巴勒斯坦问题具有了超出政治问题的一个宗教维度。

从 1917 年的《贝尔福宣言》开始到 1948 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出现一个以色列国为止的过程,是现代中东历史上最大的断裂之一。巴勒斯坦人因一个既成事实失去了千百年来繁衍生息的家园,尤其是在 1967 年的阿以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经受巨大伤痛的时期。现代阿拉伯政治的历史,同时也是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领的历史。从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在埃及的崛起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策,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的成立到真主党的出现,从1969年耶路撒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立到美国的中东政策,当代阿拉伯政治史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1]"巴勒斯坦,在任何时候都不仅仅是一个阿拉伯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土耳其到印度尼西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阿拉伯世界中,阿拉伯联军在对以色列军队作战中遭受的损失,成为现代阿拉伯和中东历史中一个巨大的创伤。[2]

西方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支持,是1917年以来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紧张的主线之一。犹太复国主义自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在中东地区以外的“大国”(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实施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计划,而且对此毫不隐晦。[3]B从1917年到1948年期间主要得到英国支持的这一运动,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将重心转移到了美国。除了美国政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冷战期间努力寻求拥有巨大财富和重要影响力的犹太实业家、政治家、媒体人士和艺术家们的支持,在中东的腹地不断加强同西方的关系,执行了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保持敌对和冲突的政策。以色列在这一框架下实施的“与区域外大国结盟”战略,被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视为殖民主义和十字军东征一个新版本。欧洲因犹太人大屠杀所怀有的“负罪感”和美国的地区利益,一方面赋予了以色列政府及其扩张政策的合法性,同时也正在发挥将巴勒斯坦领土的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受侮辱和遭流放合理化的功能。美国右翼和基督教阶层以宗教和政治的借口对以色列给予的完全支持,构成了美国社会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紧张关系的一条主线。[4]

今天,在对美国政府和舆论影响巨大的犹太游说集团的努力下,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继续成为导致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5]正如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论调中那样,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文化和种族的范式化得到了有效的运用。犹太游说集团不断重复并动用一切手段扩散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这一论调。我们可以借用1962年上映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这样一句话:在西方人眼中,阿拉伯人是“离不开聪明的西方人的保护、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一群人。[6]这种描述充斥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就这样,巴勒斯坦问题的起因,就不再是以色列的占领和扩张政策,而成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所谓不民主的传统、不妥协的立场和落后等。巴勒斯坦人被贴上了“主张暴力、反对和平、恐怖分子”这类标签。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把真正的受害者变成罪魁祸首。[7]在一位支持以色列的作家看来,问题“不是占领,不是(犹太人)定居者,更不是以色列的野蛮侵略。真正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缺乏与其他人和平相处的能力”。[8]犹太游说集团为了给这种论调提供依据,大量使用了庸俗东方主义构建起来的扭曲了的伊斯兰和阿拉伯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充当伊斯兰威胁论旗手的那些人,同时也是犹太游说集团的活跃分子。这种情况无疑不是一个巧合。[9]

巴勒斯坦问题与犹太游说集团和庸俗东方主义交集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2005年为美国犹太人领袖提交一份报告的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伦茨有关“请把巴勒斯坦人称为阿拉伯人”的建议。这一表述,粗看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事实上却是以色列为了将其占领和暴力政策合法化而在后来经常使用的一个宣传工具。因为“巴勒斯坦人”一词,让人联想到的是“难民营、权利被剥夺和压迫”,而“阿拉伯人”一词带来的联想却是“富裕、石油和伊斯兰教”。“巴勒斯坦人”表示的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民族,而且是遭受迫害和不公正的一个社会,而“阿拉伯人”则在西方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会唤起许多负面的记忆。而且这种称谓方式也为以色列当局在“阿拉伯人如果想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完全可以把巴勒斯坦人接纳到自己的国家,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暗示中所表达出的立场提供心理基础。这种说法的逻辑是,如果说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经受苦难,那么责任也不在富裕、繁荣和民主的以色列,而在专制和冷漠的阿拉伯各国政府。在伦茨看来,美国的犹太组织在对巴勒斯坦人的心理战中应该把这种区别当成一个战略工具来使用。[10]

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是这样一个痛苦和令人不安的现实:“占领另外一个民族,需要并且能够滋养种族主义。”[11]犹太复国主义面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之所以披上种族主义者的外衣,原因应该从这里来寻找。为了从政治、思维和道德上将持续了几十年的无理和无人道的占领合法化,必须始终把阿拉伯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呈现为罪犯、主张暴力的人和恐怖分子等形象。而这带来的结果是,一种针对某个群体(其实几乎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的单一的、谴责性的、归根结底是种族主义的范式化将得以构建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反对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巨大不公的所有人就会被冠上支持恐怖主义等罪名。甚至连吉米·卡特也因为说了占领和歧视政策让以色列变成了一个“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这样的话而受到了声势浩大的攻击,被指责为狂热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一位前任的美国总统都会受到这样的对待,那么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普通人,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在遭受什么样的攻击![12]

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政府的不满,并非基于反犹太主义这种敌视犹太人和种族主义的说辞,而是与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领和巴勒斯坦人民遭无视有关。[13]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与各种犹太人群体发生过对峙和冲突。这类经历也确实常常鼓励了反犹太人的言论。但归根结底,反犹太主义是基督教和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以色列的不满,针对的并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而是这个国家所实行的占领和侵略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中没有任何反犹太主义的言论。煽动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的言论必须遭到否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对象是犹太人,就对一个人、组织或政治实体采取种族主义的和歧视性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把敌视犹太人与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们表现出应有的审慎,是政治和道德责任的一种要求。

把针对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划等号,是犹太游说集团及其宣传机器手中的有效工具之一。将每一个不同意见都视为“为了消灭以色列的存在而迈出的一步”,会使争论脱离理性的基础而走向存在主义的和零和的层面。从爱德华·赛义德到吉米·卡特,反对以色列占领,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应该在公正、合理和平等的基础上生活的所有人都被贴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被游说集团娴熟运用的这种论调,把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批评构想成了种族主义和歧视。其目的是为了压制反对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批评之声。但真正的双重标准是:来自于西方的对以色列批评被当成政治学说遭到回绝,而来自于伊斯兰世界的反对则被宣布为反犹太主义、原教旨主义、暴力崇拜、极端主义,并由此变成了立刻会被西方舆论拒绝的言辞。[14]更有甚者,当批评是针对以色列的时候,就不再是言论自由的权力了。系统性的新闻审查以及记者和评论员认同的自我审查,排除了开展公正和健康的讨论的可能。巴勒斯坦问题由此便与当代新闻标准、言论自由和公平代表这些在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中占中心位置的话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里也有必要说明,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的人中也包括犹太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15]

伊斯玛仪·法鲁基在1980年撰写的《伊斯兰与以色列问题》一书中说,随着巴勒斯坦领土被占而出现的以色列问题同时导致了伊斯兰、基督教世界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被视为十字军东征的一种延续或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但“以色列问题”,既是这些,也是比这些还要多的一个事物。西方殖民势力为了填补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想要通过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延续他们在中东的存在。这样,现代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独立而终结,反而通过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了。有别于传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因其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欧洲的殖民图谋而得到了支持。法鲁基认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国对西方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就源于这里。因此法鲁基说,必须把犹太教和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区别开来。直到今天,他还在非常执着地强调着这种区别。[16]

巴勒斯坦领土和人民被占领的事实,既毒害了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也毒害了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或是加沙的每一个事件,都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导致穆斯林、犹太人和西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使理性的对话丧失基础。犹太游说集团以不人道和妖魔化的形象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禁锢,美国政府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欧洲国家对以色列执行的践踏国际法的政策总体上保持的沉默和无动于衷,当然直接影响着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并催生出怀疑、愤怒和敌视这类情感。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应得的自由、独立、有尊严的生活和合理的政治秩序,不仅能够带来中东政治一个根本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将消除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关系高度紧张的一条主线。[17]

《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

ISBN 978-7-5104-6572-7

作者:(土)易卜拉欣·卡伦

译者:夏勇敏、汤剑昆、范珣、陈彦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8(2018.9重印)

以为下来自关于本书的豆瓣书评

易卜拉欣·卡伦博士、副教授,1992年毕业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系,后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以有关穆拉·萨德拉的存在观和知识哲学的论文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人文科学和比较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和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担任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学科教员,在土耳其宗教基金会伊斯兰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2005年至2009年任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创始主席,2009年任土耳其总理首席顾问,2012年任总理府副署长,2014年起任总统府大使衔副秘书长和总统府发言人。著有一系列有关伊斯兰哲学、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书籍和文章,曾在国内外报纸、电视台和通讯社发表过众多的文章、评论和访谈录。


不管从政治和思想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确实是当今世界最根本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书梳理了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社会关系发展历史的主线,关注和分析了那些游离于主线之外并常常被忽略的细节和差异,回顾了漫长历史进程中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比较全面、客观、辩证地展现了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社会关系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联、分歧和冲突。


[1] 要了解巴勒斯坦问题在当代阿拉伯政治史中的地位和对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影响,参见米尔顿·维奥斯特:《来自东方的风暴: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西方之间的斗争》(现代图书馆,2006 年,纽约)。
[2] 奥利弗·罗伊:《中东的政策混乱》(赫斯特公司,2007年,伦敦),第74页。
[3] 鲍斯·埃夫龙:《犹大人国家或以色列民族?》(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5 年,布鲁明顿),第 133 页。
[4] 要了解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认知方式的影响,参见道格拉斯·利特尔:《美国东方主义:1945年以来美利坚合众国与中东》(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2008年,教堂山),第77-115页。
[5] 要了解犹太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史蒂芬·沃尔特合著的《犹太游说集团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2007年,纽约)。
[6] 拉尔夫·布莱依班蒂:《伊斯兰世界的天性与结构》(国际战略与政策研究所,1995年,芝加哥),第6页。
[7] 爱德华·赛义德和克里斯托夫·希钦斯编撰:《谴责受害者:伪学术与巴勒斯坦问题》(维尔索,1998年,伦敦)。这本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从根本上批判了那些试图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真实性、把以色列占领政策合法化的学术研究。
[8] 罗伯特·菲斯科在《在美国恐惧和学习》(《独立报》,2002年4月17日)一文中转引了专栏作家哈莫娜的这句话。
[9] 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列举帕梅拉·盖勒、罗伯特·斯潘塞、大卫·霍洛维茨和史蒂夫·艾默生这样的名字。要了解这些人和相关组织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工业”中扮演的角色,参见纳坦·李恩:《伊斯兰恐惧症工业》(普罗托出版社,2012年),第119-136页和http://www.cair.com/images/islamophobia/Legislating-Fear.pdf。另见易卜拉欣·卡伦:《伊斯兰恐惧症与21世纪民粹主义的挑战》(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 彼得·贝纳特:《犹太复国主义危机》(皮卡多,2012年,纽约),第45页。
[11] 贝纳特:《犹太复国主义危机》,第24页。
[12] 吉米·卡特:《巴勒斯坦:要和平而不是种族隔离》(西蒙和舒斯特书店,2007年,纽约)。
[13] 阿穆尔:《伊斯兰、基督教和西方》,第147—166页。
[14] 欧美媒体对以色列侵权行为的消息封锁、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压制和掩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因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这个话题,只能概括性地告诉读者,这个话题对于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以及形象塑造过程极其重要。关于这个话题,请参见克里斯托夫·梅胡和迈克尔·亚当斯合著的《它不能被发表:揭秘中东》(西格纳出版社,1975年,2006年再版,牛津)。在这本基于第一手资料和亲身体验,却几乎被人为埋没的研究著作中,作者详细讲述了可能对以色列不利的消息是如何被英国媒体封锁和冲淡的。要了解西方媒体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事件时所采用的掩盖和美化手段,参见爱德华·赛义德:《覆盖伊斯兰:媒体和专家如何决定我们怎样看待世界的其他地方》(酿酒坊书局,2007年,重审版,纽约)。这部作品的题目非常意味深长,既有报道的意思,也有掩盖的意思。
[15] 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新闻和学术界的例子。其中请参见艾维·史莱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维尔索,2009年,伦敦),第366—372页。另见诺尔曼·芬克尔斯坦:《大屠杀工业:对开发犹太人受难的反应》(维尔索书局,2000年,纽约)。
[16] 伊斯玛仪·拉杰·法鲁基:《伊斯兰与以色列问题》(欧洲伊斯兰理事会,1980年,伦敦)。爱德华·赛义德也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类似的批判。参见爱德华·赛义德:《巴勒斯坦问题》(酿酒坊书局,1980年,纽约)。
[17] 爱德华·赛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以及路线图》(布鲁穆斯布里,2004年,伦敦)。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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