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陝西實驗藝術
第一届西安社区(艺术)实践季论坛活动,以“回到地方,进入现场,投身生活的社区艺术实践”为主题,邀请各方艺术家,以“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生活艺术家、社区实践中的各方主体、社会性艺术及其教育的构建”等四个议题,谈论社区艺术的现实与发展。让我们以艺术为名,以社区这样微小而具体的特定区域为载体、为价值、为对象、为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去行动、去营造,完成“艺术-社会”的双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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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个人做的一些策展跟作品大概在2014年的北京红砖当代艺术馆(无地之爱)已经展示过一次了,今天就回到我们现在的展场呈现上来。
“乡建中国”这个计划从2016年开始做,陆陆续续做了很久,因为内容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介绍。2021年4月9号到5月7号,也就是展览的同期,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两天的会议,叫做“乡建实践者大会”,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建筑师,规划师,当地的环保团和村民,没有艺术家,因为不熟,就没敢邀请。最后我们整合了一个特别大的资料库,且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增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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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不太赞同我们在做的事被称为艺术介入社会,这是非常蠢蛋的,就好像在暗示艺术外于社会,社会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分开,否则艺术怎么介入社会?我们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你做不做,你都是这个社会既定的利益阶级或既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重点是你怎么翻译你自己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跟自身的工作做反省,反省以后才有办法跟社会碰在一块。虽然英文叫做说Socially Engaged Art,但是我觉得艺术介入社会是个特别不好的说法。
第二个是社会性艺术这个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社会性艺术”这个词应该是我第一个如此使用的,我那时候用英文词跟我们现在谈的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来说社会艺术叫social art;而我那时用的是sociality of art,是艺术的社会性,也时候也用 Societal art, 不是一般认为的“社会艺术”。早在18世纪初现代性之初,法国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一派是河左岸,整体都在搞人民公社,搞art for people。另外一派就是河右岸,比如大家熟知的印象派。法国印象派的那些人反对两种艺术,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嫌没有艺术家的主体性;一种是为皇家服务的,比如说拿一个commission就帮忙皇室贵族画画肖像,所以他们只能排斥性地建立自己的艺术主体,就是我不为人民服务,也不为贵族服务,只为自己服务,自己做艺术,art for art sake, 艺术只为自己服务。这群人其实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把问题推给别人。我在转译成中文的时候,特别用sociality这个词来取代social,因为现在social变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而sociality这个词从16世纪在英文中就有一个非常淳朴的概念,我跟你手拉手一起干一件事,手拉手的概念是社会层次的,不是我跟你朋友圈见过的那种关系。
我们其实一直在筹谋我们自己的乡土,我们并非存在于本质上固定的、凝固不动的地方。我们是边住边改造,也就是寓居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的话,工业化从未停止过,大概从1980年开始,政府颁布城镇化的政策,土地慢慢私有化,农村盖上了房子,农民上了楼。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奉献给工业,然后再把农村的剩余转变成城镇化,2000年后开始我们都熟知的信息化,全部都是国家出台的政策。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现在已经把水泥路都铺到农民家门口了,怎么样把所有的农民拉到一个全球化、金融、资讯、信息交换的世界里头?这一过程就叫做信息化。我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出发,想要弄清楚,这100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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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有非常多人……我们大概研究了二三十个非常重要的民国初期的教育家,我通常说这个时期叫做没有建筑师的乡建,因为他们都是教育家,他们不懂空间,也不懂营造,更不知道什么叫社区营造,但是他们干了很多事情,我们到今天都在不断重复着。像陶行知那时候在南京的晓庄书院,他把北大戏剧系的老师抓到村里,和农民一起演戏。我们现在搞的社区剧场,哪能超过他们那个时候的。而且他们用的舞台就是草台班,跟赵川老师做那个草台班一样。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做什么社区剧场,社区艺术很进步,实际上是退回到了1920年。像高践四,黄炎培是第一批倡导职业教育的。沈定一在国内有点争议,他是共产党最早的创始党员,参加了后来的西安事变,是比胡适还要早,第一个写出白话诗的人,是杭州市的萧山区的议长,萧山是全中国第一场农民运动、抗税运动的起点,沈定一发起了第一次农民抗税运动。他那时候能干,是唯一一个读书人,带着萧山的土帽,用萧山的土话告诉农民,你们怎么被压迫,怎么被剥削,然后要反抗,可他自己是地主啊。
我最想提到的一位是朱其慧,我们都听说过陶行知、梁漱溟、沈定一、晏阳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叫朱其慧,朱其慧是中华平民教育委员会董事长,也是整个定县实验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且是一位女性,一般的乡建史或者教育系统很少提到这个隐藏在背后的女性。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各位可以去我们这个资料库看看。
接下来我们说三个村子,第一个是十里店,十里店是1947年第一个土改的村子,是在共产党还没有统一中国之前,他们在1947年就自己把富豪给埋了,埋富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埋的有时候不是富豪,而是恶霸。克鲁德夫妇是英国左翼非常有名的摄影师,1947年在这个地方拍了非常多珍贵的照片,我们的展场中呈现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那就是克鲁德夫人,她去年讲的整个中国农民运动中,底层阶级的权力的确复苏了,但女人的权力其实一直在不断减弱,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现在各位去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村子本来是分成上寨跟下寨,上寨的村子是非常好的,我们去的时候,保存上寨后来就也没有下文,整个村子都一模一样。可惜的是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克鲁德纪念馆,里面放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照片的村子本来是实存的,但全部都更新掉了,所以我们只保留了博物馆跟照片,实际的村子变成新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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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北碚的故事,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镇的规划,就在重庆北碚,这个地方有太多故事,包括引进中国的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个市民活动中心,第一个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一九二几年到三几年第一个西方意义的public park,北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搞的。
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在翟城村,1905年左右,他们就把西方的学堂教育搬到中国来,然后在1912年,成立一个小学校,1915年成立了第一个女子学校。翟城村当初也是定县实验的实验基地,非常重要的核心试点。今天有机会去翟城村的话,只能看到晏阳初幼儿园,这个村子跟一般河北的村子一模一样,感受不到这地方曾经有过中国最早的民主学校、公社、合作社、教育事业、村训。这个是温铁军他们搞的乡建院,关门了,开始的时候村民很高兴的捐了一块地,原本废弃的高中,温铁军他们搞乡建院,想要恢复晏阳初的影响,结果一下子就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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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百年来其实尝试了非常多东西,我有被嘲笑过,一个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中国大陆这里的历史?可能正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因为只有历史可以把我们两个地方连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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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民国时期以外,中间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做总建筑师时期,这段我就略过了。后来我们讨论当代的时候,大概分成几类,第一类叫做美丽乡村运动,这个在国外已经讨论过很久,就是重新透过绿色来化解城市的痛苦,但这种绿色只是绿色资本主义,好像这个城市中有公园有花园,就能变得更好,也只是个形式逻辑。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用西方的规划史的话,会觉得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很重要。但如果各位去读读梁漱溟先生写的都市化乡村,就知道梁漱溟那时候描述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城市中的人都很像是风筝,我们都是风筝的孩子,这条风筝线一直拉拉拉拉拉,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出生点农村。梁漱溟当时有个更好的更儒学的想法,他觉得整个村子就应该像学校,村长就是校长,我们要用教育体制替换这种现代政治的学校,很多人笑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他的理想是非常美的。
翟城晏阳幼儿园第二类就是田园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我那些同届的研究者就在做,他们每天都在生产一样的图纸。其实背后有非常多资料,各位知道就好,但是这个东西是最能受到政府支持的计划。
第三类是合作社组织,其实特别有意思,各位知道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开始立法允许成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不是公私合营的,中国大陆有很多组织称为合作社,其实就是公司,不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山西的永济蒲韩合作社,他们的社里面有6000多号人,真的是从底层下来的。还有南塘合作社,我非常熟悉的,他们组织者原本是一个抗农民税的运动家,然后回到农村,把村民组织起来,他们合作社有4000多个成员,都是农夫,他们叫合作社,开会时训练农民民主表達意見,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农民记不了,他们就戏称为做萝卜议事规则,让农民学会举手才能发言,培训他们如何讲话。相对于前面的田园综合体,我更觉得合作社是一个希望。
这个是南塘合作社,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活动,从性别角度来说会有点过于父权,但是整个村子是非常和谐的。我说父权是他们有条村规,就媳妇要服侍亲夫的,你们知道这意思。这一张是他们村民自己出钱,帮他们设计他们自己的人民合作社内部的大礼堂。这张就是永济合作社,我带着空间生产研究所学生跟他们合作社的干部合作、商议,在他们的房子里,我们做了很多模型,然后问他们的需求,需要什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我觉得村民自发参与设计规划,这是非常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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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淘宝村,它非常复杂,按照2021年的统计,全国大概有5425个淘宝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财富一直不断的积累却分配不均,被某些村落或是某些人家占有,农产品的上行远比都市下行的工业产品少的多,所以不要高估淘宝村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很典型的画面,老公在这边喝茶,看着手机,母亲要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做客服,每个冠冕堂皇的淘宝村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的家庭就是工厂,客服就是前庭。这是非常典型的小作坊模式。走访的多,会看到更复杂的场景。这是宿迁,宿迁是全中国最大的多肉植物盆栽生产的地方,因为整个中产阶级的兴起,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很多中产阶级家里都需要绿色植物,这些植物2/3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这里面故事非常多,我就不细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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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是地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人口的比例,东部大概有96%,西部有4%;贫困人口的比例,西部有83%,东部只有16.4%。一直到2020年前,GDP20强,西部一个都没有, 2021年后开始有所进步,重庆起来了,成都起来了,西安也起来了,西安GDP在全中国的第十九位。脱贫攻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西部给脱贫,在脱贫的过程中,我们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第一个代价是最后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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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如果要强迫一个农民,他生活在按照季节运作而不是按照时间运作的农村,就必须把季节给摧毁。比如说让他不再按照春夏秋冬过日子,按照20分钟要做完一件事情这种时间过日子,才达到一个工业化的标准时间。
那大西部我们要开发,同样面临这个难题,怎么样把这种固定的东西卷到一个规则化的生产体系,这就是空间修补(space fix)。我只讲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中洞苗寨,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的洞居部落,他门住在一个大山洞里,后来这个地方要建缆车,强迫他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爬了很久的山,没有信号,我在里头还损失了一台航拍机。这里面还有将近20几户人家,已经住了100多年,他们不是不愿意下山,他们是不想下山。他们活的非常好,在洞旁边耕种,什么都有,条件还可以,里面还有民宿,农家乐。其实政府很好,在洞下面盖了新房,希望他们可以搬出来,也害怕住在洞里有危险,但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进行。后来村支书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让他们盖章,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被清光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空间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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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贵州的大方,这里有一个个梯田,是很漂亮的。因为需要脱贫攻坚,国家在城镇中盖了一批新的房子,然后把这数十个村,不管是侗族,水族,苗族,贫困的人口全部都抓到这里大家一起住。这个地方,政府是委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盖的,人搬到里面住后,房产公司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商业城,这个周围都是商铺,像是一个缩小版的西安不夜城,规模很小很小,叫大方不夜城,旁边还做出那种梯田的样子,居民呢就住在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脱贫攻坚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对居民好像很好,因为有新房子可以住,可是那些人进去新房子以后,第一个他不太会用现代设备,所以他们常常把吃的食物放在厕所,因为厕所离水很近。最主要是开始需要他们使用现金,一个月管理费十块钱,这些人可能都拿不出来,他们去哪生现金?政府把两三千个人聚在一个社区里,是要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农民他在山上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按照现金的标准他很穷,可你把他们搬到那边去,他就没有了生活能力,虽然政府在当中不断的提供各种工作,厨师、裁缝、机械、电脑设备什么的,但这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的工作,特别是他们选的那个地点,都在二三线城市的边缘,根本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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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三个第一村中间的北碚,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大量的文献,还有几个作品的纪录片,我就想说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重现一种地方,比如说用在场的方式来重现这个北碚。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图,这是我们建模师帮我们建模了一遍。
在虚拟世界中释放无限的电子浪漫,让未来和过去与当下产生互动,液态的历史将再次发生。美丽新世界,想象改变世界,超越无限,时间不会在这流逝,在此公开招募元宇宙搭建志愿者,加入我们成就自己的未来生活。(视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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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广告,因为建模工作非常的复杂,招聘了志工很多人来帮我们建模。我们的展区有一个稍微完整的纪录片,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第一个社会教育科学馆,像是建成的集会中心。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区块链上,很多老外会来,他们更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接待台,向大家解释说这是中国北碚。每天都要讲很多事情,后面我还做了一个布告,有点像是公共广场的那个东西,我们会议的内容都会即时的放在这个北碚里头,这些老外可以看网站开会,这是比较特别的。采访过程中录了很多北碚当地居民的声音,还有他们唱的歌,通过任何一个游览器都可以听到。我刚刚留的那个网址(beibie.city),只要进来就可以跟这个唱片互动,按这个唱片就会听到访谈者的声音,这样就把访谈文献跟整个空间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前面两句话其实是海德格尔的说法,他主要讲寓所。他说寓所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盖我们自己的家,这是可以拯救地球的,但是,拯救地球或拯救一个社区,并不是把他们从问题中抽离出来,并不是解决,而是让他们“set something free into its own presenting,”就是让他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什么地球优先,环境优先或社区优先,这种拯救的概念非常可怕,关于这些问题海德格尔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第二个是说寓所或栖居这个词,它有能力达到一种人类跟事物、人类跟机器、人类跟技术中间的协调。那么地方营造应该是一种恢复根源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把我们寓居这种稀缺的方面自然重建一种艺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可以再想两位作家,第一个是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这篇文章很有名,艺术家常常喜欢做二流的人类学家,二流的社会学家,他们搞东搞西,反正做的也不像,而且还有借口,因为我们不是人类学,即便做得烂点,也不会有人骂我们。Hal Foster《作为人类学家的艺术家》,是要挑战那个很有名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后者讲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生产者上才可以知道,简单讲,知识分子就不是工人,但是如同工人一般,才能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整个大齿轮的一部分。如果你也是工人,那么应该要夺取制造的机器,而不是对工人表现感到可怜。另外一个是George E. Marcus,Marcus是个人类学家,他说人类学家应该要学习艺术家,艺术家要有一种跨领域的合作,掌握象征能力的功夫。而人类学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事业,有很多不好的传统,他感到害怕,因为这个学科带有帝国主义属性。所以希望人类学家应该像艺术家那样敏感的、创造性的去发展一些东西。刚好这两位学者的说法都可以让我想象自己的工作。
最后就是七零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篇文章〈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他是第一个提出空间转向,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突然意识到如果你不谈空间,是没有办法谈历史的;没有谈空间,就不可能谈社会;不谈空间,根本不可能谈文化艺术。福柯的文章把整个社会学的理论或哲学上理论转成必须与空间相关。后来有非常多有名的人出来,比如说列斐伏尔,他把空间生产当做是一个新的哲学态度,就说你不可能跳过理解空间,去理解别的东西。现在的空间转向,背后是因为整个新社会开始了,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资本主义用空间换取时间、用时间换取空间的问题。
90年代有一个社会学转向,关于武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对话性艺术,另外一个是可能各位很熟的苏珊·雷西(Suzanne Lacy),讲的新类型公共艺术。这些人在90年代开始都在谈这个社会转向,这个社会转向跟情境主义那种知识分子从白箱子逃离是不一样的,苏珊娜·雷西是美国人,所以新类型公共艺术谈的是美国情景中的那种。你做一个公共艺术,你好意思说你在做公共艺术吗?你只是接项目,对吧?你跟公共没有关系的,新类型公共艺术强调对话、强调冲突、强调矛盾、强调计划型的而不是作品型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开始在减缓空间遭受痛苦的症状,也就是说,艺术家莫名其妙地成为全球性新自由主义跟地方性冲突的抚慰者。我们做了过多的社会性艺术、社区艺术,其实我们在阻碍这个新自由主义跟地方的冲突,这些冲突本来是归国家管的,本来是市民、社会可以解决的,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只好自封救世主,其实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痛苦的团结者。我觉得能够做个痛苦的团结者也不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好。
在社会艺术的过程中,要么作为补偿性的桥梁,就跟捐款一样,我做一点好事顺便赚钱养活自己,要么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方案的行动者。换句话说,艺术家不要太担心,艺术家要做的就是社会学介入。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是研究工业化社会的专家,柯司特(Manuel Castell)的老师,他有一本书《行动者归来》,他说社会学家都犯一个毛病,老是在这个社会外观察社会,然后为这个社会提出一定的纲要跟关系。他认为自己本身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我进到一个社区以后,我要跟人民一起讨论,想出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是可以解决当地居民的痛苦,对当地人民是有效的,而且对这个社会行动,对这个社会学家也有效,他把这个叫做行动者社会学。就是我去那个社区,我想解决他们的困难,同时解决我的困难,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也要向我学习,一直都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不是我给或者我说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向这种艺术学习,不是简单的归纳为这是艺术家或者社会学家的问题,或是艺术家人类学家的问题。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社会性艺术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大胆的进入社会,不要管别人。认同很重要,识异更重要,识异就是认识的识,异就是差异的异。就是认同很容易的,走中国骄傲认同很容易。但要让你同行的人理解少数民族,理解城市的城中村的居民非常难,所以你要有识异的功能,因为识异的功能就是这种社会学介入的第一个方式。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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