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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我从站了四年的讲台上辞职，让耐不住寂寞的双脚，又一次踏上了人生的分水岭。初步的打算是去西藏，去那些曾经奔忙过的地方。重回旧战场，只为稻粱谋。这是迫于现实的选择。我心中属意的路，还是行走写作。忘记了出于何种考虑，当时还有一个采访民间学者的举意，打算出一本叫《耕耘在野》的访谈录。便是这一点牵挂，让我在辞职后的大半年里，踌躇在原地，计划完善着它。进藏的行程一拖再拖，转眼就翻年了。
迁延的时光里藏着看不透的变数。那年旧城的初春寒意正浓，我在凛冽的墩弯遇见了同来送埋体的摆渡老师。短暂寒暄中，他得知我已辞职要去西藏的念头，便邀约我去兰州一聚。半月后，我们在小西湖见面了。摆渡老师开门见山，说看过我在阿校任教时创办的《同学》校刊，觉得不错，因此想让我接手《我们》杂志，主持编辑事宜。他说这是更适合我的工作，办刊写作两不耽误。他给我的二选一旁边，摆放了第三个选项。
从熟悉的川藏线上，我已离开了九年，曾经的败北和日后的不甘纠缠在心里，再度进藏的念头，在情感上也属忽冷忽热，去与不去，摇摆在两可之间。当然，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便并不热心，我依然会遵循生活的指派。然而变数出现得恰到好处。能写作并且打理一份刊物，这样的生活对于我，近乎是一种理想。即便眼前的生存硬邦邦的并不友善，但我还是决定选择这个突然插队的第三选项。有了答案后，在家消磨了几天，确定没有悔意，便再赴兰州，坐在了摆老师的对面。
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刊物的现状，存续的方式，排版印刷的流程等等。一个二十多年里创办过好几份穆斯林读物的前辈编者，自然有他深厚的经验和熟悉的门路，我用心用笔，把该记得都记录下来，最后带着一份基本的薪资协议和一把编辑部的房门钥匙，走出了他的办公室。离开的时候，满腔新鲜中夹带一丝惶恐。
这一天，是2015年3月20日。
我穿过热闹的小西湖街头，坐上了回家的班车。车徐徐开动，两侧黄土绵延，当空烈日微斜，我闭目暗自求祈，这熟路上的新途，能予我一片坦荡，容得下一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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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年四期的季刊，三月本是第一期发行出刊的日子，而此刻的它，却只是一个连雏形都没有的，躺在我心里的刊名。老马识旧路。有过编辑《同学》的经验，便也并不着急，用几天时间列出意向作者名单，熟识的立即打电话约稿，看过文章知其名而尚未结识的作家学者，便通过朋友牵线搭桥建立联系。《我们》杂志的邮箱中，也有数量庞大的自然来稿，从中选取几篇可用的，一期刊物的内容，便从无到有，慢慢摞了起来。
文章是刊物的灵魂。划分大概的选稿标准，是工作的第一步。
我思忖着。这不是一本校内刊物，它面对的人群在教内教外，到达的范围是全国各地。它须具备对内启发，对外表达的功能。人文与思想，应该是它的属性。我们这个群体，从来没缺乏过大小“毫孔”的滋养，用老人的话说，都被“沃尔滋”炸透了，这成那不成，这个使不得那个哈拉木的知识，已经装满五脏六腑塞满了整个大脑。而对思想意识的开蒙启发，却被历史性地绕开了。因此《我们》不沿袭老路，不再讲毫孔条律、学派教派。让大脑开始思想，是眼下应做的工作。时代催逼我们，必须做一个可以自主辨别是非、打量世界的信仰者，而不是捆绑于教条、如机械行尸样的教门人。
文章应该具有保存意义或史料价值。网络信息化时代，纸刊面临的冲击是致命的。然而网刊有短板，封杀屏蔽404，可以让今天读过的一篇好文，在明天消失的无影无踪。把它印在纸上变成铅字，只要没人闯进家门把它没收，便永远不会消失，能即时阅读，也能留给后人当做依据，知晓今天发生的事情。
当然，必须是未发表作品，若在网络等地已经刊登过，原则上不在选取之列，一本需要在网络上淘稿的杂志，基本可以停刊。除非是特别优秀的、具备流传性的作品则可破例。无论文史哲宗何种类型的文章，须得朴素详实，逻辑清晰，思想鲜明。我们的眼球里充斥了太多术语堆砌，思维混乱、呻吟而无物的假大空。
大概一个多月，我新手接替的第一期《我们》组稿完成，数日校对后，把它送到了兰州黄河边的一家印刷厂里，排版编辑，印刷八千册，装封贴地址，不觉又是几日。最后看着它被邮政绿一车拉走，顺着眼前浩荡的长河，流向了五湖四海。
我和《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意外而又自然地开始了。
职业性质决定了视野方向。《我们》发行两期之后，我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刊物定位的失焦。作为穆斯林群体的话语平台，我在组稿之前，对《我们》的定位并不准确。我忽略了身处的语境，即穆斯林在当前世界所处的位置。如果缺失了这一判断，那么所有言论，都是关上大门的自说自话，它没有介入性，与现实缺乏有机联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这样蒙着眼睛过来了。不突破就意味着原地踏步，与周遭的距离越拉越大。这样的刊物，时代与深陷其中的我们都不需要。知识若无现实介入、回应时代的能力，基本上已类同于职业技能，仅供吃饭而已。这不该是《我们》的形式。紧贴迫切的命题，面对穆斯林群体的时代遭遇，发出对应的声音，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意识到这一点，我数日里忐忑难安，后颈发着凉。
这一点思虑的生长，起始于简中互联网上日渐高涨的仇穆现象。深入细究，愈发感觉责任的迫切。
针对穆斯林的考验，总在不同的时代以大致相同的面貌呈现着。
应当从2000年9月11日开始算起。身份属性的追问，在新世纪的大门洞开之后，便成了挡在每个穆斯林面前的一堵墙。极端、恐怖等字眼如滴着脏水的铁帽，一顶顶生扣过来，挣不脱甩不掉。十五年过去，世界已翻了几番，穆斯林却依旧生活在老问题缠身的窘境里。
旧的质疑顽固依旧，新的诘难不断新生。殖民主义者刻意炮制出来美化掠夺的殖民口号，如扩散的细菌，借助互联网一雷天下响的特性，自西而来至东而落，经过本土化流水线，被精心打造成了一块他山之石。
勤劳的简中网群氓绕石千匝，鹰视犬嗅，捕获些许蛛丝马迹后，便将其奉为圭臬，昼夜编制外围，深度加工，企图拿它养家糊口、甚至当做晋身加爵的特种营生。于是，捕风捉影、生安白造、篡改历史、诟病衣食……种种发难汹涌而至，穆斯林经受的考验升级换代，干净的空气尺寸难觅。“穆黑”的名声躁动一时，就连身边目不识丁的老汉与小儿，都能说出有个叫“穆黑”的物种和它所从事的工作。
在网状合围的敌视中，“文明内部的发言”稀缺如金。“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这句本该由自己说出的话，却在如何说或有无人说的情形下，成了问题和问题之问题。深陷百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人表述”的尴尬，依旧是穆斯林走不出去的怪圈。可怕的沉默黑压压白茫茫，滋养喂肥了迎面击来的拳头。身无立骨，只能是一堆软趴趴的泥团，在任人揉捏的过程中，怪异的形象和刺目的颜色被塑造涂抹，堆满一身。
如此状况全球一体，倾巢之下无一完卵。
不能苛求人人都是表达者，但必须要有人做。穆斯林群体的话语阵地本就不多，直面或规避，就摆在面前。《我们》没有犹豫，也无需选择。走出来只是应有之义，规避诘难躲在小圈子自话自娱却是必定的背义。辩污与解答，是当务之急。稠浓的舆论旋涡里，不能只有穆黑的聒噪，偌大的中国，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不能被一种声音的喧嚣拉偏带斜，成为新的敌视目光之一。作为被污蔑的主体，穆斯林需要自证清白的勇气，以文明持有者的身份发出另一种声音，去纠正倾斜坍塌的天平。
想通这一点，新的组稿方向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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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一台电脑，辗转在河湟大地。每期一篇访谈，是我给自己的指标。采访的对象，是把根扎在庙堂之外的民间学者，且在各自的领域——教育、译著、公益、文化……做出了实绩的人。他们散落四方，是穆斯林在不同角落里踽踽前行的缩影，把碎片式的心情和足迹如实记录，最后拼接起来，很可能呈现出群体历史的一个侧面。对于史料薄弱和史观淡漠的族群，这是对眼前瞬时价值的抵抗，也是未来的需要。
然而时移事易，《我们》连载七篇之后，我停止了发表。我担心未明的前路上，已经呼啸作声的风霜，会将它吹离带跑，飘往不受掌控的方向。天寒地冻时，还耕耘者以自适，该让其隐入尘烟，一纸粗墨不能变成他们索骥的图。
2016年，环境持续恶化。针对穆斯林的考验，越过言论升级到了现实。传说中的种种阻遏一夜东来，西北试行，全国发散。“化”字运动在连续几年的理论铺垫下，终于把触角落到了实地。
身处旋涡中心，我眼观耳听，把浪尖激荡的每一个褶皱纹理都看得无比清晰。
比如这样的场景：按照惯例，一项决策在推进之前，必然会有一个前期的调研过程，通过走访摸底来考量决策推进的可行性有多大。来者抛出动机，试探信众反应。这一时间，这个惯于沉默的群体，沉默与否成了试金的磨石。此时的沉默，当真贵重如“金”。有资格接受调研的，自然是信众里面有些“头脸”的人物。
在更多涉及信仰权益的事情上，倘若广大信众的沉默，是集体无意识，或缺乏不沉默的能力，那么这些“人物”的沉默，则更多源于权衡选择。偏偏就在此刻，惯于沉默的他们，开始变得活泼起来，健谈起来。他们在暗室桌面上情绪激昂，大包大揽，一拍着胸膛就把所有信众都给代表了。本来只想进三分，他一蹦子，给人腾出了十分地。这份谦卑恭顺，与平日里展现在信众面前的高大形象判若云泥。骨子里的体制崇拜，让人扭曲如卑微的蛆虫。
门就这样打开了，自家人领着，路平易进。
该说话时低头沉默，该沉默时积极健谈。沉默与否的时机，在诸多的闹心事之前，被掐指算计的聪明至极，成了他们说话的艺术。也因如此，这些聪明的人物，将连同时代的洪流，被深深地刻进历史。
环境一变再变，《我们》被迫着，不得不继续调整以对应新的变化。“辩污与表达”的主旨于现实已显得无力，理论的博弈已成为过去式，直面风雨，表达真实的心情成了新的要求。与《我们》纸刊同步刊发文章的，还有“我们杂志”公众号。路穷则思变。本来大致统一的纸刊与公众号，我将它们做了分工。纸刊坚持文化思想性，公众号则直接表达信众意志，立足现实境遇发表真实看法。其中的随笔栏目，便以刊发此类话题为主。
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了存续方式的改变。从2017年开始，印刷经费、编辑薪资将由我一己筹措，实行大多数内部刊物的运行方式，以人养刊，以刊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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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密集的编辑工作中，渐渐抛荒了自身的写作。之前因为得过几个文学奖，出过一本至今汗颜的书，曾被一些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期待着，当长时间没有新作而得知我转身做了一名编辑的时候，他们遗憾地说：笔杆子成了笔盒子，不务正业。
其实也没有停笔。这两年，我的访谈计划如常进行，同步也写着一些即时的杂文，起个临时笔名发出去，实践着应对困境的举意。时至今日，对写作的理解已然迥异于从前，所谓文学性，只是写作末道。今天的笔端，除了招架外来的拳头，还得顾及内部的沉默。
针砭性的随笔杂文发的多了，也有疑问传至耳边，这样维权有用吗？会不会激化矛盾，恶化现有的处境？
有用无用并没有答案，因为谁也不知道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若多一点异样的声音，大概会迟滞其进度，不会使之得逞的太过容易。彻底阻止毫无可能，因为最终，堡垒会从内部被瓦解。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保持一时的义愤，时间长了，就消淡了。而他们的攻城常用之策，就是温水煮青蛙。
阻止不了不能成为听之任之的理由，那样，人就丧失人格，丢弃了该有的权利。人人都这样，生态只会越来越差，社会进步止于空想。正常情况下，人挨了打须得喊声疼，表达心底的愤懑，彰显即便是少数的，弱势的，也有身为公民的权利，更有生而为人的尊严。在合法的范畴里，如果我不同意，即便你是公权力，也不能僭越法律的框架，来践踏公民权。
公民权利这个意识，在简中社会本来薄弱，在少数族群这边，就更加模糊不清了。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工作、社交、文化、信仰全都交互往来，谁又能避开谁而独善其身。关系时刻发生，有关系就有矛盾，有了矛盾，吃亏的永远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一方，尤其面对越界的公权力，如果没有维权意识的觉醒，就只能屈服在它的任性妄为下。
受皇权文化的影响,公权力的威权性在泱泱小民心中根深蒂固,一如我们的周围身边，比比皆是对庙堂体制崇拜有加的人。这种观念铺就了一片沃土，滋养着公权对私权的傲慢无视,且让人觉得并无不妥。这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一个相对弱势的少数群体而言，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觉醒，便是对于“法”的学习和运用。遇到矛盾，据法表达诉求或异议，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是对越界公权力的约束。即便最后，异议没有换来实际的效果，也会让越界的公权力在以后的行为中，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这便是进步的开始。很多人会说，与公权力讲法，想的太简单，心思太幼稚。不错，我也这么觉得。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若把一切风轻云淡对付过去，那倒真是简单了。
晚清时，谭嗣同针对封建传统的“君贵民轻”的思想说：方今急务在于兴民权，欲兴民权，先开民智。这个说法，于今并不过时。
即便内部，这种思考也不被全部接受，很多人认为，《我们》发出的随笔杂文，改变不了现实处境的同时，还有可能会激怒对方，恶化现状，与其如此，不如沉默。这是聪明人的一贯做法，如果没有实际效益，就不去做。如果起不了作用，那就不说。保持沉默，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没必要定义对错。
关于沉默与否，曾看到一则小故事。
1962年8月，在还没有成为“南非国父”的30年之前，黑人领袖曼德拉因反对当政者布尔人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当局法院以“煽动”等罪名，逮捕关进了比勒托利雅监狱。刚进监狱，狱警命令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便对狱友说：“这可不行，开了这个不管什么事都无条件服从的头，以后会被步步紧逼，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只能任人宰割。”相比大多数的沉默，曼德拉发声表达了异议。
他告诉人们，即便在特定非常的环境里，人也要活出一丝尊严，坚持一点底线。
不错，面对权势所趋，写几篇小文章，改变不了正在发生的事情，非但改变不了什么，还可能将自己置于了险地。然而毋庸置疑地是，一支笔可以表达心情。如果人还在活着喘气吃饭，至少应该有点声音。若对所有临头加身的糟心事一语不发，照单全收，最后只会退至悬崖，身无立锥之地。逆来顺受，向来都是奴才的属性，只要人还有一点人的血性，对着不公说几句逆鳞的真话，表达切实的情绪，才能活出人的样貌。
就像上述故事中的曼德拉一样，在不应沉默的时刻，坚定的表达异议。
当然也有声音以省视自身的姿态为沉默辩护，他们大意是说，这些年太招摇，眼前的结果都是自己招来的。人家治理什么，遏制什么，都是在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作为少数群体，还是夹着尾巴做人，这才是于斯生存的智慧。
看似有点道理，实则遮住了原因的另一半。被遮蔽的，是长在主体骨子里的文化基因。看问题得关照历史，不以片面误导人。大象的腿子像柱子，绝不意味着大象就是柱子。
有道理的一点是，要警惕招摇，懂得收敛，时刻学会反躬自省，挣钱发财了多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培养软实力。殿宇修得大，顶子再豪华，都不是发展前进的正途，反而只能引人侧目，遭人觊觎。只有人的提升，才是前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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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始，《我们》的存活进入了艰难时期。随着编发的文章风格逐步尖锐化，涉及的话题愈发现实化，嗅觉灵敏的读者选择了与《我们》保持距离，减少或中断了发生实质性联系。这导致了每期《我们》的印刷与邮寄经费出现断崖式塌方，不得已，只好以合刊形式发行，内容上依然保持四期杂志的体量。
所谓合刊，就是四期的内容合成两期出，页码加厚，以此降低印刷与邮寄费用。完成第二本合刊组稿校对排版工作后，站在印刷厂的楼顶，心中深感难以为继，隐约察觉，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当时心有惴惴，提笔写下了几句《尚未离语》：
未能如期地，《我们》又来了。在时序更替，气候变幻中，《我们》从之前一年四期的季刊，渐渐变成三期，再到一年只出两期合刊，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当前纸刊面临的共同困境。
走的太艰难，就停下来。这样的劝告，不时入耳。
然而在更大的责任面前，人不能止步于已见未见的艰难或者险阻。潦倒踉跄的坚持，只为了一个态度和一种声音的发出。生值此世，这是人的责任，更是需要。有人说新媒体更快捷，更节约资源。《我们》说，与数字媒体相比，纸刊既面对当下，也朝向未来；可即时阅读，也做史料文献，留给后人。纸刊的这一部分价值，是新媒体永远无法替代的。
携手《我们》走完了第四个年头，举意未曾稍变。在蹉跎光阴里，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们的《我们》，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的执念。同行渐离，援助寥寥。然而谁能尽知后事，如果前定里这不是最后一期，《我们》终还有再见之时。
今晚，大雪纷纷，四顾一片茫茫。《我们》在临窗的桌前，憧憬着数九严冬的身后，那个即将到来的，冰雪消融的春天。
记得清晰，那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时间的车轮隆隆作响，任谁也无法留驻片刻，我深信不疑，那些发生在车轮下的，以及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光明与黑暗，终究会被碾得粉碎，化入尘埃。这个世界唯一固定的，是没有固定的事物。时间会让一切勃勃野心变成笑话；历史会给所有倒行逆施响亮耳光。在时间面前，无效才是有效的。而在此中间，人的意义，区分只是他是否活在人的道路上。那么《我们》也一样，至于它今天以后是否还能存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曾经存在的瞬间，它是如何存在的。
然而从未料到，曾经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最终成了挡在《我们》身前的最大问题。逼停《我们》脚步的，并不全是外力，而是自身缺钙的双腿，已经没了迈步向前的能力。
于此同时，配套《我们》纸刊存在的“我们杂志”公众号，也因内部调整的原因，谢幕易号。那天之后，它便不再是《我们》杂志的网刊平台。四年多时间里，这个平台一直秉持启蒙与表达的选稿原则，发表了无数学者的作品，或多或少“实践了对社会的约束”，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遗憾。
随后，我将个人的文学平台“长途”改做“我们杂志”的公众号，接班发文，接力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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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读者询问，《我们》杂志还在出版吗？为何一期都收不到了？
是的，2019年，《我们》的脚步停下了。原因是简单的，能力微薄阻力强大。一个人的肩膀，扛得起却走不远。然而作为主编，我满心感激着，那些从2015年之后，在风雨如晦的长途，陪我走过一程又一程的朋友。他们或长或短的陪伴，让《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说出了一些稀缺的真话，努力靠近着正义的道路。
逆风飞翔，必然折伤翅羽。《我们》纸刊停发，与之同行的第一个“我们杂志”公众号退场，我的个人平台“长途”改号的“我们文化传媒”也在2019年斋月，在敏过的一篇杂文发出之后，被永久封号。后面又陆续申请了新的平台，命名“我们编辑部”，“橄榄木”，续航未竟的长途，然而元气已伤，发表被限制内容，很多文章在审核时，便毙于腹中。
年末，新冠疫情爆发。本想着，病毒肆虐全球，人类正身处灾难，社会在这一刻，会安静冷却下来。这是开启反思的契机，这样的时刻，会停止一切无意义的折腾，然后积聚力量，团结人心，以抵御这场休戚与共的灾难。可谁曾想，兴起数年的拆毁风，却在瘟疫未退的土地上越刮越猛。或者说，在这似曾相识的阵势中，让人惊呼，这是某一股旧风又卷土重来了，就在人心惶惶、惊魂未定的时刻。
确实，拆一个建筑很容易，不管它有多美观、多古老，耗资多么巨大。现代化的机械作业极具效率，多工种联合，铁臂一伸一拉，一片废墟就出现了。即便它事关芸芸大众，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和物质的集合，也无法阻挡这毁坏财物、损伤人心的一幕。
真的很奇怪，这样的操作，即便毫无阻力步步得逞了，于铁臂钢推而言，又有多大意义？
在拼业绩思升迁的发号人，只要是钱就敢挣的包工头、拆迁队的默契配合，提前举起手的这“东”那“长”，在这些多工种的联合下，能有什么建筑可以扛的住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呢？
看着网络上不时爆出的拆改消息，看着唯恐这个国家和平安定的网络民族主义者们的推波助澜，人除了叹息，偶尔再发一声国骂，已经看不出太大的反应。
反应只在心里，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从深处而言，建筑可以拆，人心里的信念是拆不掉的，因为信念不在房顶子上，只在人的心头。所以，建筑被拆了，人心反而凝聚了，因为遭遇是群体的，情绪是相通的。
从表面来说，建筑被拆毁了，与此同时，人心也就被拆散了。在本土的文化与体制下，小老百姓是没有大要求的，只要吃饱穿暖，有营生可以安家糊口、养老携幼，有场所可以寄托精神、安放心灵，仅此而已。然而就这也被诸多责难，那么，人心也就散了，平常喊叫的爱这爱那，自然换成了此刻嘴边的一声国骂。
这不难理解。一个如此简单的生活、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都无法获得安稳，人心不散才怪。人心散了，如何修补？或者，这些散掉的人心，本来就未被珍惜过。
然而，那些站出来指责的人和站在废墟边沉默不语的人，他们尚在珍惜。他们珍惜着心底的信仰和安放信仰的神圣殿堂；珍惜着一个群体该有的活着的尊严；珍惜着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谐关系；珍惜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仪表堂堂，不管在内，还是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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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病毒占领的2020尾稍，时节踏上了分水岭。随之而去的，只是拉不住的时间，留下顽固游击的病毒，伙同这个时代生根在精神上的癌灶，让世界从未停止摇晃。
人如草芥，活着已是不易，被凌虐千脚万脚之后，还得慢慢挺直腰杆，翘首盼望确信必然要到来的春天。在这样的世道里这样地活着，人便日渐感到匮乏与消沉。然而活着，是人必须面对的课题。更艰难的选择是——怎样活着。苟活如蛆虫，还是活出点人的样貌。这些，都得问问自己。即便不能一日三省，但在这时尾岁末的终点，追问哪怕一次也好，也算身心的清算。
这一年的世界，与病毒一起肆虐人类的，还有强权的肌肉。
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在搞种族清洗、罗兴亚、克什米尔不似人间。
美国以色列暗室密谋一纸“世纪协议”，企图用投资漂白侵略的性质，用金钱收买巴勒斯坦的国家尊严，用就业压垮挺直不屈的抵抗。
同在暗室媾和的，还有惯爱沙漠架鹰的王爷和蠢蠢欲动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客，膨胀的利益让基本的底线全面溃败，然而底线即信仰。
法国的“言论自由”，在一副恶劣漫画的发酵中，暴露出虚伪的双标及基因里的信仰敌视和种族歧视。……
还有遍布四周的强制与压迫，借着病毒的潮流席卷蔓延，步步摧残着人心。它们不知，便利趁势的病毒是对这不义世界的警示，是造物主对法西斯借尸还魂的惩戒。
在这罗列不尽的罪恶中，人只能忍受心灵中的被折辱和精神上的被强暴。
应对产生的匮乏与消沉，是真实的感照。这一年行色匆匆东奔西走，就这么过来了。其间被激荡起来的愤怒、异议与反思，都在生存和高墙的围堵中消弭死亡。就像羊对着狼。什么？羊的抗议无济于事，还会累及羊群？——狼要吃羊的时候，不会因为有一只羊跪着而放过它。狼要吃羊是狼的天性需要，不是里面有几只不愿跪的羊招来的。病毒何止从天降，人心里的惜身畏怯才是最大的魔障。人屈从于人事，必失敬于神明。
断断续续地写着一些杂文，千方百计编发着受限的“我们”平台，用来缓解虚度的恐惧，也为了证明身体里还活跃着基本的人性，当然，更多是为了应对即时发生的事情。不在关键时刻失声，已经成了一种自觉。尽管都是浅显作文，会引发水准的怀疑，但我不在乎这些。更应在乎的是，在未明的长夜里，人需要看见光亮，哪怕一丝，它也会产生希望的力量。艰难的生存里，不能连希望的火苗都成灰烬。
晦涩深沉，通常不面对当下，它只指向未来，和小众交互，与大众隔阂。芸芸羊群，只顾低头寻觅嘴边的一把草，蒙蔽双眼的那一层幔帐尚未掀开，如何看清理解高居云端的事物。此刻写作的部分意义，就是掀开那层蒙眼的灰布。掀谁的蒙蔽，面对谁写，是作文的定位。尚未明白今夕何夕、身处何地的人群，是最紧要的对象。
这一年，或者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常常囿于如上问题。总想着唤醒沉睡中的别人，却不知自身盲人走夜路，把生活越走越窄了。窘迫处思变，往复奔波，终于跨出新的一步。未来仅剩托靠。毕竟，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响，所有呼吁都有回应。便如身处黑夜不能沉沦黑夜，抛弃了对光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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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值此世，每每提笔欲言，都有颓然失语的感觉。春秋更迭里，蜗居一室或者山河临远，顾盼之际，总有此身无所寄的落寞意绪。
是的，前路多坑洼，是处有险阻，现实并不如意。而这短暂的人生和命定的路，又必须持续着走下去。身处失语或被失语的缝隙，在自我颓废和不可知力的推搡中，时间一长，人会习惯性麻木，闷头掉进沉沦的深渊。
倏然惊醒，抬头又是年尾岁末，2021已成昨天。恍若梦醒不知几刻天的睡汉，左右打量，扭头回望，才发现上个寒冬渴望着的春暖，并没有如期来临过。人没有感受到丝毫春天应有的暖意，便被这四下合围的，比往冬更加凛冽的严寒包裹。
在这无明长夜的逼仄暗道里，顾与盼都失去了意义。经纬已经分明。摸黑攫食者如鱼得水，持寸火微明者成了精神病。
癫狂的世道，会让荒谬上位成为规则，丝缕微光的出现也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从理由到执行，从塞北到湘西，从哈馨到李田田，莫不如此印证。
言论的边界和对边界的划定与随之而来的后果，无不变了表情，呈现着令人难堪的脸色。
尽管再怎么理性温和，也必须经受非理性的拉拽撕扯。环境立场的二元化在非理性的和不可描述之力的推动下，让过去三十年勉强重建的些微常识化结构轰然坍塌。蛮横、互害的环境浮现地基，凸起在每个人的眼前。
人熟视无睹。无意识的麻木者愈发麻木，偶尔驻足者察觉雪飓风急地动，自然扭头转身，再不身处危地多看一眼。当然，这些都是惯常化的神态、历史性的反应。谁又能强求人人皆以精神理想为人生在世的重要一维呢！中国的传统认知里，世界本就是个一维式存在——眼前的、功利的、有用的。近几十年，这个传统被强调固化，换上妆容，成为了主体推行的新思想。当然，任何时期都有寥寥几丝不一样的声音。当这种被确定的人生唯一价值遭受质疑的时候，比如精神、理想、彼岸、信仰之类的，就会被人以无聊甚或精神病侧目对待。
非功利化的价值已然成为禁忌。四周连珠炮般的闷雷，接二连三在身边落地炸响。此时此地，谁能抽身事外不受波及。
尽管如此，却忍不住还是想说。说那些令人失语或被失语的事情和话题。从以往的冬天到这个冬天，喋喋不休的重复，腻了别人也烦了自身。说这些，不再奢望可以影响什么，只是想用那些字疗养一颗心，一颗颗心，以及抵御一个荒芜不明的长夜，和一片大面积废墟。
这一年，我和“我们”的心情，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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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斋月第一天（4月1日），公众号“我们编辑部”被封，斋月第二天，公众号“橄榄木”被封。身在他乡，心意寥落，诸事休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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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我们”的第五个公众号。
距离上一个平台被封，已过去一年六个月。在此之前，曾犹豫过要不要再开新号，因为一旦开通，就意味着大致能见的结局。每念至此，几度扔下做到一半的平台申请，起身眺望着窗外哗哗流淌的河，转瞬又是数月。
这些年，封号删文已成中文网络常态，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然而大势如此，除了尽量迂回表达，使用白字让文章脱敏外，别无他法可想。令人憎恶的是，避开了系统审查之外，在看不见的暗处还有一群专事举报者，此类才是令人作呕之物。若心中只有利益，自然诸事敢为，无所畏惧。但自诩心有信仰却无所顾忌屡施暗箭者，他们信得是什么，实在不好说。
之前连连受阻，所以一拖再拖。
可人总有执念，总有一些自我认为应该去做并且为之努力的事物，即便并不能一劳永逸，甚至熬心费神，但总有存在的价值和坚持的意义，即便短暂也罢。而况这“顿涯”又有什么是长存不灭的呢？超然物外的创造者给一切设置了时限，是否具备价值能否产生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否存在，然后在于它如何存在。而这些权力，创造者把它给了代治者。
或许有夸大的嫌疑。
世间万事，自有运行不易的内在法则，瞬时的波浪无法撼摇任何可见与不可见的根基，我们执念追求的继承、表达、传递和异议，在绝对法则面前，不过是一个意欲的降临。所以没有那么重要，做与不做之于创造者和祂的意志，并无丝毫改变。
改变只临近我们自身。“祂不改变一个民族的处境，除非他们自身改变”。这句启示又强调了努力的重要。身陷波底浪尖的人，需要在自我奋斗的同时，等待宏大的定然。即便波涛汹涌，人力微渺如一粟，但冥冥中设置了一切的控制者，可能会因这粟粒之努力，而改变其浮沉行止。更重要的是，风浪暖阳，无一不是考验。作为被考验的对象，人的应对，则体现着是非的撷取和道路的选择，人是否进步醒悟和走在人的路途。我想，这也是造物的本意和代治的本质。
如此理解，便觉也并无夸大。
这条路上，并不乏同行者。即便涉猎不同，角度各异，但手握一支笔，大家奔赴的终点是一致的。在这漫长的空白里，他们时时走近，亦师亦友的关切，使人温暖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无形的推力。还有更让人温暖和默默支持的你们，“我们”存在的意义，因为有了你们才得到凸显——读者朋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了你们，“我们”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你们与“我们”，合成了我们，成全了一篇篇意义不等的表达。
当然，在逼仄的环境里，语言容易变形，表达可能迂回，甚至不痛不痒闲篇连连，但身处此境，只是应变求存，“我们”的举意如初，真话与诚恳依然是它的底色。其他种种，且走且看，人力何其微薄，谁能言定未知呢！
一回首，来路满目萧瑟。人如枯枝败叶，熬到了又一轮的末尾，内里已生不出一切重头的心劲。幸好天道有时序，人只需静待守候。今夜，且借这新号初始的第一篇，寄上片言数语，在这渐渐浓厚的秋寒里，托付心底的块垒，与多年伴随《我们》一路走来的你，执手相握，互为暖依！
（2023年9月25日凌晨）
素材源：《我们》的长途
作者：敏临舟@《我们》；搬运：虔路｜TheOnePat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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