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几次展示我自主拍摄的纪录片《重生茅草屋顶的金色波浪》。在回看过程中，我发现，每一次观看都会重塑工作坊10天的记忆。由于我在剪辑之初，只想留作研究室和参与者共同的快乐回忆，所以原本是中性的场景，也尽量体现它的活泼欢乐，配上轻快的音乐。而画面外任何有可能被解读为“负面”的场景，我都没有记录。
结果是，记忆中没有记录的部分被逐渐忘却；而记录的部分也逐渐丧失了真实性，被欢快的影像记忆所覆盖。
记忆是回忆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写的小精灵；而纪录片的制作极度加快了这个过程。
我是作为参与观察者进入到拍摄的场景的。两个工作坊的纪录片中，都有我第一人称视角劳动的场景。我穿梭在厨房，工地，屋顶，接待处，真实地参与每一个工作的的同时也努力用摄像机捕捉有意思的场景。
想田和弘在《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中说，“纪录片由相遇和时机支配着，只能捕捉现实里有的那么一小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怎么标榜客观、中立、公正，一切纪录片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体验记录。”
但是，拿着摄像机，对比起全身心投入地参与体验，有着巨大的差异。
或许，当我将自己的拍摄行为定义为参与式观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被割裂成了“参与”和“观察”的两个部分。拍摄不像文字记录一样可以事后回忆整理，它硬生生地在真实的场景与记录者之间插入一个无机体——它会像在场的所有人宣告自己的存在：你们不管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都不会停止切割真实这块面包。
第一层，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场景，你知道记录下来的意义重大；但你也会感受到手的沉重，喉咙的堵塞。你知道这个行为会在你们的关系上划下裂痕。前方是分叉口，你是想选择成为这个场域的一员，还是客观的记录者呢？
在上日笠昭彦（日本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在大学教授的课程时，他也曾经笑着说，能否取得一个场景的拍摄和上映权，这其中的交涉可能是纪录片制作最刺激的部分。有时候纪录片制作者必须保持一个冷酷的距离，因为将被摄体潜意识里抵抗的部分展现给世人这件事，不可置疑的相伴着暴力性。
第二层，当你在思考画面构成，曝光等技术性问题时，你就无法将100%的注意力放在被摄者的身上了。
遇到非常触动心灵的场景。是选择插入摄像机这块介质，还是留在那个当下，全心全意的感受呢？
面对这两个问题，我都会选择放下摄像机。
想田和弘在书中讲，他想通过电影记忆的方式，留住时时刻刻流失的时间，所以才拍纪录片。
而我，是在为何而记录？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开始拿起摄像机尝试记录。在回溯我的拍摄起点的时候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跑了出来：
摄像机是我的面具，我的盔甲；
它的客观和冷漠保护了我不在这个场域中受到伤害。
只要大家事先默许了摄像机的存在，
我就能躲在摄像机背后，
极度弱化自己的主体性，
宛如透明人一样。
天，哪。
这个潜意识背后蕴藏的伤痕，是在日本的人际交往间一次次飞蛾扑火后留下的灰烬。
日本社会对个体的忽视和冷漠，在我身上烙印下巨大的疏离感和悲伤。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了解和连接那里的人，文化和环境。所以我举起了摄像机，因为借助它，我才能获得存在在这个场域的正当性。
……
但是，这个奇妙的预设没有实现。当我真正开始记录时，我发现Sunshine强大的存在感和主体性无法被摄影机所遮盖。当镜头前的人面对摄像机开始说话时，他们说话的对象会是作为参与者的我，而不是可能看到未来的成片的观众。比如下面这一幕：
被压抑的自我最开始，只想以观察作为参与的借口。
但是随着真实的Sunshine逐渐敞开，
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摄像机这个盔甲了。
从一开始，我就真实地在这里——
看见，
被看见。
Sunshine
2023年12月7日
封面Camera：@4xolotl
